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文

　　《红楼梦》中有一回说到贾家过中秋时，大家讲笑话。贾赦显然认为贾母偏爱贾政一些，他讲的笑话是，一个孝子的 老娘心脏出了毛病，大夫说用针灸法扎扎肋骨就能治好。孝子很不理解扎肋骨何以能治心脏的毛病，那大夫答道：“你不知天 下父母偏心的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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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兄弟三人，跟贾赦一样，我小时候格外留意父母是否偏心，是否公平地对待我们。对公平的过分强调显然给父母 增添了一些麻烦。比如，在分苹果的时候，父母也许觉得每人一个就很公平了，但是我会提醒他们，有的苹果大，有的则比较 小。

　　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公平和效率其实是有矛盾的。如果要强调公平，就会影响到效率；反之亦然。还以分苹果 为例，如果对公平的要求是精确到“个”，就比较容易完成了；如果要求精确到“两”，就要复杂和繁琐不少；如果要求精确 到“克”，爸妈大概要去买一个天平了。当然，我相信他们宁愿给我一巴掌，而不是去买一个天平回来。简言之，如果想要尽 早地吃到苹果，我就要忍受不那么精确的公平；如果想要尽可能地公平，我就要忍受复杂繁琐的分苹果过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由于产权问题涉及到所有制，涉及到意识形 态，涉及到社会公平，对它进行改革远比分苹果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产权改 革方面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仅仅一个公平问题就够复杂的了：如果希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我们可能就要牺牲一 些社会公平；如果希望更公平地完成改革，我们可能就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社会变革。

　　大致地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是基于不同的选择：中国相对更注重公平一些，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慢一些；俄罗 斯在很短时间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但是它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的一个长处是，社会各个阶层、全国的各个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改革的成果。纵向 地比较，几乎绝大数人的生活都比改革前有所改善。这样的改革容易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改革的阻力比较小。

　　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20多年来，一些老矛盾没有解决，“抹稀泥”式的改革必然导致在旧矛盾没有解决 的同时，一些新矛盾又在不断地积累。越到后来，我们越多地品尝到了改革缓慢的苦楚。

　　另一方面，横向地比，在过去的20多年里，社会分化更大了。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都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换言之，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同时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有欠缺。

　　与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效率的学问。一般说来，典 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会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偏向于社会公平。

　　在过去的20年里，经济学奠定了它在学术领域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于是，经济学 也就把它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地则在不断地缩小。这样，在整个学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先 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一些人唤作“新自由主义”。

　　郎咸平是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

　　坦率地说，在我看来，郎咸平的说法远不及他的论敌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 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哲学家，虽然他自 己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说到哲学家，老祖宗苏格拉底有个故事。他骄傲地说，他是神派到这个世界的牛虻，任务就是要这个世界保持清醒。

　　现在，郎咸平就在做那个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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