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重庆开县：“预料之外”的特大洪灾 第2页:开县洪灾反思

　　一些资料和细节显示，天气预报信息“例外”的不准确、预警链条的断裂和应急抢险机制的疏漏是酿成开县特大洪灾损失严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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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料到的大雨

　　9月8日，天空已经放晴，重庆开县老城区每幢房屋的墙上都留下记录了洪水水位的水迹。环卫工人和垃圾车在大街小巷忙个不停，还未来得及清理的褐色污泥裹着物什，在闷热的马路上散发着阵阵腐臭。

　　臭味还来自家家门口的一堆堆渍印斑斑的棉被和家什。簸箕里晾晒着衣服和书。泡菜坛子倒着。很多人身上逃生时翻墙越窗被水里的硬物划的伤口刚结疤，手脚都还肿胀着，但都已经开始忙着洗洗刷刷收拾东西。

　　造成这场灾害的暴雨是从9月4日上午开始零零星星下起来的。

　　作为分管水利工程的副局长，苏建对降水有着职业的警觉。

　　到晚上9点的时候，眼见着窗户外面的雨下得越来越大，苏建给水利农机局水利科和防汛办去了一个电话。

　　“我记得星期五临下班的时候，看到市防汛办的传真件上说的是40－70毫米，想着应该快停了吧。水利科科长也说，‘是啊，按预报，不会下很大啊’。”

　　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大雨丝毫没有停止的样子。苏建有点坐不住了。他叫上防洪车，开到局里面。车子经过南河大桥的时候，苏建特地到河边看了一下，还只有半河水。

　　那个时候，他还根本想不到这场雨后来造成开县20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截至9月11日上午，开县民政局的统计数据说，60人死亡，12人失踪。失踪的人绝大部分是被冲入河流的采沙船上的民工，而死亡人数则主要来自滑坡和泥石流造成31人死亡，另外，垮塌的房屋压死和洪水淹死的人数也达到24人。

　　当地官员们私下里会感叹开县这两年命运的不济——两年，此地两度遭遇重大灾难。去年年底，因为井喷，有200多人死亡。

　　苏建正在看着河水的时候，接到了政府办主任赵远坤通知他的电话。

　　紧急开会的决定是由代县长陈远辉做出的，他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也有些觉得不安。他是本地人，熟悉这个建在河边低地的城镇的弱点。因此，晚上10点，他给政府办主任赵远坤打去电话，要他通知县防洪指挥部，“我们好多都是低洼地方，还是做一下防洪准备”。近晚上11点的时候，相关领导都被他通知到，赶到了水利局四楼的防洪指挥部办公室。

　　“由于今日突降暴雨，河水猛涨，可能形成洪涝灾害。”“据气象部门预报，24小时内还将有一次大暴雨。”政府办的值班人员很快拟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请各乡镇、县政府各部门迅速启动防洪预案，全方位做好防洪工作。”

　　但是，尽管有了这样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还是没有意识到后来出现的真正的危险。“我们开始都以为按照预报，雨不多久就会停，只是担心有些病险水库和西津坝出问题。”赵远坤说。

　　而雨还在不停地下，越来越大。在几个小时后，开县乱成一团。

　　浪头直追脚后跟

　　这个晚上，房子离河岸只有100米远的菜农王平照样睡得安稳。他之前看过电视天气预报。

　　“晚上8点和10点，开县新闻过了以后就是天气预报，上面只说是暴雨，每年夏天我们这里要下好几场暴雨，只有1982年的时候淹进屋子膝盖高，根本就没有想到会下这么大！”

　　地处县城西南部的大林村地势低洼，靠近浦里河。开县人管南边的浦里河叫南河，管东部的东里河叫东河，两条河流交汇的江里河则被叫做小江。平常，南河水大，东河水小，大林村、南郊村所在的西津坝则是镇上最低矮的地区。

　　自从1992年三峡工程立项以后，作为移民搬迁地的整个开县老县城就停止了城市建设，沿河的防洪设施也没有再投资加固。

　　晚上10点50分，村妇女主任胡昌菊接到村长的电话，“杨泽富家的电话打不通，你喊他，你们去河坝看看这个水要不要淹，通知大家一下。”这就是县上那份《紧急通知》落实的行动。

　　　　胡昌菊赶紧把电话打到杨泽富家，两个人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通知。

　　　　“淹不淹说不清楚，先通知一下，大家做个准备，把地上的东西搬高点。”

　　　　雨大，杨泽富使劲拍院门，屋里面的人也不容易听到，他用拳头捶，直到把人捶醒出来开了门才走。

　　　　把这一片的几十户人家通知完，已经是接近午夜1点，杨泽富不放心，又跑到百把米外的河边去看。“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河边看这个水，翻江倒海的，已经是要上坎不上坎的样子。我有点担心，只要一上坎翻过来，房子就肯定要被淹。”

　　　　他开始往家里走，才走出几步远，突然感觉有些不对，扭头一看……水已经淹过了河堤，直向平地涌来……他拔腿就开始跑，滚滚的浪头紧紧地追着脚跟。

　　　　开县中学：一个都没有少

　　　　“淹水了！淹水了！”开县中学校长赵永清被男生宿舍管理员打来的电话叫醒了：“男生宿舍进水了，学校进水了！”

　　　　9月5日凌晨4点，学校大门前的街道已泛滥成了湍急河流，洪水漫至腰部。男生刚疏散完，女生宿舍又传来呼救声。赵永清心里一紧，女生宿舍是1970年代修的楼房，水泡久了极易垮塌。

　　　　这时，洪水已涨到2米左右高，雨水汇成的河流沿着校道涌向学校大门，而校外街道则是另一条湍急的河流，两道洪水在学校大门前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校外的救援人员根本无法靠近学校大门。

　　　　赵永清和几个体育老师拉着一条临时绑成的木筏，游到了女生宿舍，这时候的洪水已经涨到宿舍二楼，他们只好从二楼破窗而入。宿舍里所有通讯都已中断，电也停了，与外界联系不上。

　　　　白天居然就这样到来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学生们没有吃、没有喝，情绪有些激动。赵永清和几个老师逐个到寝室，安稳大家不要惊慌，静静呆在床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下午3点，水势平稳以后，一个体育老师游到教工宿舍带回来了一箱食物和药品，一个多小时后，学校里的几个年轻老师也游了进来，带来了两箱食物。到下午5点，学校其他领导在校外重新扎好了木筏子，艰难地撑进了女生宿舍。女生5个编为一组，一趟趟地运送到了安全地带。到晚上7点，开县中学107个在校女生和323个在校住宿的男生，终于都安全转移到县职教中心。学校所有班主任也都闻讯赶来了，救援的食品和饮用水也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赵永清让班主任老师点了一下名，一个都不少。

　　　　指挥部一度成为孤岛

　　　　事实上，洪水还没有漫过河堤的时候，老城区低洼处的下水道已经汩汩地冒水了。

　　　　雷友勇是汉丰第二派出所的协警员，晚上10点刚过，他在值班室就接到110发出的某公司的求援信息。

　　　　消防中队也是在下半夜1点50分时候出警的。城内多处告急。消防战士张军因体力不支而牺牲，这是个很年轻的孩子。9月3日，洪水前一天，是他19岁的生日。

　　　　凌晨时候，坏消息开始一个接一个传到指挥部。开县通往外面的两条主干道分别被泥石流和洪水冲毁了。外援的可能性一下子被切断了。同时，老城区低洼地带被淹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下半夜2点，指挥部决定实施城区转移。

　　　　汉丰镇一所的警车开着喇叭，沿着旧城老关嘴一线，挨家挨户地喊。武装民兵开始找大卡车，去取停放在仓库的两艘庞大无比的冲锋舟。

　　　　指挥部开始制订新的应急方案，并分派所有县级领导到各个河滨和低洼地带的乡镇、片区指挥抢险。

　　　　到凌晨5点，整个老县城突然停电。局里的应急灯只半个小时就没电了，办公室开始点蜡烛。洪灾情况被紧急报告到重庆市。也是这个时间，指挥部成立了7个由县级领导带队的救援工作组。

　　　　到6点钟，洪水很快漫过了开县的防洪警戒水位和安全水位。原来的水文观测点再也没有数据报上来。

　　　　更糟糕的是，到早上8点的时候，座机电话突然就没有信号了。8点半的时候，打得发烫的手机也没有信号了。

　　　　电话临断线前，中和镇却传来了一个噩耗：“滑坡了，那一片20多户人家都埋了，镇上面当时还不知道多少人在里面。”

　　　　洪水也已漫过街道，封住了水利局防洪指挥部。没有通讯，没有交通，指挥部已经成为“孤岛”。看着窗外连绵不绝的倾盆大雨，被困在楼上的人都有些无可奈何。

　　　　大街斜对面的县委办公室，两个年轻的秘书脱了衣服，光着身子从百十米外游了过来，嘴里咬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塑料包，里面是一些上级的指示和外围信息。

　　　　“市里面主要领导和县委书记的要求是千方百计保群众的生命安全，陈光国副市长已经在路上了，路断了，问我们要从哪边才走得过来。”

　　　　游泳者又咬着包裹好的“鸡毛信”赤膊游了出去。在新城区的政府办公室立即设立了一个临时第二指挥部。全县所有科局长和干部被要求就在所在单位和居住社区就地展开救援。

　　　　临近中午11点，联通公司的两个职员奋力游了几百米的距离，带来了8个CDMA手机，尽管新手机的信号有些微弱，但是老指挥部中断的通讯终于连接上了。

　　　　到下午6点的时候，一锅用屋檐水煮的稀饭被绳子吊了上来，饥肠辘辘的一伙人立即分而食之，然后继续一边联系一边等待。到晚上9点，洪水从城区慢慢消退的时候，被困在指挥部的几个领导才得以撤出。

　　　　这个时候，这场骤然而至的暴雨才渐渐落停。后来的水文数据显示，当天，开县老县城水位超过1982年历史最高记录，达到172米，超过警戒水位5.6米，超过保证水位4.6米

　　　　整个白天的情形比夜晚的时候好了很多，重庆来的外援赶到，县内更多的干部也参与到救援工作中。救出来的湿漉漉的灾民被安置在地势稍高的政府会议室和所有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内。那里的医疗小组准备了充足的药品，搽伤口，发感冒药，严重摔伤的还被送到医院包扎。

　　　　三四天以后，眼见所有病险水库都安然无恙，开县的领导干部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有哪个水库溃坝，特别是像三汇口那样的上游水库，那灾难更不可想象。”水利农机局局长谈发平叹了一口气。

　　　　但是，面前的状况已经足够困窘。据开县当地政府统计，这次垮塌的房屋和被淹没的农田，还有被大水冲走的财物的经济损失总量达到13.1亿元。不难想象，这个同时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大县和移民大县的地方和人民能有多少资金可以腾挪出来。外面来的救灾款已经有1000多万元，但是，和所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笔钱显然远远不够。本报驻蓉记者　向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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