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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春天故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22:09 新民周刊

  撰稿/曲力秋(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

  开启理论创新的大门,就是开启了中国大发展的大门。这扇大门,是在1978年的春天被一位老人的巨手推开的。

  25年来,每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这位老人在推开大门时的铿锵宣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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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荡在国人的耳边: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声音曾如滚滚春雷,震撼和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直到今天,仍持续且有力地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或者说“他未 竟的改革开放事业”)。

  震撼东方的声音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我们所经历的这场变革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当我们试图勾勒和诠释这场历史剧变的 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追溯的这部历史的源头竟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掀启中国历史巨章的,让一代人摆脱了噩梦从沉睡中惊起的,不是 那惊天动地血与火的变故,而是这样一场看似关于一个哲学命题的大讨论。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刊发了这篇题为“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 与否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做出了用实践去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文章在理论和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在当时却如同一声惊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它直指“两个凡是”,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大讨论。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行了整整25年,但没有人怀疑,26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此后一系 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端,从某种程度上说,从1978年到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几乎所有的争论实质上都是真理标准问 题之争的继续。

  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人都不会忘记,26年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虽然“四人 帮”已被粉碎,但拨乱反正领域里却雷区密布,“左”的错误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

  这一切,皆缘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所坚持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 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全面肯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两个凡是”让刚刚摆脱十年浩劫梦魇的中国人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好像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气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了回去。当时主持宣传工作的耿飚则认为:“ 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久遭压抑的中国人民终于蹒跚着迈出了摆脱红色政治迷信的步伐。

  政治革命的前奏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酝酿、开展之时,沈宝祥正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工作。作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 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理论动态》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沈宝祥有幸参预和亲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整个过程 。8月19日下午,本刊驻京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新民周刊》:在谈到小平同志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我想可能谁也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结束了一个 时代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发端,却是一场看似关于一个哲学命题的大讨论。

  沈宝祥: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奏。五四运动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它是怎么开启的,不就是通过宣传民主与科学 ,通过反对封建主义的大辩论吗。法国大革命开始也不是大革命,而是批判封建主义。任何一次革命都是先解放思想之后才有 行动。所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既是事实也是普遍规律。

  《新民周刊》:您是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的创始人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先在 《理论动态》上登出,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的,而在此后的大讨论中,《理论动态》和中央党校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沈宝祥:中央党校原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但“文革”期间被取消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 。1977年3月,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日常工作。

  胡耀邦一到中央党校,就开始筹备复校开学工作,并开始揭批林彪、“四人帮”,力求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肃清“四人 帮”的流毒。为了有一个好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战线的阵地,1977年7月,他主持创办了《理论动态》并亲任总编。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这个开学典礼很隆重。华国锋讲了话,叶剑英也讲 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希望中央党校能认真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要总结第9次、第10次和第11次路线斗 争的经验,他说的这三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指整个“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于是拿出10天的时间让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讨论这个问题,并明确规定研究党史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分辨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在讨论过程中,学员 们的思想非常活跃,也提出了不少难题。有的人认为,应该用毛主席指示来检验“文化大革命”,有人则认为应该用中央文件 来检验,有人虽然同意按照实践的标准,但对于什么叫实践、谁的实践等问题又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胡耀邦创 办《理论动态》的理论家吴江决定写一篇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孙长江起草。

  《新民周刊》: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讲师也正在写这样的文章。

  沈宝祥:是的,他叫胡福明。1977年夏天,南京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主办单位邀请了《光明日报》理论组的 组长参加会议,会上,他发现胡福明的思想比较敏锐,于是就邀请他给《光明日报》写文章。胡福明随后给《光明日报》同时 投去了两篇稿子,一篇稿子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一篇是批判江青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光明日报 》理论组决定采用前一篇文章,但同时又觉得这篇文章太单薄,于是让胡福明和理论组的编辑对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

  1978年4月的一天,胡福明的文章转到了《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里。杨西光曾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 是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批学员。在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的总编。杨西光看了胡福明的文章 后,觉得这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于是他决定把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突破当时影 响拨乱反正的禁区,然后放到第一版发表。

  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等人也在写这样的文章,就把文章送到中央党校来修改。吴江和孙长 江看了胡福明的文章后,决定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发表,题目还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文章修改好后,送 胡耀邦审定,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商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胡耀邦对这个方案欣然 同意。

  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上 海的《文汇报》、《辽宁日报》等10多家省市级报纸也同时转载了全文。

  小平的决定性作用

  《新民周刊》:在随后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邓小平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沈宝祥:小平同志是最先出来支持这场讨论的,他的支持可以说是对这场讨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这是由他的地位、身 份和威望决定的。在整个大讨论过程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对讨论给予了正确的引导。所以,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支持与引导 对这场大讨论最终取得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民周刊》:文章发表后遇到的阻力很大吧?

  沈宝祥:非常大。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 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政治上很坏很坏等等。胡耀邦的顶头上司还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 门的负责人以及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批评这篇文章,会上还点了胡耀邦的名,很厉害,他们想趁讨论还没有开展起来就 把它压下去。当时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就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坚决支持讨论向纵深开展。

  他说,这篇文章发表时我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我就找来看了一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嘛,扳不 倒嘛。

  6月2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 决问题,而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引述毛泽东从建党初期到1963年反复阐述的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指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从而有力地反驳了所谓坚持实践标准是“砍旗”等等谬论。

  9月,小平同志去朝鲜访问,回来时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在东北三省视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东三省沿途都在 讲思想路线问题。特别是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后,他又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这就从哲学上和政治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反对实践标准的实质。

  小平同志在东三省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到各省,这对讨论在各省的展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之 后,各省省委、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明确表示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地支持“两个凡是”了。

  《新民周刊》:讨论什么时候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沈宝祥: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原定开20天,要讨论的三件事情都是经济问题。会议 召开的第一天,陈云就在东北组放了一炮。他说,现在提出要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但如果有一些重大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实 现安定团结,然后他提到了薄一波61人叛徒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陈云的这个讲话发表在当天的简报上发往各个 组,第二天,各个组都表示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样,原定20天的会议开了40多天,议题也就由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 题,会议开成了一个拨乱反正的会议。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大家的讨论做出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项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等。12月13日,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 ,他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精辟地阐明了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这个讲话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 它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

  理论的沿续

  《新民周刊》:现在人们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一道,并列为现代中国的三次深刻的思想解 放运动,您作为整个大讨论的参预者和见证者,事隔26年后,您怎样看当年的这场大讨论?

  沈宝祥:这场讨论是历史的起点,但它又改变了历史。在当时,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次大讨论。它推倒了两 个凡是,破除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启动中国重大历史转折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同时也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所以将这场讨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 风运动并列为现代中国的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看毫不为过。

  《新民周刊》: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仍具有现实意义?

  沈宝祥: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得好不好?我们的一些理论观点、理论创新究竟能不能成立? 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究竟对不对?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只有按照实践的标准。小平同志把实践的标准具体表述为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新民周刊》: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大家都在谈论他给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在您看来,小平同志给中 国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沈宝祥:是他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创立的一套理论,其中当然也包括思想路线。邓小平理论过去指引我们取得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今后一段时间里必然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搞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哪一个不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干的,改革开放是他提出来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他提出来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路上前进,他以后的人虽然给他的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但不是另外开辟了一条新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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