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抵制日货、谩骂日本的言论往往能引起很多跟帖。可是,民众中能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却实在不多

　　70岁的鞠德源先生研究钓鱼岛问题数十载，虽然，网上有关这个话题炒得热热闹闹，但他的家里却时常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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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24日，中国的7位民间人士登上钓鱼岛并遭到日本有关当局的非法拘禁，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达到了高潮。那时，才有人来电来访，跟鞠先生讨论或向他请教关于钓鱼岛的学术问题。

　　然而，一年前，他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并售卖自己关于钓鱼岛的专著，可是，家里的电话只是偶尔才会响起。

　　最近，伴随中日海底资源之争的日趋激烈，网上有关新闻的点击率又一次上升，只是鞠先生的售书电话还是不热闹。

　　艰难面世的著作

　　鞠德源退休后开始写作这部钓鱼岛问题的专著。退休前，他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多年从事古籍整理与保管工作。

　　1982年9月-1983年10月，鞠德源受邀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客座研究员。1989年9月-1991年7月，鞠德源先生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

　　在日期间，他在日本的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以及外务省史料馆和冲绳县立图书馆等处，大量搜集了包括中琉关系、日琉关系以及日本侵台等方面的档案与文献资料。1991年11月，鞠先生回国时，从日本带回了一个集装箱的、体积超过3立方米的各种材料。

　　1994年退休后，鞠先生开始着手写作。1998年，一部100万字、上下两册的《日本国窃土源流 钓鱼列屿主权辨》的长篇巨著写成。这部书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自古以来，钓鱼台列屿就是中国的固有主权领土。

　　著作手稿得到了业界人士的充分肯定。《解放军报》对此作了报道，书中的观点也被后来的一些钓鱼岛专著所引用。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一帆风顺的出版。

　　1998年，鞠先生跑了北京的许多出版部门，因为是学术著作，又因为书的内容涉及外交关系，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问津。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鞠先生的学生介绍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三联的编辑在看了鞠先生的书稿之后当场拍板说，书稿一定能出。但后来却不了了之。

　　鞠先生说，那时“保钓”问题暂时平静了下来，可能是出版社担心没有“卖点”。

　　无奈之下，鞠先生拿回稿子，又请人把原来的已改成的繁体重新换回简体，光此一项费用他就花了1500元。

　　1998年12月，鞠先生把书稿送到外交部亚洲司和条法司审查，两个司审查后提出修改意见，并共同出具了同意书稿出版的函件。

　　有了同意书，鞠先生又一次找出版社，最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但由于书的内容涉及外交，出版社再次要求鞠先生的书稿送新闻出版署审批，而新闻出版署说外交部的函件不正规，需要重新批复。鞠先生于是再次把书稿送去外交部。

　　在1999年年关将近的时候，鞠先生终于得到了外交部的函件。新的函件和原来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变换了一下公文格式，简化了些许文字。审视函件，鞠先生百感交集。

　　国家有关部门的态度是认真、慎重而积极的。书稿最终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那已经是2000年了。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波折又来了。出版社发现给鞠先生安排的编辑并不擅长编辑此书，在又折腾了七八个月之后，鞠先生不得不从头做起。

　　书成稿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出版费了。2000册书总共花去了鞠先生10.4万元的印刷费，此外还有5000元的审稿费、1.2万的排版费和1万元的其他费用等。各种费用加起来，记者算了算，怎么也要15万左右，这一切，除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赞助的4万元钱外，都是鞠先生自掏腰包。

　　无奈的自产自销

　　历经数载写完的书出版了，鞠先生立刻又面临着卖书问题。

　　鞠先生的书上下两册，重5斤，几年连卖带送，他只“卖”出了400册，剩下的书在家里堆着，几乎占满了一个房间。无奈之下，不擅电脑的鞠先生只好请助手帮忙上网卖书。不过，效果并不好，几年下来，也没有卖掉几本。

　　关于“保钓”的新闻在网上的点击率非常高，何以他辛苦数十载的书少有人关心呢？鞠先生认为，一方面，这是一部纯学术类的书，语言不如通俗小说那么好读，对书的广告宣传也不够。

　　另一方面，按照鞠先生的体会，对这部书的关心，有人是“有心无力”，有人是“有力无心”。就是“有心有力”的人，寄钱买书多半也是出于对他多年努力的同情，而不是真的对这部书感兴趣。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不少人虽很热衷于讨论中日关系，但是，却多注重情绪的宣泄，而不太关心学理的研究。这正是这本书以及许多严肃探讨中日问题的书籍卖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民伦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民间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互联网上发表的反日帖子铺天盖地，抵制日货、谩骂日本的言论往往能引起很多跟帖，可是，民众中能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却实在不多。”

　　他说，“反日”在一些场合，成了一种流行符号，一些人用它来宣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但可悲的是，这种情绪似乎透着“浮躁”。

　　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样的书引不起注意，是因为不少中国民众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理所当然，根本不需要拿出一本书去证明，大家不需要对具体的历史内容加以了解。

　　“也许，真要等到有一天中国要与日本就此问题对簿公堂时，这本书才会有意义？”他说。

　　1000多部书还堆在家里，鞠先生却已开始了他的下一个行动。他决定办一个《钓鱼台列屿中国固有主权领土大展》。

　　但是，展览的制作经费还有很大缺口，场地费用至今尚未落实。记者找到了一群朋友，他们都是公司白领，可当记者提出帮助鞠先生筹集展览费用时，他们却无一例外地拒绝了。

　　鞠先生试图用学术来填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他说:“学术应该成为爱国的基础和后盾。过激行动只能‘授人以柄’。”

　　古稀之年的鞠先生文静而平和，对生活并无额外的要求，只是渴望“做点事情”。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假如再多一点经费，我可以把钓鱼岛的研究做得再深入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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