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蒋铎：中华民族同样有新闻摄影大师

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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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波

   “小波与友人的对话”是一个访谈栏目，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将采用面对面交流的形式，与摄影界的各位前辈、新秀进行坦诚相见的对话。通过这种谈话方式，回味不同时期的摄影人在影像道路上的轨迹，展示他们各具特色的经历与个性，这是他们对自己摄影之路的一次总结与回顾.在这里，他们的成长与付出、他们的坎坷与努力、他们与友人质朴的感情等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展示给读者，让大家在领略他们人生风采的同时，对他们的摄影态度与理念也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知与了解。正是在这一批批摄影人的不懈追求中，中国

的摄影事业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期采访的是著名摄影师蒋铎。　　

  在山西晋城摄影节上，有一个场景让我们难忘：来自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和中国的蒋铎一起站在台上。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成了当夜真正的明星，前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个孩子；后者持重朴实，目光一如既往的温和而坚定。

　　我认识蒋铎老师十几年，他发自内心的谦逊、方正、做人做事尽心尽力让每个认识他的人充满敬意。在他面前，再狂放的人都会放慢语速，放低声音，变得恭敬起来。

　　我把和蒋铎老师的访谈放在我的专栏的第一位，这是因着我和许多摄影者对这个美好的生命的好奇和敬重。

　　和蒋老师的访谈是在网络上进行的。他说“天气太热了，小波你就不要来回跑了，你把问题传给我，我来回答。我也慢慢用这个机会整理一下自己。”

　　蒋老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答完的了我的问题。

　　道 路

　　----------与蒋铎老师对话

　　陈：我敬重的老记者----新疆分社武纯展、青海分社王精业，驻守边关数十年。几十年前，常常是一匹马、一袋干粮加上一个相机、几个黑白卷就踏上旅途。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何时归来？有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每次出门都像诀别，都有了悲壮意味。好不容易拍到照片了，边远的地方哪里能冲洗？等到他们的身体被风雪吹透了，几个可怜的胶卷在怀里捂热了，回到省城，冲完洗完再把照片发回北京总社时，新闻也就变成了旧闻。

　　武纯展、王精业们也就在这岁岁年年的周而复始中从壮年走向老迈，新华社巨大的图片挡案馆里，他们留下的照片和他们这一生为新华的付出不成正比。他们的时代，没有影展、得奖、看不到好照片，甚至没有可以和他们讨论摄影的人。他们所有的摄影行为都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无数次走回头路，长时间地原地不动。

　　蒋老师，你和他们几乎是同代人，我想知道你对那个时代给你们造成的局限怎么看？

　　蒋：我的新闻摄影经历平平淡淡，真的没有武、王他们那样惊心动魄、充满诗情。如果他们留下的东西少，我就更少。但就辛酸这一点，我还是深有同感。但我无悔无怨。

　　局限性是不自觉的。没准儿我现在的认识就还在局限里。就我现在能认识到的，我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观念，一个是文化、知识。

　　先说观念。僵化的观念是无形杀手，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64至1965年我四清1年。文革中，我数次去五七干校劳动，加在一起有两三年，有多少东西可拍呀。现在，如果有一幅四清的照片，还不是宝贝了，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就知道老老实实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虽然当时政治空气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到禁止拿相机，不准拍照的地步，没有人盯住你，说不准拍照。这不能怪环境，完全是自己的观念起主导作用。

　　话又说回来，虽然没拍照片，但我不认为对我来说下乡劳动是浪费时间，是受虐待。农民祖祖辈辈就那样生活，你尝试一年半载，就了不得？文学应该是非文学的。假如曹雪芹没有坎坷、一帆风顺，能有《红楼梦》吗？没有那几年的农村生活，我就不能真正了解农民生存状况和稼穑的艰辛。也就没有我后来拍摄农民的冲动和参照。农村是一本大书。这是题外话。

　　陈：我知道的是：当年你们吃尽了跋涉之苦，劳动成果却寥寥无几；你们路过真实，却不知道这真实拍下来有什么用；你们付出的是忠诚、青春的生命，却似乎只为一个目的：这辈子自己的照片能在大报的头版上几回、、、、、、即便这样，每一次目的简单的出发，你们怀揣荣誉和信念，脚步仍然坚定。可当摄影的好时光真正来临的时候，这一代摄影者老了-------想不动也干不动了。

　　蒋：也不要这样伤感。这要历史地看。其实那个时代的许多照片也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反映。1958年放高产卫星的照片，不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吗？另外，我们中还是有些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拍了不少纪录实情的照片，见诸出版物中的有王世龙、时盘其、葛新德、晓庄，更多的可能埋没在个人手中，我相信武、王他们手里也有，肯定有。新华社档案馆里恐怕不是他们的全部。中国人出书难啊。

　　但您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承认，我的观念，多少年养成的习惯，就是为报纸服务，思维、考虑问题，观察事物，第一个反映就是能不能见报，如您所说，忠心耿耿。仅这一点，与人家马克?吕布的无拘无束，就没法比。这不能说是错。可悲的是自己因此而变得眼界狭窄，自己禁锢自己，甚至对眼前的鲜活事物熟视无睹，耽误了不少事。比如1974年，我第一次去海南。我感到新奇，但没有多少影像纪录，拍摄的重点是学习政治理论，学大寨什么的。花了路费，总得见报哇。当地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很少用镜头关注。

　　再说文化、知识的制约。一个人的新闻摄影作品，既是客观事物的纪录，也是作者人品、情感、修养的反映。这是谁也无法摆脱的。我们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尤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新问题、新事物、新知识，多得很。文化、知识尤其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的体会，干记者这一行，还可以加一句：“没有文化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必要的知识，你怎么提问呀，你听得懂吗？我还算愿意学习的，但不刻苦，更因为短见和浮躁，比较注意实用性，知识零碎，缺少系统性，基础知识更欠缺。反映在我的照片中，就是肤浅。

　　陈：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这样的摄影人还有无数-------这么多年来，一想起他们我就百感交集。我也常假设：如果武纯展、王精业们赶上了现在这么好的时代；如果他们那时用上数码相机、可以在野外传真；如果他们可以常看到外国的好照片；如果他们有高水平的竞争者和朋友；如果客观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枷锁，如果他们这一生的才智多用出一些、、、、、、、、

　　蒋：您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如果”。历史就这么走过来，谁也扭转不了。我不认为暗淡、困难、封闭年代就绝对不出新闻照片。这不是一回事。不能这样看。您在晋城看到我《1966年焚书》那幅照片，是否为之所动？一方面，尽管我们十分羡慕现在年轻同行的幸运，但我们不后悔，因为没有用。这种心情不知能不能代表我们那一代人。另一方面，我发现您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大浪淘沙，即使现在，也不个个都是精英。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总会有些看不惯的东西。还好，我知道摄影记者不能完全以个人好恶决定拍摄与否，问题是如何拍。另外，摄影记者有纪录历史的责任。

　　陈：蒋老师：您会给现在的青年摄影者什么忠告和奉劝？他们如果想有长进，应该培养什么态度，遵守什么纪律？除了摄影的能力，他们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蒋：这次在晋城，我倍感高兴的是看到年轻同行近几年的部分获奖作品，看到上台领奖的，一水儿的都是我不熟悉年轻面孔。照片里有作者强烈的责任感，有对人的真诚关注。经过20几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基本上能按新闻规律办事了。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我不大愿意以老一辈的身份说一些忠告一类的话。容易老一套。一定要说的话，两句：首先还是做人。要想在事业上有大成就，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最重要的。穆青、常香玉、赵丽荣……都是大好人。在惟利是图、比较浮躁的今天，更要强调新闻人的责任感。我们的神圣责任应该是用手里的相机为推进中华民族振兴尽力。要爱人民、爱百姓、爱祖国、爱民族。这是一条底线。对人民、祖国没有感情的人，绝对当不成好记者。社会上难免有一些无聊的东西，摄影记者不要随波逐流。不是不可以报，问题在于要有自己的判断。媚俗、无聊不可取。这是高要求也是起码要求。宝鸡有一个令我钦佩的执着、勤勉的新闻摄影群体，我曾写文，题目就叫“西天取经不容易”。现在诱惑太多啊。

　　再一句是学习。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现在50岁上下一批有成就的摄影记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十分注重学习。现在有些摄影报道，新闻性不缺，但耐人寻味的不多，大多属于就事论事。新闻摄影是文化。作者的文化决定作品的品位。没有文化的记者，要拍出有文化品位的新闻照片，难。据闻，现在有些报纸摄影记者定额非常高，而且见报越多，拿钱也越多，摄影记者整天跑，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时间学习。这令人忧虑。

　　11岁时，我曾做过报童

　　陈：您曾经历了什么样的儿、少、青时期？

　　蒋：我生于1937年国难深重的北京。父亲蒋泽沛靠修理钟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为人正直，技艺精湛，一丝不苟。他的话不多，但有一句我却一生不忘：“做人，要走得正，行得正。信誉是人的另一条生命。”母亲刘淑清的吃苦耐劳是异乎寻常的。1944年上北京树德小学，班主任姓臧。因交不起学费，只念到3年级。北京解放前夕，11岁时，我曾做过报童。1949年在青年会识字班念书，老师钟海安。之后上北京泡子河小学，班主任王学东。自幼喜欢画画，临摹孙悟空。1951至1954年在北京五中保尔班读书，吴家瑛老师是班主任，郑宗钧先生教美术。这两位老师对于我的为人和事业的启蒙，关系尤其大。大约1952年，在一次全市中学生的绘画比赛中，我的一幅标题记得是《在少年之家》的画，获奖并在北京日报刊登。那幅画就是经郑宗钧先生严格要求，反复修改才完成的。

　　1954年保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制4年。学生来自全国。学习气氛甚浓，要求十分严格。校长丁井文，业务老师高亚光。1958年保送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詹建俊。

　　我第一次采访，拍的就是周恩来总理

　　陈：为什么离开美术学院？

　　蒋：在中央美院一个学期后，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终止学习。直接的原因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我有责任分担。间接的原因之一是重复的基本练习(仅“大卫”的长期素描，包括附中，就画过3 次！)对我的吸引力已不十分强。我相信在工作中也能继续学习和深造。尽管系主任艾中信先生挽留，也没有改变我的决定。同年到人民日报工作，开始是做美术设计，1961年调到摄影组，开始接触新闻摄影。摄影组负责人是吕相友。大约1984年在中央党校中直分部学习一年，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

　　陈：很多人认为摄影与美术有相通的东西。在摄影界，好象接触过绘画的人在摄影的画面、构图、光线上会驾轻就熟。

　　蒋：摄影界学过画的人不少。布列松是。沈延太、翁乃强、胡武功都是。绘画对我的影响远不止构图和光线。我的新闻摄影，深受我早期教育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纤夫》、《礼拜天的行列》、《查普罗什人》、《伊凡雷帝》……苏里科夫的《近卫兵临刑的早晨》、《苏瓦洛夫跃过阿尔俾斯山》……谢洛夫的《少女与桃子》、《歌唱家夏里亚宾》……还有我国着名画家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目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呼之欲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对我后来的新闻摄影观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摄影和美术有摄影同样是再现社会生活的视觉图象，这与绘画接近，而且比绘画更直接，更灵敏，更快捷，所以尽管我没有学过摄影，但一接触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有了以相机代画笔的机会。是吕相友老师手把手教我，把我领进新闻摄影的大门。他工作的严谨、主动、全身心投入，对我来说，是最生动的身教。他放手让我拍。我清晰记得我的第一次正式采访，拍摄的对象是在首都机场送外宾的周总理。我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敬爱的周总理。因为过分激动加上技术的生疏，有一半结影不实！用的是135型、过片得靠手拧的康泰克斯相机。我发表的第一幅照片是1963年五一节，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出席劳动人民文化宫群众联欢会的照片。使用的是双镜头禄徕相机。这一年国庆次日，人民日报刊用了我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铁塔上拍摄的群众游行的盛大场面照片。照片中“人民公社万岁”几个巨字，十分醒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

　　几幅照片见报，为我的新闻摄影生涯拉开了序幕

　　陈：在山西晋城的摄影展上，您的影展吸引了很多观众，有的观众甚至在在您的照片面前热泪长流。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些照片在摄影技术上并没有达到最高水准，但它所具有记录精神让任何一个站在它们面前的人顿生敬意。

　　蒋：人们的感动，更多的恐怕是照片中的人物和事件，而不是照片本身。

　　在“左”风盛行的年代，为了应付见报，我也摆布导演。但从我的天性和接受的教育讲，我崇尚真实和自然。如果能够在不干预的情况下拍照，我就尽量不干预，并以此为乐。看自己摆布出的照片，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而现场抓的，才觉得舒服、坦然、塌实。1972年，我拍摄反映天津钟表厂精益求精提高产品质量的几幅照片，全部是现场光情况下悄悄抓拍的。发表后，竟收到读者来信，大意说照片题目叫“精益求精”，其实照片本身也是精益求精的。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增添了我走不干预摄影之路的信心。现在看这组照片，不值一提，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从选材到拍摄方法，都有点另类。之后，只要有可能，我就这样做。

　　我一遍遍地读葛塞尔的《罗丹艺术论》

　　陈：改革开放后，您已经年近40，从事新闻摄影也有15年。这时候，在计划经济下的那套摄影方式可谓根深蒂固。而您怎样冲破藩篱？

　　蒋：1976年，实现了我新闻摄影的一次重要转折，或者说是我新闻摄影觉醒的开始。1978年5 月，我花大力气拍摄一组反映儿童生活的彩色照片，题为《祖国的花朵》，用了一个整版，用后反响巨大，收到表示称赞的信之多，是从未有过的。有的说“看到这幅照片，使人耳目一新。”有的建议印成挂图，发往学校……有的写来赞美照片的读后感。来信者几乎全部是一般的读者。静态的图像能有这样的反映，确实不简单。这时头脑极易犯晕。还好。在短暂的欣喜之后，我心里很快趋于清醒。我知道我的照片还有许多不足。读者所以喜欢它，显然与为看烦了流行多年的政治口号式照片有关。

　　陈：我曾听您谈过：法国摄影师安冬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实片《中国》给您的摄影带来冲击

　　蒋：70年代末，曾被批判为大毒草的外国著名摄影师安冬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实片《中国》解禁，靠影像吃饭的我看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接受，但他影像的鲜活、生动，却征服了我，令我大为震惊、赞叹。他的片子全部是用长头抓(偷)拍的。我惊叹：摄影原来可以是这样的。同时，我一遍遍地读葛塞尔的《罗丹艺术论》，受到极大启发。罗丹是法国一位划时代的伟大雕塑艺术家，作品有《思想者》、《巴尔扎克》等，在他的手里，雕塑有了生命，有了灵性，就是神，在他的手中也变成了可亲近人。从他说的“在艺术中，只有虚假的，才是丑的”到他的“扑捉活生生的运动”的雕塑理念和方法，都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我认为这完全适用于新闻摄影。

　　我还从我们民族体现美学思想的名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 )中找到依据。

　　陈：这都是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常常应该温习的东西。

　　蒋：是啊。更直接的影响是蒋齐生老师关于新闻摄影的那些基本理论和观点。所有这些，都激励我去开始新的尝试、新的探索。大背景是讲究实事求是了，生活提供的、可拍的东西多了。1978年底，我到北京内燃机总厂采访。这是个拥有8000职工的大型企业。厂里热气腾腾，工人群众学习科技形成热潮。我感到，这是一种压抑多年的情绪的解放，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醒悟的气象。用惯用的手法，已不能反映这样的气势。我决意采取有别于以往的拍摄方法——真正在厂子里蹲下去，沉下去。厂子也很配合，宣传科的赵根润同志任我在厂子里转。连续多天。从白天到晚上(如果晚上有活动，就在晚上拍)。中心是表现工人渴求技术、知识的情绪、眼神。画面尽量求变化。后以《大有希望》为题，整版刊用。这组照片从选材到影像表现，都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的方法和模式，引起业内同行关注。中国青年报铁矛同志打来电话，给予鼓励。《中国摄影》发文评论这次探索。我为此写的《以生活为师》为题的体会文章，在1979年4月号《中国摄影》发表。其中的《技术讲坐》人选全国影展、获奖。后来还收进中国摄影家协会主编的1976——1980优秀摄影作品集。1983年，人民摄影报(当时不是这个名字)总编辑谷威，为我开辟专栏，叫《抓拍实践》。可见，这次摄影采访，在形成我新闻摄影观的过程中是多么重要。我的事业逐渐进入了旺盛期。

　　在生活面前，要老实一点，谦虚一点、恭敬一点

　　陈：后来的年轻一代很想通过这个机会了解您们这一代人的摄影观。您可以结合实际表述一下你的新闻摄影观吗？

　　蒋：除了新闻摄影的一般规律，比如新闻价值、视觉形象、真实性……这些基本点之外。我的新闻摄影观，或者叫基本信条，是我1979年给《中国摄影》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以生活为师”。我认为，作者与生活的关系，是生活第一，客观存在第一。任何人的聪明、包括天才的脑袋，都高不过生活。因为生活的多样和变化的无限的。在生活面前，还是老实一点，谦虚一点、恭敬一点好。这个观点的形成，主要的不是来自教科书，也不是来自哲学的基本原理，而是实践告诉我的，是生活一次次给我意外的收获，是生活一次次展示感人肺腑的人物真情，也是生活一次次使我绝处逢生、度过难关。我坚信，新闻照片最感人的是人物的真情，人物的真情是照片的灵魂。

　　摄影记者要实践“以生活为师”，就必须到现场，面对处于“进行状态”的新闻事物，这一点含糊不得，无论什么样的现场，包括艰难险阻，更包括与人沟通。如战地记者卡帕那句名言所说。 文字记者虽然也讲到现场，但同摄影记者说的到现场，不是一回事。这是新闻摄影采访的基本规律。我喜欢说“心诚则灵”、“天助我也”，主要是讲工夫下到了，就会有收获。我抓拍的主张和方法，不过是这个基本观点派生出来的。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拍完《大有希望》以后，25年来，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虽然很艰苦，但义无返顾。我举例说明。1981年秋天，河北临西实行承包第一年。农业技术推广员葛友明告诉我：“过去是我们追着农民，要他们学技术，一实行承包啊，反过来了，是农民追着我们，主动要求学技术。现在，我走到那里，都被农民围起来……”一听这话，我决定骑着自行车，跟他下乡。走一路，没碰到他说那种热烈场景。为配合我，他有时走到田头，主动和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搭话，农民蹲在那儿远远地听着，虽然认真，但远不是他说的那么热烈。这显然与我的出现有关。从客观效果说，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干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指手画脚、组织农民、“让”农民“认真”听技术员讲，还是另寻机会，耐心等待？我选择了后者。过了两天，是县城大集，农技站出摊卖农药、种子，接待农民咨询。这下机会来了，果然出现了葛友明说的那种情况。正值秋种。农民有的用粗大的手捧着麦种，仔细掂量；有的用心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种子介绍；有的站在技术员旁边问这问哪，眼神是那样专注……农民买化肥的情景也很壮观。这种场合，全神贯注的农民已经全然不顾摄影记者是否存在了。这才是我所要的。变了！农民把种庄稼当成自己的事啦！

　　但照片拍得并不十分满意，我始终没有找到有概括力的、“决定性”的一瞬，用在同年11月8日画刊上，篇幅不大，标题也很低调——《为庄稼操心的人多了》。照片刊出后，却有不止一封读者来信，说照片“十分生动，形象真实，给人以鼓舞”“5幅照片，没有任何做作……我最爱你们的画刊，一些优秀的画刊都剪下来，贴在墙上，久看不厌，希望你们多组织这样的画刊……”看通讯地址，有的写信人可能就是农民。这是我没想到的。

　　1982年3月，我在广州站拍摄了《祖国南大门的春花》，更有意识地反映人的情绪、人的故事。当中有一幅是说一个年轻的客运员高淑仪，因为经验不足，在她的班上出现了漏乘，因此在班后会受到批评。在她流下自责的泪水时，党支部委员过来安慰她，和她谈心……这在20几年前的报纸上，是没有的或者是少见的，特别是党中央机关报。后来，有读者致函《新闻战线》杂志，称赞这组照片。《新闻战线》约我写了采访文章。当年写这类文字对于我的继续实践，有好处，它使我思考：什么地方做对了？什么地方有问题？当中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那幅哭哭啼啼的照片，还以《同志情》为题，还在中国日报发表，并在这家报纸的《十亿人民》摄影比赛中获银牌奖。

　　1988年9月1日，我想看看开学典礼，也没指望拍什么，因为这是个老题材，拍的人已经很多了。到现场，老师中一两张特别稚嫩的面孔，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她们是不是新教师呢？一问，果然是。我拍摄的冲动一下子来了。当校长把教师一一介绍给全场同学时，老教师大大方方，而一位新老师却显得腼腆和羞涩……照片被版面编辑认可。后来在《中国教育报》举办的全国教育新闻摄影评选中获一等奖。这是生活赐给我的意外收获。我的新闻摄影实践中，这种例子不少。包括一些采访线索，有的就是一位路边老人的一句提醒：你是记者？有件事你应该报道报道……

　　陈：对于生活这位老师，你说要恭敬和谦虚，这是否是被动式的采访呢？

　　蒋：我说的“恭敬、谦虚”，是针对有的作者，到了现场，不闻不问不看，来了就指手画脚，安排画面。其实，当好生活的小学生，不仅不排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相反，主观能动性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怎么发挥，劲往哪儿使，在什么地方用脑子。以生活为师，摄影记者有事干。虽属意外，但头脑要有准备呀。开学典礼上有新教师，这是客观存在。你动不动脑筋，有没有感觉，能不能发现？发现了，你是停留在一般化的表现，还是抓到关键的环节，有意思的瞬间？出入大了。这不都是摄影记者自身的事吗？正是中国画论说的那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首先是独到的发现和选择。这种独到的发现和选择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劳动，有时简直不亚于发明。与此相关的还有表现手法的独到和别致。这种创意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大概齐，而是严格意义上的。1997年长江截流，绝大多数记者都把镜头对准最后一车土石。这也不错，但不新鲜。记得葛洲坝截流就是最后一车土。湖北日报的周立新没有随大流，没有扎堆儿，而是避开记者群。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拍摄点。拍到的是合龙后，岸两边施工队会师、队长握手的精彩瞬间。你说绝不绝？这幅照片在全国新闻摄影评选中，毫无争议地获经济类金奖。这个瞬间不同于以往的、如葛洲坝截流的瞬间，是全新的。我有幸几次见过周立新，是个沉静，多思的年轻人。我心目中有许多这样的新闻摄影佳作。每一幅留给人留下印象的新闻摄影佳作，都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新闻摄影的创意，是严格意义上的，是不可重复性，是真正的“一次性”。忘记谁说的，成功一条路，就堵死一条路。这是毫不夸张的。下一次，再有什么大江截流，再出现这样的瞬画面，评委肯定会说，谁谁拍过……可见当生活的小学生，被动式是没有出息的。

　　而独到的发现与表现，不是凭空而来的，与记者的才干、情感、学识、积累分不开。新闻摄影，费人的心血啊！

　　陈：能结合你自己的实践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吗？

　　蒋：发现能力与感应能力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摄影记者与文字采访又不同。文字采访如果现场没有感应到，事后反思，形成题目，还来得及。摄影不行。如果你当时没知觉，事过境迁，一切无从谈起。

　　1988年5月底，我们几个记者去苏北一个县采访。一天，主人安排我们看一个乡村幼儿园。兴趣不大。礼貌地看完第一个节目(舞蹈)，就想告别。谁知主人不让走，说还有节目。只好耐心再看。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唱歌，开始也没注意，听着，听着，问题来了——歌词中出现了“一心想着他呀他，想得我真心焦……”“一心想着他呀他，想得我睡不着……”这不是情歌吗？这不是孩子的过，也不是老师的过，根本的原因是孩子喜欢的歌太少。主题形成，拍摄就有了目标。照片以《孩子要歌》为题，于同年6月4日刊用。不料，在评报栏里，照片周围写满了红字评语，说问题抓得准、抓得好、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读者来信也不少，有的还寄来看了报道后动笔为孩子写的歌……为什么我能及时抓住这个新闻呢？起作用的可能有两条。一个是此前采访上海木偶剧团时，剧团负责人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是，在孩子们身上打主义挣钱的多，实实在在为孩子办事的少……”可不是吗，那时经常听到的一句电视广告语，就是一个幼儿的声音：“妈妈我要喝”。我忧虑。另外，我虽不是音乐发烧友，有多深的造诣，但一般流行歌曲我还是爱听，所以，在现场一听就知道那是香港艺人奚秀兰唱的一首情歌。后来请教儿女，得知那歌叫《知道不知道》。

　　1996年10月，去沂蒙山蒙阴县采访，是记者团。突然发现路边有苹果的集散点，立即叫了停车。只见果农个个愁眉苦脸，说往年这个时候，也是这个价，早就卖光了，今年咋就卖不动了呢？一脸的困惑和不解……那苹果是传统的国光，个头小小的。这不是主人安排的采访。车继续前行。目的地是水库边的果园。这位果农可神气了：“我这果子，两块五一斤，已经订购一空……”生活本身就有这样生动的、鲜明的对照。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我当然不会放过。

　　此前，我关注苹果已非一日两日了。看电视、听广播，我注意。下去采访，我了解，比如去某地区推广苹果，一户种多少苹果。我算过一笔账，仅这个地区进入盛果期，全国，每个人平均就能摊多少……在农贸市场，因滞销而犯愁的果贩告诉我，有的地方，因为效益不行，已出现果农砍树的情况。省里来了同行朋友，我更抓住机会请教……

　　面对同一事物，大家都在咔嚓、咔嚓按快门，可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多数想的可能仅仅是丰收的喜悦。想的不一样，结果就不会一样。有人说，现在拍片，与其说是用相机拍，不如说是用思想拍，一点不假。你看，以生活为师，不排斥主观能动性吧？

　　读者的来信，我视为宝

　　陈：我认识的蒋老师从来不卑不亢，对老百姓有深厚的感情。(这问的有点概念化，请酌。如果此处一定设问，是否可改为“看来你的许多作品有得到读者的认可，你怎样看来自读者的反馈呢？”)

　　蒋：在我心目中，读者一封信，胜过任何的奖励。我是幸运的。我每一次的努力，几乎都有读者的反馈。这么多年来，是读者给了我前行的力量和勇气。我虽然没有多少获奖证书，仅有的几份我似乎也不大在意。而来自读者的信，我却十分珍视，当作宝贝，其中一些一直珍藏至今。我们的照片，最终是给读者看的啊。前几天，我在重看这些信时，发现1984年3月22日，我在装信的大信封皮上自己随便写的一句话：“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也值得了。区区照片有人看见，而且不怕麻烦写封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拼命干行吗！”。反映了我的心情。

　　陈：你从1963年开始拍摄，40年了。您平常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贯的平静，没跟您一起工作过的人一般想象不出蒋老师兴奋起来的样子、、、、、

　　蒋：我是个兴奋型的人。没感觉，不兴奋，一般不动相机。40年来，要说最兴奋的一次，应该是1966年10月1日。1948年底，北京解放，我在街头报栏上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像，照片里他方脸庞，微笑，仰视，戴8角帽。这就是解放前，父亲悄悄说过的共产党里的那个能人毛泽东啊！当学生时，国庆游行，路过天安门，总是瞪大了眼睛，使劲往城楼张望，看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周总理，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朱总司令……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成了摄影记者，一个是位置不理想，一个是有任务在身，他的摸样，始终没看清楚过。1966年9月，国庆又要来临了。人民日报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名额有限。我做梦似地想：能不能在金水桥前用超长镜头拍摄呢？这样既没有名额问题，又不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此意一出，立即得到相友的支持。那时，节日已临近，进口已经来不及了，就想方设法借，几经周折，最终打听到国家体委登山队有一台镜头为1000毫米的相机。一说照毛主席，登山队慷慨支援。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为拍摄，专门打制了木台子。是日，天不亮，就赶到了现场。东方红乐曲奏起，毛主席出现在我的镜头中……那次游行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晚选中的两幅照片，一张是毛主席的，一张是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全是我有这台相机拍的。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反而推至次日用。我成为除新华社以外，第一个在金水桥前用超长镜头拍摄毛主席的摄影记者。相友同样高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功。这在当时的首都新闻摄影界引起连锁反应，兄弟单位也陆续进口长镜头相机。

　　有时，人需要有梦，若没有这样一个梦，就没有当时的一切。

　　在同年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时，我在西侧观礼台，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了那张曾被人民画报当作封面、印成邮票、广泛流传的毛主席穿军装的半身照片。现在旅游点卖的仿文革时期的笔筒、磁盘上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也是我那次拍的。要说盗版，这恐怕是量最大的盗版了。但没法打官司，因为不知谁出版。

　　两年以后，1968年国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总理，显得消瘦、憔悴、疲惫。我用新进口的相机为苦撑局面、日夜辛劳的周总理留下影像。当时拍领袖，是尽全力抓满面笑容的。

　　文革是一场大动乱、大灾难。历史就那样了，无法改变。照片是历史的见证。要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这些照片依然有价值。

　　陈：最遗憾的一次呢？

　　蒋：有人说，摄影是遗憾的事情。我采访中的遗憾可谓多矣。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1980年5月17日，拍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刘少奇是文革，也是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这次追悼会，是党的11届3中全会后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摘掉了扣在刘少奇头上的3顶帽子。显而易见。这一事件的关键瞬间，应该是邓小平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握手。我抢占的位置是准确的。瞬间也抓到了，但由于我不喜欢使用闪光灯，没有带闪光灯，用相对慢门拍摄，现场记者相当多，除了摄影记者，还有电视台的、新影的，很拥挤，不可能稳稳当当拍照，结果造成影像不实。如果需要，勉强用也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明显硬伤。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就这样给我留下留下终生遗憾。血的教训，一想起来就堵心。

　　新闻摄影，提倡现场光，没什么错，但不能绝对化。我正是吃了绝对化的亏。在紧要关头下，抓到新闻影像是第一位的。根子是大意。这也反映了自己基本功的不扎实。现在整理资料，发现过去的底片曝光完全正常的是少数，有不足的，更多是过度。一次曝光亏了，就很长一段时间矫枉过正。挺好的进口胶卷，放出的片子有时反而不如基层发烧友用乐凯拍的片子。

　　尽管现在相机高度自动化，数码化，基本功，基本技术，绝对不容忽视。前天看奥运男子打飞碟，阿联酋的一名运动员几乎百发百中，令人赞叹不已。后来他说，几乎每天都要练习射击几个小时，很苦。对我们摄影人的基本功训练应该有启发。

　　我采访喜欢独来独往，悄悄地拍

　　陈：比起成功的采访，很多记者更记得走麦城的经历。

　　蒋：如果“走麦城”是指采访失败，那我多了。采访本身涉及至少是两个方面，有很多未知数。全军覆没的也有。失败是正常的。我不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勉强发稿意思不大。你走人情，求爷爷告奶奶，可登可不登的照片即使发了，又有谁看？我不说这些。我说一次不为人知的尴尬采访吧。

　　我采访更喜欢独来独往，悄悄地拍。不喜欢成群结队、大肆张扬，更不喜欢成串的陪同。1989年秋，我去厦门，集体的活动结束后，我赢得一次个人自由采访的机会。打听到漳州有个百花村，说有几盆朱德总司令的兰花，也放在那里。我乘公共汽车，兴冲冲前往。汽车只到镇上，到村里还有十几里路。正好有出租自行车的，我就租了一辆。农村说十里，往往不止。我蹬啊登啊，一再地停下来，向路人，向小餐馆主人打听……费了老大劲，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首都北京来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到村里采访来了！

　　你猜等待我的是什么？闭门羹！一盆凉水！

　　村委会主任板着面孔，头也不抬，拒绝采访。记者证也不管用。我用激将法，说你们观念不行，你们百花村虽然很有名，但在全国知名度还是不高，通过我的报道，对于你们的花卉生产、销售有好处……主任依然不正看我一眼。我试图用自己的苦像软化他，我说你看，我都50多岁了，大老远的来了，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呀。主任还是不住地摇头。眼看没戏了，一旁的村党支部书记终于发了话：让他拍吧！总算感动了上帝！我想起谁说的一句话给自己鼓劲：无论如何，不管多麽窝囊，拍到片子就是英雄，就是摄影记者的胜利。今天，我又胜利啦！

　　事后我反复思量，我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冷遇？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尝新闻闹的，人家是不是害怕我采访收费？更大的可能是,记者采访几乎全部是县里、起码是镇里领导陪同，无论如何得有辆小轿车。记者怎么可能没有任何陪同，自己骑自行车来呢？正常变成了不正常。深入生活，谈何容易！回到北京，百花村的照片我照发不误。照片背后的“生动”故事，却无人知晓。

　　现在采访挺有意思，如果是邀请的，你就是上宾、贵宾，吃好，住好，喝好，玩好，实行全包。有的还要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如果是你主动上门采访，那就是难说了。于是，谁花钱谁就有“新闻”，不能白吃、白喝啊。贫困、偏远山区，没有钱请记者，对不起，即使新闻堆成山，也难免门庭冷落。新闻照片如何不疲软？

　　作评委，一个是专业眼光，一个是良心

　　陈：我注意到，很多摄影者留下了很多照片，但很少有文字留下来。而您却常常有文字见诸报端。

　　蒋：几十年来，除了摄影，我还写了大量有关新闻摄影的文章，没有统计过，也有几十万字了吧。至尽还在写。还出过一本小册子《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蒋齐生老师抱病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给予鼓励。

　　如果一定要说长处，我的韧劲还行。虽然不是多么勤奋，但一直没有停步。直至现在，67岁了，仍然没有放下相机。我深爱摄影。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令我感到新奇的东西。现在拍东西比在班上时更随意。没有见报任务的压力了，数码相机又是这样方便。去年，我用几天时间，拍摄一根扁豆，补了一堂摄影基础技能课。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拍人。这两年拍摄了《老爷子有颗少年心》、《佳利过年》、《糖人是个梦》、《北京老太带洋徒》、《业余琴手吴汝煌》……7月在晋城看到马克吕布，81了，不是还在拍吗，与他老人家比，我还是小弟弟呢！

　　陈：近些年，我和您一起做过几次评委，每个在场的人都看到您认真地投每一个子儿，您的认真和公正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蒋：作评委，一个是专业眼光，一个是良心。二者缺一不可。评选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事，它左右着新闻摄影的实践。没有公正的评选，容易使参赛者晕头转向，弄不清东南西北。这样的评选，还不如没有。有一次，被评照片作者就站在我面前，相距不足两米，眼睁睁盯着我投不投子。我就是没投。这一点，延光比我做得巧，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他是先把子投下，转个弯，趁对方不注意，再把子收回。这20几年来，总的来说，评选是公证的，对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的新闻摄影大师

　　陈：大浪淘沙，您那一代人中很多人中途退场，更有人一生默默无闻，而您却是其中佼佼者。你怎样描述你自己的照片、成就？(“佼佼者”还是不说吧？请酌。得让我活。)

　　蒋：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的时代，一个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时代。

　　我有幸在党中央机关报从事新闻摄影，见证了共和国的风雨历程。

　　我有幸遇到那么多支持我理解我的领导、同事。没有报社领导、同事的指点、理解和认同，我的努力，我的探索，全是白费。范敬宜同志在他的《总编辑值班手记》一书中，多处提到我的新闻照片。1995年，我被评为高级记者。1997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如果说，我在新闻摄影圈里，多少有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人民日报》金字招牌的光。这我很清醒。

　　我还庆幸，在新闻摄影圈里，我有那么多比我老的、比我小的、年纪相仿的知心朋友。不是酒肉，情谊都系于新闻摄影。不是一团和气，有相互的鼓励，更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交锋、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

　　几十年来，除了见报新闻照片外，我也拍少量纪录时代轨迹的纪实照片。上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当中有许多农民、包括他们子女的酸甜苦辣。我断断续续拍了20多年。如果给我几十年的照片下评语，两个字：平淡。从选材说，我的照片很少重大事件、突发新闻，反映的大多是日常生活、凡人小事、底层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获大奖的极少。在影像表现上，也是平淡。我有严格的绘画基础。但绘画是绘画，摄影是摄影。二者有相同的地方，又不是一回事。同样的画面，可能是一张好画，却不一定是一幅出色的照片。照片更讲究镜头表现的视觉、影调、瞬间效果。

　　我的照片虽然平淡，但真实可信。前后放摆在一起，也多少能看出40年时代变迁的一些脉络。

　　陈：你注意国外新闻摄影吗？

　　蒋：我虽不懂外文，但对国外许多优秀新闻作品，却相当关注。我感谢把外国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引进来的专家、学者。引进世界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对于开阔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维，促进我们的新闻摄影，大有好处。在对新闻的理解上，在题材的开拓上，尤其在影像的表达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许多精品感人至深。从100年前的里斯，到罗伯特?卡帕，再到现在的纳赫特威，西方摄影记者的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巴以、在科索窝、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每年都有摄影记者倒在拍摄现场。

　　布列松、马克?吕布的现场抓拍，我十分欣赏，但他们的作品更多的属于纪实。

　　要学人家的实质，不要停留在表面，学皮毛。细分析荷赛的精品，都是以独到的发现、瞬间的精彩、情绪的真实、现场气氛的再现感人，手法不拘一格，都淹没在内容里。没有仅仅靠超广角镜头取胜的。我们有些照片，一看就知道，作者是在那儿探索、创新呢，浮在面上，故做。有的是与要表达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有的是又渐成新套套。罗丹说，最好的素描是看不到线条的素描。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法溶入到内容中去了。让人感觉不到线条有多漂亮。

　　另一点是不要拜倒。不要一沾“外”字，就迷信，就拜倒。用不着。我想，外国记者照样有精英，也有平庸。评委也保不住看走眼，也不是一获奖，就绝对好。要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更何况还有文化的巨大差异。

　　在学习外国的时候，不能忘记自己的好传统。我们有许多传世的新闻摄影佳作，如沙飞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吴印咸的《白求恩大夫》、徐肖兵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七大》……最近看到2004年第7期《中国摄影》发表的抗日时期战地记者高凡来自真刀实枪战争第一线的作品，十分感动，其中的《临汾战役中的爆破手》，堪称世界新闻摄影精品。以前没有见过。介绍那一代摄影记者的经历和作品是很有意义的，刻不容缓。

　　陈：“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的新闻摄影大师”！这是个大话题，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蒋老师，我希望有机会和您进一步谈这个话题。（“小波与友人的对话”系《人民摄影》报社独家约稿刊发的系列访谈栏目，由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主笔本文由《人民摄影》报社独家采访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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