外交部翻译张幼云站在“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身后，在这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张幼云身旁的“铁娘子”——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动了情，她对张幼云，也是对大家说：“我们正在见证书写历史。”……

　　采访原外交部高级翻译张幼云时，她刚从国际劳工组织性别平等局局长这个位置上卸任，现任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高级顾问。谈起参与香港回归祖国谈判，谈到给邓小平作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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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的经历，张女士感到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张幼云/口述

　　《环球》杂志记者/刘冬杰 采访整理

　　作为中英香港问题联络小组中方一名成员，我能够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确实非常荣幸。香港回归对于我是一个十分难忘和珍贵的记忆。参与香港回归祖国谈判的两年中，我获益匪浅，真的觉得自己又上了一所大学。中国通过谈判，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为国与国之间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不仅对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具有现实意义，对全世界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香港问题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后签订的3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英迫使清政府缔结的《北京条约》，1898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一直是罩在中英两国间的阴影。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抹去两国人民心头的阴影。

　　清政府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这3个不平等条约。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保持香港繁荣，而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这就是为什么22轮谈判都是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原因所在。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这是中英两国领导人首次就香港问题进行正式磋商和会谈。撒切尔首相这时风头正盛，因为英军在马岛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同时她领导的政党又取得国内大选的胜利。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坚持3个条约有效，以求在此基础上，用主权换治权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

　　邓小平这个小个子巨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判时，邓小平以独特的风格，直截了当地把3个相关联的问题一下子摆了出来。他开门见山谈出原则立场：第一个是主权问题；第二个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如何管理香港问题；第三个是从当时，即1982年到1997年这15年间，中英双方如何友好合作，保证香港平稳过渡。概括起来，就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这是异常清晰的大思维，着眼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中国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

　　小平给人的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问题上毫不犹豫。他当时说：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中国人民已经等了33年(指新中国建立以后)了，还要等15年，如果届时我们还不收回香港，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我们的政府就成了晚清政府，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就成了李鸿章了。

　　铁娘子没想到遇到铁汉子

　　尽管撒切尔夫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遇到了一个极强大的对手，她仍然试图攻克这个“堡垒”。她强调，是英国的治理带来了今日香港的繁荣，只有英国的治理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不然后果对中国是灾难性的。

　　面对撒切尔的“主权换治权”的立场，邓小平冷静而针锋相对地回应说：首相夫人，你讲中国四个现代化要建立在香港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何况，香港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是不是由英国来统治，而是取决于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如何管理香港。如果出现首相夫人所说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就将勇敢地面对，做出决策。

　　邓小平明确指出，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关键是在过渡期，要注意有人在背后搞混乱。但我们希望同英方友好磋商，顺利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中英两国合作，从现在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香港问题进行磋商，保证香港顺利过渡。他还强调说，中国政府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这对中国大陆有利，对英国有利，也符合香港人民的利益。希望得到英国的理解和支持。如果香港发生动乱，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希望谈好。如果不能，我们要在一两年内宣布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邓小平这种坚持原则，绵里藏针的谈判风格，贯穿了他与撒切尔夫人会谈的始终。

　　面对邓小平这个“铁汉子”(当时外界某些传媒在评论撒切尔夫人访华时，很风趣地说铁娘子没料到会遇上铁汉子)，撒切尔夫人看到，在主权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对邓小平提出的时间表表示异议，并坚持说，不要限定时间，要视会谈而定。 后来的历史证明，小平同志限定要在两年内谈完的这个决策十分英明，这是从避免香港出现动荡，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制定的。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华访问。她见到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时说，两年谈完，我认为不可能。现在证明你的设想是对的。非常英明。”

　　香港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尝试。邓小平不愧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任你千军万马，我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胸中有全局。在香港问题上，他的原则是明确的：3个条约无效，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稳定，是落实“一国两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和政策的高度结合

　　本着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的原则，语言和政策的高度结合贯穿了谈判的始终。举几个例子：首先，在中英香港问题的22轮谈判(中文都叫“谈判”)中，英文用的都是“talks”(磋商)，而不是“negotiations”(谈判)，因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其次，要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而不能说“收回”；另外，达成的协议不用“treaty”(条约)，“agreement”(协定)，而是用“declaration”(声明)。1984年达成的协商结果，各自“declare”(声明)了以后，最后发表联合声明，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联合声明》，而不是“协定”，因为主权问题不是中英协定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创新。

　　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而且是一个英明的策略家。关于如何起草中英联合声明，他曾对中方代表团做过“宜粗不宜细”的指示。这是十分正确的策略。因为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和目的在于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和政策框架，而不应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过细反而会有所遗漏，应给未来留有一定的余地和空间。大家都知道，联合声明主要的内容是，1997年后，香港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以上政策50年不变。记得曾有记者问小平同志，50年后怎么办。小平睿智地回答道：“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坚持原则但从不僵化，他富有远见而不拘泥于小节，是一个具有非常人格魅力的伟人。1989年的3月16日，撒切尔夫人在接见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时说：“‘一国两制’的提出，解决了原本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十分钦佩邓小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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