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驻京记者邢林池／报道

　　2004年8月28日，星期六，北京光华大厦，“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现场。

　　郎咸平教授是这里真正的主角。这位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享有教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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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炮轰格林柯尔、脚踢海尔而 引起广泛的关注。在互联网上，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在经济学界，他则受到了普遍的排斥。在一片反对声中，也有些许学 者表示支持他，事实上，这个研讨会就是一个“挺郎大会”。

　　“挺郎大会”变成了声讨会

　　会议现场中洋溢着一种激烈的气氛，许多明显的情绪化的因子在空气中蔓延着。一些大胆而急切的发言者不断地打断 别人的陈述，并略显粗鲁地拒绝主持人的提示。这是记者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不斯文的一场了。事实上，这种失礼的场景让几 乎每一个听众都感到愕然，也让郎咸平有几分不安。有好几次，郎咸平想从座位上暂时离开，但都被主持人劝阻了。

　　郎咸平教授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很会修饰自己而且颇为儒雅的人。郎教授出生在台湾，在去美国 拿博士之前，他曾经做过记者。这或许是他在媒体面前能保持得体举止的一个原因。

　　然而，他的国内声援者却不像他那般沉静。也许是因为他们太长时间都没有把嘴巴对准麦克风，他们要急切地说，说 自己的观点，说自己在学术待遇上遭遇的不公表示。一位参会的学者说：“我就是要打破那些人的垄断。”而另一位人士则抗 议说：“过去，我们没有平等地讨论问题的时机，论文都发表不了。”

　　“那些人”是谁？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朗读了一份名单，这些人包括：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樊钢、林毅夫…… 郎咸平说：“这些人都受到了邀请，但没有一个人参会。”

　　那个长名单的缺席这并不影响郎咸平教授的激情，他果敢地宣称：“今天我所要谈的一个学术界问题就是批判，我要 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

　　在多次暗示之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了，郎先生炮火所向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就是那些主张把经济问题尽可能 多地交给市场的学派，这个流派是以上述那些未到场人士为代表的，他们主导着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

　　从批评家电公司格林柯尔开始，到批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暗潮涌动的MBO(管理层收购)，短短一个月，郎咸平 在国内经济界掀起一股“旋风”。如今，“郎旋风”变成飓风，它以快意直率的方式奔袭其国内同行。上述名单中的几乎每一 位人士都曾经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划策，都曾经对政府重大决策有过相当的影响，如今，他们占据着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讲坛。

　　“这个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改革就是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他们要的经济就是私营经济为主体，而政府就应 该是小政府。”郎咸平坚定地说：“我个人反对这种学说。”

　　听众中间的某位经济记者评价说：“假如政府采纳了郎教授的观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无疑将发生巨变。”

　　“我希望这只是一场学术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奎与郎咸平教授一同表示。但其他一些参会 的学者并不理会这个说明，他们一再向媒体透露，将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改变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

　　“郎旋风”变成“郎飓风”

　　8月28日之前，内地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与“郎旋风”正面相遇，而郎咸平自己则不得不与一个一个 的企业个案进行纠缠。

　　先是6月份，他批评TCL产权改革方案，对于该公司董事长个人通过股权改革一夜暴富提出质疑，又对该公司先集 团上市又剥离核心业务上市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TCL董秘亲自撰文回击郎咸平，后来双方在上海 电视台的第一财经节目里达成了谅解。

　　公案未了。8月初，郎咸平撰文“四问海尔公司管理层”，认为该公司的“曲线MBO”是内部管理人员私分国有企 业。有学者亲自操刀撰文为海尔辩解，海尔公司也发表公开声明反驳郎咸平。

　　接着，郎咸平对中国最大的冰箱企业——格林柯尔集团连续收购地方国企的行为提出批评，以财务分析的方式揭露顾 雏军“七板斧”席卷国家财富。格林柯尔反弹强烈，一方面在内地组织发表文章驳斥郎咸平，一方面声称在香港起诉。

　　现在看来，这些仅仅是某件事情的前奏。郎教授惯于对企业财务进行个案分析，这种风格已为国内的媒体所熟悉。他 曾经批判香港上市的中国红筹企业——华润、北控等大公司，也批评了内地最大的民营财团新疆德隆。人们习惯于认为，对公 司治理进行批判，是郎教授这样的财务学专家的份内之事。但显然，这一次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公司层面。

　　“中国应该立即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在批评了中国家电业三大公司的产权改革和收购项目之后，郎教授在上海、 北京、广州连续发表演说。

　　这种惊骇时人的观点引起中国经济界的种种骚动，人们在私下小心翼翼地议论郎教授的看法，但郎咸平却在期待制造 更大的波澜。

　　果然，在8月28日，“郎旋风”变成了“郎飓风”。这天上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著名经 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在深圳发表演讲正式回应郎咸平，提出“不可因资产流失而终止改革”，“ 要积极评价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张的发言通过互联网传到北京，为郎教授下午的发言制造了最佳的铺垫。这看起来是 一场最美妙的对手戏。

　　“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导的产权改革里，生产资料将再度交还到私人手中。”郎咸平在8月28日下午说：“本来我 不应对此有所反对。但现在我的反对意见非常明显，因为这种产权改革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一个交易 。”

　　“这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所以我要站起来反对。”郎咸平说，“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要归结为产权问题，民 营化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头到尾，我都主张大政府主义，我都主张中央集权。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以民为 本。可我们现在的产权改革走错了，错误地以效率为本。”

　　“国企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是保姆，”郎咸平说，“他的任务是照顾好国有资产，而不是要当国有资产的主人。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派要国企退出经济舞台，我告诉各位，政府应该退出，而国企不应退出，国有股就是股东。我的观点是，在国有 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以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他的所作所为，应该以硬指标来进行判断。”

　　“我心目中的未来中国的走向，我期待：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企业可以是民营企业。”郎咸平在北京说。(详 见《郎咸平：我反对“国退民进”》)

　　谁人反驳郎咸平

　　和郎咸平一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商学院教授。与郎咸平不同，张教授在内地享有 更大的声望。他曾在2002年被评为央视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多次与经济学界领袖人物吴敬琏教授合作，对经济问题发 表看法。

　　张教授与郎教授似乎经常观点对立。

　　这次，他们的一个主要区别，在国企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上。张维迎说：“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存在国有资 产流失的话，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没有合格的主人，就难有称职的保姆。”如何形成职业经理人的 信托责任？张维迎认为，只有通过产权改革，找到合格的主人，才能创造完善的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

　　将答案重新转移给产权改革，郎咸平自然不能同意。他认为，职业经理人的国际国内市场正在形成，国企不缺乏合格 的职业经理，信托责任要靠严格的法律规定来实现。

　　建立何种严格的法律来规定国企领导人的责任？很显然，问题尚未在这个层面上展开。人们熟悉的一些国企领导人陷 入经济犯罪的例子，大多数局限在贪污、受贿、转移资产等方面，国内没有法律文件要求国企老总对企业的亏损承担民事甚至 刑事责任，而建立这样的法律来保障国企顺利运行在经济规律上是否可行？郎咸平本人对此甚至都没有仔细地说明。

　　但迄今为止，那些被“郎飓风”袭击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回应甚少。张维迎认为企业家是弱者，值得同情和 保护。在更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中间，他并未赢得像郎咸平一样多的掌声。

　　并不遥远的呼应

　　“郎咸平教授不会孤独，我们将集体声援郎教授。”在“挺郎大会”的前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帆在电话里对记者 说。

　　果然，8月28日下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权、理工大学教授杨帆等数位经济学者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 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挺郎”观点。

　　“我们要打破学术垄断。”杨帆教授很委屈地说。郎咸平这一次公开批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杨教授是一个 精神鼓舞。“其实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给我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他对这个标签颇有些委屈。

　　一些久未公开露面的经济专家在会议上争先发言，他们热烈响应郎咸平观点的种种表态似乎超过了郎教授的预期，这 倒令郎本人显得有几分不安。

　　“我只是一个实证的财务学家，挂什么派并不是我所愿。我从来不想在意识形态上面探讨问题。”郎咸平说。“而且 在座的各位，”他环顾了一下那些声援他的专家，“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各自的观点并不一致。”

　　但仍有分析者认为，郎咸平最近一段时间的种种观点并非心血来潮。种种政策层面的变动都预示了一轮学术大讨论的 重新启动：

　　——从2004年初开始，中国经济走向了新一轮宏观调控，而调控的主要对象为迅速扩张的民营企业。在被明令限 制投资的三大实业领域中，民营钢铁公司、水泥公司和电解铝企业碰到了最大的困难；随着对银行信贷的收紧，诸多民企碰到 了运营资金困难；新疆德隆在股市的全面崩盘，最终导致国有银行作为债权人对这家民企实施“托管”。

　　“国企可以做大，民企不能做大。”郎教授的观点为这些政策做出了某种理论解释。

　　——中央国资委在2003年中期出台了对于MBO(管理层收购)的新的规定性文字，对一些地方企业推进MBO 或曲线MBO进行了严格规定。

　　而郎教授此番以财务分析为工具，直接批评曾被视为成功范例的TCL改制，明确反对MBO，显然是比国资委规定 更激进了一步。

　　——国资委去年底开始强调国企审计责任，并重新提出大型国企职业经理人业绩与绩效挂钩，并试行在全球范围内为 部分大型国企招聘职业经理人。

　　上述政策试验，与郎教授的强调“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学者都乐于拿“学术探讨”当作幌子，但实际上，任何一次重大探讨都最终被打上政策变动的印记。更何况，这 些最终参与讨论的学者，由于多数承担国家课题并且在重要的国家学术机构担任要职，其言其行最终对中央政府的决策都产生 了一些影响。

　　上一次重大而富有意义的“学术探讨”发生在2001年初。当时，著名学者吴敬琏教授对中国股市的投机和泡沫提 出批评，从而影响了中国股市长达数年的重新洗牌。

　　这一次，抛在案头的问题似乎更为重大。而争论才刚刚开始。这个争论将把我们带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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