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头几年，从学术界扩展而出的社会新闻频频为人瞩目。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斥格林柯尔、海尔和TCL等大陆“明星企业”在“国退民进”的时代潮流中将国有资产“乾坤大挪移”，进而呼吁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此，企业家的反应是严阵以待，经济学家的反应是支持派和反对派针锋相对，社会公众的反应则是五花八门。

　　在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应该怎样看待“郎咸平事件”？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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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理性，态度要积极。希望这场全民大讨论能够像20多年前的那场大讨论一样，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廓清迷雾。如此，则“郎咸平事件”是中国的幸事。

　　什么是科学的态度？

　　面对郎咸平的质疑，在中国经济学家短暂的“集体失语”之后，诸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进一步刺激了公众的讨论。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3家挨批的上市公司，而是扩展到“学术良知”、“管理层收购(MBO)”和“民营化”等关涉社会发展的话题，焦点则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从讨论一个案例到讨论一个国家，作为公民，我们除了以积极的态度参与这场关乎个人福祉的讨论，已经别无选择。问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更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话题。而社会大众通常不可能具备关于国企改革的充分信息和理论准备，我们该相信谁？

　　一种选择是相信自己。因为人类知识是分立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地方性知识”，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做出对国企改革的判断。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国企改革不会是一场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雷托改进”。在这种背景下，感到利益受到损失的人对国企改革“怒目而视”，当然会极力支持郎咸平的观点；相反，既得利益者会主张更彻底的改革，最好是私有化，自然会反对郎咸平的观点。由于社会公众都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做出价值判断，因此在理论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此时，争论自然会上升到情绪化的层面。长期以来习惯于对重大争论诉诸道德判断而疏于科学分析的传统，常常使争论演变成对人格、道德、良知、立场、动机和利益等主观价值的挞伐。于是，“谁在为谁说话”就成了争论的焦点。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而只会变成情绪化的大众宣泄和“文革”式的攻击。

　　另一种选择是相信专家。经济学家们被责无旁贷地推到了这场漩涡的中心，谁让他们的职责是“解释现实”呢。人们不仅期待经济学家们对当前的国企改革提出客观、中立的解释，而且期待他们拿出解决方案。

　　遗憾的是，被传媒和公众拉进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们，一方面自身的道德文章受到公众质疑，另一方面他们甚至也不能免俗地指摘持异议的经济学家的道德和动机。

　　问题在于：第一，谁没有动机？市场经济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利的经济，经济学家也不能例外吧？关键在于个人动机是否导致了损人利己的客观效果。第二，谁能判断别人的动机？是不是一个人宣称要为弱势群体说话，那么，他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或者是不是一个人宣称他想出名和赚钱，那么，他的观点就一定是错的？

　　经济学家都是学者，而学者就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传统，那就是批评对方只能诉诸逻辑批评或者经验批评。要么指出对方的逻辑哪里有问题，要么指出对方提供的经验证据哪里有问题，除此之外的任何批评都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还不够成熟。

　　我们需要怎样的民营化？

　　理论研究和世界各国的实践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我们所能选择的最好的经济制度。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市场的不归路，那么，我们的国企改革也应该与此逻辑一致。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必须分开，政府不应干预微观经济，而应致力于宏观调控。

　　作为国企所有者的全国人民不可能真正对国企经理进行监督，因此只能委托政府及其官员作为“监工”来监督国企经理。这种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无论改制与否，都仍然是行政框架下内生出来的经济主体，政企不可能分开。

　　试想，政府既然受全国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国有企业，凭什么不让它干预企业？因此，虽然国有企业在法律上是有“主人”的，但是如果大家不让这个“主人”管事，那么它就是虚位的；如果让“主人”管事，又会把事情管糟。这就是一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多数国企的“主人”由国家换成社会公众或者私人，即国有企业民营化。

　　世界上诸多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所做的研究都证明，国有企业民营化是一个成多败少的选择。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民营化，而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民营化。相信社会公众真正感到愤怒的，就是在民营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怎样进行民营化，既是一个程序问题，也是一个时机问题。说它是程序问题，是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在没有经过合理估价和公开拍卖的情形下，被个人或集团鲸吞了。说它是时机问题，是因为在缺乏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一些钻营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合法地盘剥了国有资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除非我们加紧制定严格的法律并辅之以严厉的监管，否则国有资产真的就会成为少数暴富阶层“最后的晚餐”。

　　不敢说我们一定会步俄罗斯的后尘，但需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小看国有资产流失所导致的长远危机。

　　学者应如何参与现实？

　　“郎咸平事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郎咸平？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这次才激起了万丈波澜。

　　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郎咸平教授是一个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领域享有国际盛誉的专家学者。他以自己卓越的学术功底，在自己有充分话语权的领域参与现实，科学地揭示了严重的问题，因此才格外备受关注。

　　当然，专家之所以被称为专家，是因为他在某一专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不应该将自己的话语权无限制地扩展到非专业领域。因此，学者进行社会热点问题评论的合理方式应该是，以扎实的学术功底有限地参与现实。

　　中国大陆不缺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似乎也不缺埋头书斋的理论家，缺的是将理论研究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学者。转型时期，无数重大现实问题挑战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

　　如前所述，由于公众在评论复杂问题上的局限，学者们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既是转型时期中国学者的义务，也是他们的骄傲。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会推动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会激发出更多的不同声音。让这些不同的声音自由竞争，让真理在争论中越辩越明，这才是我们应该期待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郎咸平本人的具体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发了我们的理性思考和积极参与。聂辉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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