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日前，市文史馆馆员、退休教师许杏林先生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是否可以恢复女子中学、女子大学。如果这样，天津教育又将出现新的特色。

　　回顾天津教育的历史，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女子同样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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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走过了500年的时间，1905年，女子学校在天津正式出现。

　　“我太姑是天津第一批女教师”

　　1905年，天津历史上第一个女子学校———普育女子学校开始招生。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普育学校专门招收小女孩，不管贫富，只要能够交纳象征性的一点学费，自家的小女孩就可以到这里上学念书。普育学校位于鼓楼西板桥胡同，校舍的前身是火神庙。

　　女子学校既然是招收女生，那么也必须有女老师，这可让当时的学校创建者温世霖倍感头疼。“我祖父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太姑陆阐哉当时在城里非常有名，周围的邻居尊称她为‘陆大姑’。她不但会各种针线活，而且从小就在家里的培养下，写字背诗，十几岁时文才已经得到一些老先生的认可。更主要的是，我的太姑陆阐哉思想相当解放，对封建礼教的东西向来不理会。所以，当普育女学请她当老师时，我的太姑很痛快地答应了。”陆惠元先生介绍说。

　　谈起太姑陆阐哉的执教经历，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陆惠元告诉记者：“1900年以后，全国开始改良教育，科举被取消了，随之建立了不同数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天津也开始了废庙兴学，当时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林墨青先生。在普育女学开设的同时，由林墨青先生创办的女子小学也开始招聘女教师。林墨青的好友，同时也是我家亲戚的著名教育家陈哲甫想到了我的太姑。”

　　陆阐哉先生(教育界对她的尊称)不但答应了陈哲甫的请求，而且挨家挨户地劝导学校周围的家庭，送自己的女孩来学校上学。经过林墨青与陈哲甫等人的努力，金、乔两位士绅同意出资成立两所女子私塾。但场所有了，学生的生源却成了问题。“当时许多家庭根本不同意女孩上学，再加上我的太姑不缠足，而且劝说那些家长也不让女孩缠足，让那些家庭感到十分紧张，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收效甚微。在私塾性质的女学受阻后，林墨青先生又成立了官立女子小学，我太姑被聘为西门里准提庵官立第三女子小学的教务。可是，林墨青先生对于官立女子小学的招生规则太苛刻，如果女生入学，必须能够写出曾祖、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名字，并且身家必须‘清白’，是书香人家，否则不收。这些条件限制了想上学的普通劳动家庭，所以学生仅局限在一些富人子弟。我太姑对这种做法持反对的态度，但人微言轻，也无法改变事实，所以在普育女学邀请她做全职教师时，我太姑马上辞去了官立第三小学的职务。”

　　“1915年，太姑陆阐哉因操劳过度去世，年仅49岁。天津全城女学师生齐集普育女学，为我的太姑———陆阐哉先生举行追悼会。所收挽联，竟然有不少是南方教育界人士所送。”

　　普育女学 专项教育开先河

　　建立普育女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学校的创办人温世霖先生，他曾和孙中山一起进行革命，反对满清，被清朝政府发配到新疆，回来后毅然办学，以求教育救国。

　　据陆惠元介绍，其祖父陆辛农与温世霖同是同盟会会员，而且陆辛农加入同盟会就是温世霖介绍的。从祖父晚年的回忆中得知，温世霖建立普育女学曾遭到当时主管教育的官员反对，不批准他成立这样的学校。“温世霖先生与火神庙的僧人谈好了办学的意向，学校占用火神庙的大门和前殿，后殿仍然摆放神像。但到管教育的官员处登记时，那个人百般阻挠，直到温世霖拉着他要找县知事评理，那个阻挠的官员才只好批准。”

　　在普育女学首批女教师中，许多人都出自大家名门。小小的小学校中，就包括了张祝春(张伯苓的妹妹)、陶淑修、陆阐哉等。陆惠元听祖父说，太姑一个人分别教“国文”、“历史”、“算学”、“作文”等多门功课。辛亥革命前，天津成立了女子师范学堂，她作为旁听生随班学习，并拜曾任《大公报》主笔的名书家、文学家顾书度为师，学习时事论文的写作，受益匪浅。同时，太姑又将自己的知识全部教授给学生，学生们与太姑关系特别融洽。

　　普育女学除主科外，最吸引人的是体育课。过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整齐列队，首先按女教师的口令进行走步、编队、穿梭般地变换队形，然后做徒手操或器械操等。更有趣的是，每到星期六下午，全校学生都带了椅子，排队进入临时搭建的礼堂，依次坐好。五六年级的大姐姐登台表演舞蹈、歌剧、话剧。此外还有辩论会，有才能的姑娘真不简单，夸夸其谈，你争我辩，台下的一群小妹妹都听傻了。

　　学生防早恋 男女不同堂

　　与天津劝学所顺水推舟的做法相反，当另一位教育会代表提出中学也实行男女合校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声。

　　1923年10月，直隶省涿鹿县教育会会长全景钧为反对男女合校一事，上书省议会，要求禁止男女合校。他认为，男女合校，利少弊多。男女合校，在外国则为等闲之事，在中国则为不良之举。数千年的风俗礼教差异，男女合校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小学校皆系幼童，合校没有不妥之处，中等以上学校，应该一概禁止，以重教育，而维风化。全景钧的说法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反对男女合校的人终于占了上风。

　　远在天津几百里外的张家口，此时发生了又一件新鲜事：1922年下半年，宣化的第十六中学实行了“男女合校”，实际上女生在另外一个课堂上课，不与男生合班，而且寝室、自修室都不在一个院子，男女界限，防范极严，不过附设男中学以内。但这样的做法也受到了处罚，1924年初，大胆改革的宣化第十六中学校长被撤职，女生要求迁到女校求学。

　　直隶省议员王廷元，是男女合校的坚决反对者，在当年的省议会上，带头提出了禁止中学男女合校的建议，但没等王廷元的提议通过，来自一封学生家长的请愿书就已经递到议会的案头。怀安县女生家长李钟景替学校辩解说，两年来耳闻目睹，从未见有何不名誉之事发生。如果合校真的有问题，家长肯定也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求学，或转入其他学校。口北距京津较远，不如京津学校林立，若至京津求学，往来旅费就已经令家中囊中羞涩。况女生远游，其困难百倍于男生。现在第十六中学校招收女生，方便了求学的女孩，也为家中节约了路费，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如果不让女孩上学，当官员的心里能过意吗？

　　家长出于实际的考虑，开始赞成男女合校，但后来的形势将这一希望化为泡影。1925年，直隶省署发布训令：禁止男女同校；男校附收女生的，所有女生必须送到其他女校插班学习，不准丝毫通融。另外还规定，凡在校女生严禁自由结婚；男女学校的教职员查明是自由结婚、没有经过家里老人同意三媒六证的，学校将一概辞退。更可怕的是，如果女校男教员与女生有恋爱情节，按照普通刑律严加治罪。

　　学生评论禁早恋

　　陆惠元先生毕业于铃铛阁中学(时称官立三中，解放后为天津三中)，当时的官立三中是典型的男生学校。“我在学校的那几年，学校没有一个女教师，甚至不设立女厕所。”对于这些，老人已经感到习以为常，“我们当时对于男女合校或分立，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早恋的情况那时也有，即使男女分校，这种事也有发生。如果用现代的眼光看，这就是青春期的特有情况，只要学校、老师、家长疏导好了，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过去的管理者对这种事看的太严重了。”

　　张澜生先生的中学时代在天津公学(即后来的耀华中学)度过，天津公学是当时仅有的男女合校的学校。“虽然是男女合校，但男女生在两个教学楼内学习，双方互不打扰。但是，在课余时间，学校组织活动，比如演戏、演讲，办刊物，需要男女生合作，这时才能在一起。不过，当时的我们只是谈‘工作’，也比较拘谨，没有其他的想法，毕竟还都是孩子。到了高中后，有些男生开始和女生接近，但他们只是在校外‘联络’，在学校里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尽管那时校方没有出台规定禁止男女生交往，但那种无形的‘框框’在起着作用。”

　　男女合校八十年

　　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依然在近代教育中延续，即使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新建立的民国政府也没有将男女合校提上日程。88岁的张澜生老人回忆，即使是在他当年上小学时，小学男女合校还不普遍，中学男女合校更不用说了。

　　小学开始男女合校的历史要追溯到1923年，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小学入学人数显著增加，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由于男女学校“互不兼容”，许多孩子必须走远道到自己的学校去，即使学校就在家门口，女生也不能到男生学校上课，反之也一样。天津教育会会员黄勖志向劝学所(即以后的教育局)提出建议，与其这样让孩子们长途奔波，不如让小学开始男女合校，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学生的负担，二来也可以合理利用资源。

　　记者在当年的招生简章上看到，一些女子学校的招生人数仅有20多人，远远低于男生校。张澜生老人告诉记者，能够同意女孩上学的家庭，当年已经算是开明的家庭。能够让女孩到男生学校上课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当劝学所批准天津的小学实行男女合校后，许多小学还是我行我素，又过了几年，小学男女合校才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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