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中国数字电视领军人”的张文军另一种突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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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10:11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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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数字电视领军人”的张文军正陷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之中，这种压力甚至超过了1996年年仅33岁的他受命领军数字电视科研“国家队”，必须从一片空白中完成从无到有的超越时的压力。 那时的压力来自背后无路可退，张文军称之为“身后只有一堵墙”；现在的压力却来自四面八方，他必须“瞻前”，但又不得不“顾后”，而且还得“左顾”、“右盼”，同
坐在记者面前的人称“上海交大第一帅博导”的张文军，高大俊朗，但一脸倦容。“压力真的很大！”他说。 张文军究竟在忙些啥？他为什么不能在已打拼10年的数字电视领域里大步流星？压力飙升，他抗压指数是否也随之升级？ 上周，在上海交通大学他与另一位副校长分享的办公室里，张文军向记者细细道出10年心路历程以及人生新领悟——对他而言，这是他在高清数字电视领域频频突破之外的另一种突破。 在街边考察出来的“少帅” 张文军，今年41岁，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高清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中国数字电视领域，张文军可称得上“标志性人物”。自高清数字电视研发之始，他挑起的就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领军人”，而且迄今10年来，他一直领衔这一国家重大创新技术项目。 张文军一直被称为“少帅”。但10年前，刚刚30出头的更年轻倜傥的张文军，被当时的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发掘并大胆启用，是颇值一提的“少帅传奇”。 1993年，刚从德国做完博士后研究回国的张文军，作为上海交大副教授参加了国家科委的一次有关酝酿研发我国自己数字电视的调研会。会上，张文军的一席发言引起了国家科委的注意。会后，科委找到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张文军，双方开始频繁接触。说来有趣，当时科委与张文军接触的官员也属激情型，他和张文军常常就在北京街边，一站几个小时地讨论数字电视。经过无数次“街边谈话”和全国范围的调研，科委认定，这个31岁的年轻人值得信任。 1994年，数字电视7人专家组成立，张文军成为其中最年轻的成员。1995年，全国9个科研院所2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的高清数字电视功能样机研发总体组成立，未满32岁的张文军出任组长。 “那时的压力还真不小。”如今，张文军谈起那段后来奠定他地位的往事，有些轻描淡写。 但事实是，这个压力的“不小”指的是，美国从1987年开始启动高清数字电视项目，历时8年研制成功样机；欧洲则用了9年时间，而且仅德国飞利浦公司在此项目上的开发花费就达5亿美元。而中国当时的现状是，直到1996年研究还只停留在原理和方法阶段，实际硬件的设计制造根本还无处着手；至于钱，这个“国家队”经费只有1500万元人民币。同时，对组长张文军来说，他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科技上的“一穷二白”，还有200多名分散在各地的跨单位、跨学科科研人员的协调和管理问题。 这两年，张文军的“高压症状”是：因为思考太专心竟误喝“洗洁精”；妻子被他的梦话吵醒，发现说的全是高清电视，据说思路还很清晰…… 短短两年后的1998年，中国第一台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研制成功，紧接着，张文军又带领总体组成员完成了第二代高清数字电视实验广播样机系统，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的高清数字电视实况转播。这标志着中国的数字电视已经可以和领先国家赛跑。项目组申报了26项国家发明专利，初步形成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知识产权群，掌握了国际竞争中的筹码。 发现1999年的另一种价值 巨大的压力终于转化成巨大的成功。与当年的喜悦有所不同是，今天的张文军说：“我这两年越来越意识到，当年的成功还应该包括我个人的第一次成功转型。”确实，1999年，当那些没日没夜紧紧相随的压力最终成为奇迹时，那也意味着：张文军从一个单纯的科研人员成功转型为一个科研管理者，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兼具两者。 1990年，27岁的张文军接受德国飞利浦公司邀请前往做博士后研究。到公司的第一天，张文军就接到任务去解决电视信号传输系统中的一道技术难题，并规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但张文军半个月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公司据此做出的样机，效果比实验时还好。后来，张文军这个解决他第一个任务的方法被命名为“张氏预测”，并获得了一项德国国家专利。 在德国的3年里，张文军作为飞利浦公司的技术代表与专家组成员参加了欧洲3个高科技计划，先后获得4项发明专利，而且都是第一发明人。 张文军的才华使他在德国的工资一涨再涨，差不多涨到了员工工资的顶峰，接下来就该拿股份了，他的外国同事也都非常羡慕他。1993年，当上海交大的同事们听说“张文军回来了”而不是“张文军来了”时，十分震惊。因为那时张文军在德国的一个月工资相当于他当时所在的上海交大图像通信所20多个职工全年工资的总和。 当时众人疑惑，张文军很随意地回答：“我回来建设四化。” 现在，张文军说起这段旧事，这个爽气的山东汉子说，那其实也不算是一句套话，只是当时有一个“私心”没说出来，那时我觉得我挣的三四十万元钱够多了，接下来我要去实现理想了，留在国外大公司，永远是公司的一个“零件”，在自己的国家，或许可以作为“主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错，“主机”张文军发挥出了惊人的功率，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领军模式上的。其实，张文军在德国一边搞发明，一边细心观察，琢磨着国外科研力量的源泉究竟在哪里？他发现，国外科研的优势不在“智商”，而在于组织。如同精密的机器，整合每个零件发挥合力。在领军数字电视“国家队”时，高清数字电视总体组开创了国内首个工程化科研模式，全国9家单位200多人围绕一个目标顺畅运转。 新的挑战 如今，张文军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挑战，他所经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正源于此。 事实上，这场挑战早在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直播成功后，数字电视研发逐渐走出“国家队集训”的模式，张文军回到上海后就开始了。 作为科研领军人，张文军十分清楚，高清数字电视技术不仅是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关系到我国的科技地位，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软硬件，几千亿的中国数字电视市场就会拱手让给那些国外的“雄心勃勃”的产业霸主。所以，张文军感觉自己责无旁贷，他不得不给自己再添一个新身份——高清数字电视产业推动人。 为了实现同产业“无缝对接”，张文军首先在上海交大内部整合了包括芯片、软件等领域的力量，并吸收大批人才加盟，形成多个“学术高原”；然后以此为基础，研发瞄准“完整的技术储备”，向产业链各环节渗透。 此外，从1999年起，为了使技术产权得以明晰，并且对研发“输血”，在上海市计委、科委、信息办、文广局等支持下，上海交大内部逐渐形成企业群。2003年下半年，在进一步融合政府和本地产业界的力量后，一个整合后的“上海高清”公司诞生，张文军出任董事长。于是，张文军和“上海高清”成为上海数字电视由技术向产业化嫁接的主角。 但是，科研领军人和产业推动人的双重身份也使张文军身上的压力成双。作为科研领军人，他必须“瞻前”，这是科技的先导性决定的；但是作为产业推动人，他又不得不“顾后”，否则产业界就会被远远甩在后头，科研也会因此实现不了市场价值。同时，产业链也是一条利益链，于是，张文军身边左右的质疑是非多了起来。有人夸大张文军与对手之间的竞争，面对种种说法，张文军选择了沉默，把压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有人质疑张文军的科研能力，张文军以超越欧美的成果回应。因为张文军的判断和魄力，被国外定义为“不可能”的技术路线坚持了下来。有好几次，几乎无法克服的技术难关几乎把研究逼入绝境，张文军承认，自己也曾有瞬间的犹豫，但“我们的产业如果不想再受制于人，就必须在战略上实现跨越”。眼下，全球唯一能实现移动接收的数字电视“单载波单频网”正在上海顺利推进。 扛着双重压力的张文军，就这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地前行着，步伐也许不是很快，但他从没有停止脚步。 今年7月底，张文军受命参加“上海市科教兴市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领军ADTB-T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系统研究开发与产业化项目。他必须完成的目标是两年内在上海建成一个覆盖市区的试验网并进行商业试运营，同时实现芯片、接收机和发射设备的产业化，确立上海在全国数字电视领域的龙头地位，带动相关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从研究者、领军人到产业推动者，张文军这10年的生命是与中国高清数字电视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张文军强烈地希望，人们能够把他和中国高清数字电视作为一个中国科技界技术创新“从零到产业”的典型案例，来细细地观察，深深地剖析。 张文军说，只要真正静下心来看，从他这个看似成功的案例中决不会只看到成功。撰稿／刘 琳（记者） 陈 红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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