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黄凤珍报道 1978年10月的一天，一位39岁的日本人在东京的一家寿司店定购了4大盘寿司，匆匆拦了一辆车直奔迎宾馆。因为乘的是出租车，车上空间狭窄，寿司很快被颠了出来，于是这个人又回去重新做了四盒，改用林肯高级轿车运送这些精美的食物。

　　这些食物被送达目的地以后，客人吃了三块寿司，甚感满意，小伙子的心中这才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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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许多。这位客人就是当时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他此行是为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

　　当年的购买寿司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年过六旬的老人。在他那间挂满了与邓小平合影的办公室里，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理事长北村博昭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是邓小平努力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功绩。”

　　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

　　1978年，邓小平访日的种种细节，北村先生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说：“日本方面十分重视邓小平的那次访问。为了万无一失地接待好邓小平的这次意义深远的访问，日方制定了周密的接待计划。当时我奉日本外相园田直的命令，到位于东京涩谷的一家最有名的寿司店，买了4大盘寿司送到邓小平下榻的迎宾馆，请邓小平品尝。当我看到邓小平吃了3块寿司，并且表示十分满意时，我当时扑通扑通的心就一下子平静了下来，觉得自己很好地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北村接着回忆说：“日方了解到邓小平喜欢下国际象棋、吸‘熊猫’牌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他访日期间，我们通过三越百货店买到了这种香烟。”

　　据北村说，他第一次面见邓小平时34岁。直到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前，他与邓小平接触过4次，都是在北京，而且都是作为园田直外相的密使与邓小平接触的。

　　北村说：“邓小平当时主要跟我讲苏联问题和条约中的反霸条款。这时，中国方面的廖承志要求我对自己与中方的交往保密，而日本方面的园田直外相和福田赳夫首相却要求我把自己与中方的交往情况原原本本地及时报告日方。”

　　北村回顾当时邓小平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他说：“园田让我打听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想法，所以我在见到邓小平时就问起这件事。邓小平说：‘中方说是中国的领土，日方说是日本的领土，我看就这么办吧：到孙子辈时再和平协商吧，不要发生冲突。’邓小平还风趣地说：‘孙子辈一代按25年算，是多少年？’”北村说：“我后来就此问题给园田外相打了个报告。1978年8月，园田在北京见到邓小平时又提起这件事，邓小平还是坚持他的上述意见。此后。园田对我说：‘我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话。我回日本后，就按这个说法去做工作’。就这样，日中双方当时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实是按照邓小平的想法达成了协议。”

　　“中国的发展是邓小平的功绩”

　　北村还说：“当时我为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所做的工作都是保密的，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仅在1973年，我为签订和约与中方共接触了12次，其中与邓小平接触4次。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在5年后的1978年签订的。与邓小平见面时，他主要讲苏联要称霸、中苏边界紧张、中国必须想办法保卫自己等。”

　　北村强调说，邓小平过去对他说的话始终要求不得公开，但现在可以公开了。北村披露说：“有一次，邓小平对我说：‘北村，中国的右腿也许可以加入《日美安全条约》，但身体和另一条腿是决不能加入的。’”

　　北村说，邓小平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举例说：“1981年1月，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邓小平与我单独谈话，说中国国库缺少外汇，让我帮助筹措美元。邓小平让我帮助中国把中国的核燃料卖给日本。听了邓小平的这一嘱托，我立即向日本的有关公司推销中国的核燃料。当时，东京电力公司、仙台东北电力公司、关西电力公司、中部电力公司等4大公司都购买了。直到现在，这4家公司仍在继续购买中国的核燃料。”

　　北村还说：“1982年3月，邓小平又对我说，中国要搞核电站，而且要搞压水堆。邓小平还说，日本的三菱重工业公司能帮助中国搞。后来，中国的第一个核电站，也就是浙江省的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就有三菱重工业公司的帮助。”

　　北村认为：“中国的核电站、中国的工业、中国的农业、以及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是邓小平努力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功绩。”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北村先生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十分精致的纪念章，便好奇地问此纪念章的来历。我的好奇心更加引起北村先生的深情回忆。“这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时，日本政府发给他的‘桐花’纪念章。这是日本政府专门为邓小平访日而制作的，全体接待人员戴上这种纪念章，可作为参与接待邓小平的‘身份证’。”而北村当时是园田直外相的“地下”秘书。北村说，他之所以直到现在仍佩戴这枚纪念章，就是因为他崇敬、怀念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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