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

　　只有卸下了历史包袱，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7月19日，王选给《望东方周刊》发来一份传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一份书面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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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肯定我们与日方进行的索赔诉讼行动。”话筒里,王选的声音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

　　“如果表态能再明确点、大胆点就好了，”王选有些遗憾地补充道，“不过，毕竟也是一个突破。”

　　听得出，王选的声音透露出理智和冷静。其实，熟悉王选的人都知道，王选是一个内心感情十分充沛的人，不喜欢掩饰好恶，爱憎分明。最初站在法庭上的时候，王选曾数次潸然泪下，边哭边控诉。

　　长达7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将王选锻炼得更加成熟了。

　　自从1995年8月3日，共同社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使她立志走上法庭，与日本政府面对面较量至今，一次次地举证，一次次地调查，其中的艰辛没有亲历的人是无法明白。诉讼之路漫长而枯燥。无法估量王选到底给中国的对日诉讼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贡献，但是在《望东方周刊》所接触到的对日诉讼团相关人士中，没有不对王选高翘大拇指的。诉讼团秘书长，来自浙江的王培根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如果没有王选，我们的诉讼不会走到今天。”2004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对日细菌战诉讼原告团、被告团共同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地对王选的贡献做了很高的评价。

　　王选开始涉足对日细菌战诉讼以来，创造了许多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记录。

　　或许美国学者谢尔顿·哈里斯的评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有王选这样的两个女人，日本就将沉没。”但很遗憾，王选只有一个。

　　大约在2002年,王选获得了相当高的荣誉。这一年，她被国内多家权威媒体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她所代表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也在一时间被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事实上，没有多少人知道,王选对于对日诉讼的成败本身并不特别看重。她曾不只一次地说过,这场官司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她说,“从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道义上战胜他们。”

　　“愚公移山”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寓言，王选与日本打官司或许可以套用这个寓言，王选说过，如果这一代人打不赢官司的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或许如那部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彰示的，王选想要的是个公道。王选曾经告诉《望东方周刊》:“我并不仇恨日本，也不是盲目的反日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使中日两国能够将历史事件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只有卸下了历史包袱，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讲话？因为，我们是人!”这是王选在纽约为对日细菌战诉讼战发表演讲时的声音，她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以后有灵魂，灵魂是不死的。这个诉讼就是为这些没有声音，甚至没有名字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现在全世界都听到了。”

　　7月9日，中国劳工状告日本“西松建设”一案在日本广岛高等法院胜诉，对此,王选相当欣慰。但她说，此案虽胜诉，但“西松建设”仍不承认半个多世纪前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同时仍在中国大量赚取利润。对于这样的日本企业，中国政府应进行相应的经济制裁。

　　王选还通过香港媒体建议，中国受害者应考虑在中国国内提起对日诉讼。因为多数受害者应在祖国受到保护。由中国的法院接收受害者的对日诉讼，从程序上来说，可以使受害者申诉有门。同时有利于当局掌握受害者情况，以便在此基础上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这些受害者的正当权益。对于日本，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每次见到王选，她都是很忙，风风火火的样子，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实际上，王选的生活里只有一件事。

　　王选多次说过，她最担心的便是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会遗忘历史。有一次，她很高兴地提到，有一个女孩子愿意继续她的事业，“还很年轻呢”，她特意强调，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欣慰。

　　《望东方周刊》记者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见过这个希望接过王选大旗的年轻姑娘，很腼腆，很羞涩。但是，谁敢说，这个姑娘不会成为下一个王选呢?

　　王选这位杭大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对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定不会陌生。不知道在她疲惫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这个悲剧人物一遍一遍地把石头往山顶上推，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

　　想问王选，但是还没有出口。王选开口说了，马上，她又要去日本，参加新一轮的出庭。

　　于是，问题便咽到了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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