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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东:尴尬的工会主席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4日10:44 南方周末
唐小东:尴尬的工会主席

陈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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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位被“炒”的工会主席起诉用人单位———近日唐小东手持中日合资企业的解聘书进入公众视线。而北京市工会的声援更使得这位倔强的维权者成为舆论焦点。合资企业自发成立工会、选举工会主席,唐小东无形中已走在了前头,而他的故事最终走向尴尬,又不得不令人们思考企业中工会的生存之道

  9月15日,记者致电唐小东预约采访,对方语气娴熟。“就在我妻子办公室。”记者 如约而至,只见文件材料摆满了一桌子,这里俨然成为他接受采访和筹备诉讼的阵地。在传真机轰轰声响中,唐小东扭头对记者说:“你看,哪些材料需要,随时可以复印。”

  当工会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者:这样不停地接受采访,为什么?

  唐小东:根据现有国情,只有社会关注,才能引起领导重视。

  记者: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是不是的确存在过失?

  唐小东:理由是“公司自备水源集中式供水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未按规定复验”。没有及时进行年检的确是我的失职,但不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况且,当时我已不是总务经理,在这次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去年11月3日,公司就把我总务经理的职务解除了。明摆着,公司一年来总是抓我毛病。

  记者:公司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如何?

  唐小东: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海淀区和昌平县的交界处,是日方控股的合资公司。员工将近200人。主要是利用钕铁硼生产稀土永磁材料。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比如在加工中有道粉碎工序,粉尘特大,即便戴口罩,出来鼻涕都是黑色的。

  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何为“三险”。公司所有人都没有合同。

  记者:怎么想到要成立工会呢?

  唐小东:我从2000年一进公司就担任公司总务经理。去年6月,公司宣布撤销每季度发给职工的劳保用品、过节费,大家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这时候,有人提出在电影、小说里都有工会出头替大家说话,说不定成立工会管用。我就到海淀区工会咨询,他们热情接待,向我介绍了成立工会的具体程序。

  去年8月22日,公司职工自主成立工会,我是以103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主席的。

  记者:为什么当上工会主席的偏偏是你?

  唐小东:在公司干部里,数我跟工人们说话和气,有群众基础。我虽然职位比他们高,但本质上都是打工的。我自己也不赞同取消劳保的做法。

  记者:你好像和一线工人感情特别近?

  唐小东:我做过11年工人,有朴素的感情。我家祖辈都是农民,现在我的叔叔、姑姑也还是农民。其实人都有成长的过程,以前我也看不起农民,不愿意和他们来往、说话。刚进公司时,也挺烦那些农民工不懂规矩,在我办公室里拿起烟就抽,随便翻东西,身上比较脏,味道重。但后来随着对他们的了解,我感到农民很苦,背井离乡,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还对他们苛刻要求,挺不公平。

  记者:你每月工资有多少?

  唐小东:4250元。一个总务经理确实犯不着如此做。但是一线工人们很在乎,他们拿的是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465元。我是被推到前台,没有退路了。

  在冷淡中维权

  记者:工会成立后,你这个工会主席都做了什么?

  唐小东:先要办理工会法人登记证。按照要求,需要出示公司账号和行政财务的公章。我找公司中方常务副总兼财务经理要,她明确对我表示:公章不能盖,因为公司不同意。

  接着是9月9日,我起草了工会第1号文件。内容很多,要求解决职工加班费,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等。起草好文件后,上交给日方常务副总福田一份、中方常务副总一份,同时贴到了公司告示栏里。

  记者:高层有什么反应?

  唐小东:福田只是“嗯”了一声,很无奈地收下,接下来就没有回音。从第1号文件到今年四五月,我差不多起草了有20多份文件。每次都亲自送到两人办公室各一份,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

  去年11月,有人找到我,口头通知,以后再往告示栏上贴东西,事先要征求公司的同意。我当即回击:按照《工会法》要求,基层工会主席有权力这么做。但是,为了缓和矛盾,我表示可以商量。

  记者:你感觉公司对你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吗?

  唐小东:变化立竿见影。可以说自我当上工会主席那一天起,就站到了公司的对立面。公司一些本该我参加的会议我就没有参加过,都不通知我了。以前我还能和福田聊点题外话,当了工会主席后就再没机会了。今年有一次我到食堂打饭,刚好和福田打了一个照面。我微笑地冲他打招呼,依旧说:你好。你猜他什么表情?不知道你能否想象愤怒的眼睛里冒火的那种样子。那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我当初没有想到成立工会,能和老板对立这么严重。以前一直觉得老板年轻有为,心很细,又通情达理,挺佩服他的。没想到现在越闹越僵。

  记者:撤掉总务经理职务是怎么回事?

  唐小东:很突然。我清楚记得是去年11月3日下午1点左右,中方常务副总等人来到我办公室。他们看上去似乎比我还紧张,进门就说,公司对你作出一项决定。我还表示,别着急,慢慢说。看到文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就给海淀区工会权益部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公司这么做是违法的,叫我不要交接工作,由他们找公司谈。

  随后的几天,听说在车间主任级别以上的干部会议上,福田亲自说道,不管你们想出什么办法,都要把唐小东轰走,他走后就给大家恢复劳保。那两天是我一年里压力最大的时候,公司几乎没人敢和我说话。只有一名职工悄悄地问我,你害怕吗?怎么感觉就你一个人孤军奋战。我还笑着回答,没关系。其实心里发虚,很不舒服。我当时真有不干的想法。这时候,市总工会和《劳动午报》记者都打来声援电话。我感动极了。

  记者:事情后来怎么处理的?

  唐小东:区和市工会多次协调,局面非常僵。一直拖到今年1月9日下午,我接到公司正式发文的通知,恢复我的岗位并补发工资。实际上只是让我回来上班,但是没有任何具体事务。后来上级工会劝说我,别斗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我当时也很无奈,只能走着瞧。

  后来我召集了工会所有委员,给每人一本《工会法》,让大家都仔细学习一下法规。那时快过春节了,我又起草了一份要求公司颁发过节费的文件。

  记者:你这么做,矛盾会不会升级?

  唐小东:当然。新的总务经理上任,首先就撤走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并发放通知,以后总务部和工会使用对外电话一律到二楼大办公室去打。我随即回应了一份通知,根据《工会法》规定,公司应该给工会提供相应的办公条件,请公司给工会办公电话。他很快给我回应:到二楼打。再后来我就被要求离开原先的办公室,搬到一个废弃的小库房。里面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原先还有个沙发,后来有人向上反映,唐小东整天坐在上面挺舒服,后来沙发也就搬走了。

  记者:那你在小库房里做些什么?

  唐小东:反正我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做些工会的事情。还练习书法,每天写两三页。从地摊上买书看。有个工人还送了我一本《忍经》。

  记者:你就没有想过什么缓和的策略?

  唐小东:其实从4月份起,我就开始琢磨如何与公司缓和矛盾。我想,每次送文件别老是我一个人出面,可以选举出几个职工代表,针对相应劳动保护措施进行维权。我就打算召开一次工会会议,讲讲怎么当职工代表。结果公司以上班时间不许开会为由阻止委员参加。本来的会议设计是4点15分在公司院里席地而坐。结果到了开会时间只来了四五个人,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他们都支持我。

  惟一武器:《工会法》

  记者:折腾这些事情你得到了什么?

  唐小东:什么也得不到,将来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枪打出头鸟,这是规律。哪个单位敢要这个小子,这么闹事。不过我不考虑这些事,人一旦有后顾之忧,做事情肯定犹豫不决。

  记者:眼下你有什么打算?

  唐小东:主要考虑如何到劳动争议仲裁打赢这场官司。我要求按照《工会法》对待工会主席的待遇来办,比如工会主席任职期间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予工会主席的补偿是年收入的两倍。如果有市总工会的介入,对问题解决更好。

  记者:万一失败了呢?

  唐小东:首先我感觉这件事不应该我们错了。完全按照《工会法》操作,错在哪里?如果最终都认为我错了,那么我能找多少媒体就找多少,一起到公司门口,向日本人道歉。说什么呢?就说,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工会法》,欢迎你们到中国投资,添麻烦了,对不起,并宣布这届工会解散。

  记者:这一年维权你始终《工会法》不离口,你认为这是惟一的、最有效的武器吗?

  唐小东: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由公司提供工会经费,从感情上、操作上来说都行不通,公司不可能花钱雇跟自己吵架的人啊。是不是《工会法》的设计就存在问题?我学习《工会法》发现,工会地位太尴尬,不能左右谁,处理矛盾时又是弱势地位。即使上级工会真心实意帮助你,力度也很有限。我觉得由行业工会自筹经费的模式比较可行,行业工会或者上级工会承担费用,企业就不用自己成立工会。还有,执法部门应该执法到位,其实我们的维权工作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法律执行到位,也就没有唐小东做这些事情的份了。

  记者试图联系公司新任的总务经理,未果。一位营业科的职工只是在电话中说道:“那都是唐小东的一面之辞。”

  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主任吴革说:“这个企业处理工人待遇方面不算最恶劣,但是唐小东维权行为却是最典型的。”这也是他们选择唐小东作为法律援助对象的原因。“这个事件掀开了工会维权的盖子。”吴革眼中的唐小东,很耿直,也懂法律。“但是做事情大大咧咧,缺乏严谨和柔韧,容易激化矛盾。像这样,工会主席肯定干不长。”

  今年43岁的唐小东,曾经在北内集团(原北京内燃机总厂)当过11年的发动机装配工。后来由工人直接提干,先后在北内劳动人事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当年北内的一位师傅说,他能有今天完全跟个人经历有关。“北内有1万多名工人,他能从中提干,肯定是出类拔萃。他职业素质高,又非常懂政策,维权方面是行家,没什么新鲜的。”□本报驻京记者 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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