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09月：中日蔬菜风波引发中国食品过敏症

　　“民以食为天”，填不饱肚子是人类经历中最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然而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人们却重新开始为食物发愁：吃什么才放心？对标准的不同理解甚至引发了国际间的贸易大战

　　吃一大惊

　　“从中国进口的蔬菜就像在农药里浸泡过一样。”他们不仅拒吃中国蔬菜，甚至放弃到中国旅游。新一轮中国过敏症正在日本蔓延，给所谓“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注脚。

　　中国食品过敏症

　　本刊记者/唐建光 济南时报记者/赵京桥

　　中国的农业、外经贸、卫生、质检诸部局及相关的官员们刚刚度过了忙碌的一周。

　　9月5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率领属下的蔬菜、鳗鱼、禽肉分会的头脑们齐齐亮相，指责“中日贸易方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日本政府不断对中国的蔬菜和动物产品设置种种技术壁垒，实施超出正常范围的不公正和歧视性检验，使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屡屡受阻”。

　　9月6日，一个由四部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的官员们指出，日方把个别农产品中检出的个案问题扩大化，损害了中国农产品的形象，误导了日本消费者。

　　9月7日，另一批官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说，近年来中国产品因食品安全原因在出口时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官员们说这番话的背景是，日本《食品安全法》修正案于9月7日起生效，根据这一法律，如果在进口食品检查中发现超标可能性大、并会危及健康的情况，厚生劳动大臣可以对特定国家、地区或者制造者的食品采取全面的禁止进口、销售的措施。有关专家认为，此项法律实施后对中国出口蔬菜的影响将远远大于去年的临时紧急进口限制措施。

　　据分析，此举将首先把中国的菠菜全部拒之门外，进而危及价值60亿美元的中日食品贸易，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对日出口。

　　措辞严厉的话语使人们开始猜测，中国加入WTO之后中日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战是否已一触即发。中国方面没有公开指明是否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话中有话地说，将“支持我国政府针对日本限制中国食品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而刚刚回到中国的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阮蔚告诉记者，她在日本的市场上已很难看到中国食品，“日本消费者现在对中国蔬菜和食品都敬而远之。”

　　事实上，对中国食品的恐慌不仅发生在日本。欧洲人先后拒绝了中国的贝类、蜂蜜、肠衣、红虾仁，最后是全部动物源性食品。荷兰人甚至销毁了来自中国的一批水产品。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妖魔化中国食品的趋向。”外经贸部国际经贸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长文说。

　　日本人不要俺的菜了

　　9月6日下午2点，山东省莱阳市照旺庄镇蔬菜交易市场。自今年4月份以来，到这里收购蔬菜的买家越来越少，但菜农们还是在眼巴巴地等待着。

　　于秀华共有10亩承包菜地，上半年种了5亩菠菜，收成比任何一茬都要好，但她沮丧地抱怨说：“我这一茬得亏3000块。”现在，她家地里还有3亩菠菜，中秋节前后就要收获了，她急切地问记者：“怎么样？有消息吗？日本人还能要咱的菠菜吗？”

　　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波及到中国农民。去年的大葱风波，山东也是最大的受害地，谁料余波未平，菠菜风波又接踵而至。

　　照旺庄前照村的孙明是当地有名的种菜大户，承包着100余亩的蔬菜基地，平时有七八个工人替他管理，收获时则需要请几十个人。孙明去年种了50亩菠菜，因此他受到的影响非常大：“损失无法准确估计，菠菜出口形势不好的时候，只能丢在路边沟里。这还不算，我现在种的小菘菜、油菜也不挣钱，之所以要赔本种植，是因为我要支持公司的运作，因为一旦公司垮了，我们也就彻底垮了。”

　　孙明所说的公司是指莱阳恒润食品有限公司，它和孙明这样的种菜大户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合作关系，菜农从他们这里领取种植任务，收获后交给他们加工再输出到日本等地。

　　现在孙明是一脑门子纳闷：日本的接货商严格规定了蔬菜在各个时间应该使用的农药，公司也指定了专门的药店提供农药，我按照规定施用，日本怎么还会得出农药残留超标的结论呢？但孙明也承认，关于无公害农药的概念是从前年才开始的，以前种菜没有太在乎用什么农药，只看杀虫效果。

　　在莱阳，最大的一家农业公司是龙大公司。龙大也是山东省的农业龙头企业、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出口基地，目前拥有员工16000余名。来自山东省外经贸委的消息说，在此番中日蔬菜风波中，龙大是损失最大的，因为它的绝大部分食品都是输往日本。

　　还没到龙大的大门，记者就看到几名工人背着背包在路边候车，一问才知，她们准备另谋出路。一个来自山东菏泽的女孩说，公司不景气，没活干，只好卷铺盖走人了。

　　傍着小山，龙大公司的厂房、宿舍、娱乐区绵延数公里，不亚于一个乡镇。公司园区内还有一条小街，聚集了上百家店铺，润财餐馆的张老板告诉记者，这里原本非常热闹，但今年公司工人大批放假，现在看起来萧条多了。“这不，北厂又有两个车间放假了。”

　　张老板所说的北厂共有四个车间，每个车间约有五六十名工人。小陈就在其中一个车间上班，上个月，北厂两个车间宣布放假，小陈7月份的工资从一个工时1.9元降为0.5元。小陈说：“因为公司业务量收缩，现在很多宿舍的床位已经空了。”

　　虽然龙大集团宣传部主任王世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1至8月，公司销售收入和出口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但他对记者追问的具体数据避而不答。然而龙大方面提供给记者的传真中并没有避开日本绿色壁垒的冲击情况，传真中称：“今年以来，龙大面对国际大气候特别是日本绿色壁垒障碍的严峻挑战，自我加压，采取多种战略举措化解负面影响，实现了企业有效规避和平稳过渡。”

　　据王世楠介绍，龙大共有10个合资企业，其中有7个是和日方合资的。公司以前一直都是按照日方标准生产食品的，只要合乎标准，日方从不进行检测，但现在他们检测农药残留的成分已经从七八种增加到78种，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限制进口。据悉，以前龙大进行蔬菜采购均是通过农民经纪人进行的，在绿色壁垒事件发生后，他们加强了蔬菜基地的建设，开始指导菜农用药。

　　风起于青萍之末

　　47%，不少人说，中日菠菜风波起源于这个数字。

　　去年10月29日，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当年第3季度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重点抽查23个大中城市的菜花、番茄、甘蓝、黄瓜、茄子、韭菜、油菜等十余类181种蔬菜中，有47.5%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有机磷残留量超标，如国家明令禁止蔬菜生产中使用的甲胺磷、氧化乐果、克百威、水胺硫磷等农药残留检出率比较高。

　　这一数字后来遭到很多的质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主任吴永宁博士说，这次抽查样本数量偏少，且重点抽查的正是使用农药较多的几种蔬菜。而且，农民们给自己吃的蔬菜从来不打农药，如果加上这个庞大的基数，47%并不是中国蔬菜农药残留状况的真实反映。

　　对这样的数字，或许中国消费者已经麻木，但在异域产生的连锁反应却大得多。消息经日本媒体转载后，引出轩然大波。因为日本人的菜篮子已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中国。虽然阮蔚说，中国国内消费的食品与出口体系是分离的，两者并不相干。但日本普通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一点。

　　日本方面立即加强对中国蔬菜的检测，并且把今年1月定为中国蔬菜检查强化月，实行100%抽样检查。3月20日开始对中国18种冷冻菜加热后实施药物残留检查；7月又扩大到全部冷冻蔬菜。

　　在到5月为止抽检的944件菠菜中，发现有42件残留农药超标，来自中国的超标蔬菜达575吨。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6月27日公布对600种蔬菜的抽检结果，中国产20种新鲜蔬菜和18种冷冻蔬菜，包括芹菜、毛豆角、豌豆、大蒜等都发现有残留农药超标。“中国产的冷冻菠菜残余农药超标180倍”，在日本媒体上经常可见这样的标题。日本《经济学人》杂志说，“从中国进口的蔬菜就像在农药里泡过的一样。”

　　据称，被检测出来的残留农药大多是杀虫剂毒死蜱，日方规定的标准是0.01ppm，但中国的菠菜中检出的含量最高可达这一标准的250倍，也就是说，达到2.5ppm。

　　与此同时，正值中国减肥药在日本和新加坡闹出人命来。两场风波叠加后，在日本引发出一连串的中国食物恐慌。

　　早已习惯消费中国蔬菜和各种中国产品的日本消费者，顿时产生“中国食物过敏症”，开始对中国货敬而远之。日本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停止售卖中国进口的所有蔬菜，而饮食业者则称：“宁愿改变菜单，用其他菜种来代替菠菜。”甚至一些原本决定在夏天假期到中国旅行的日本人，还决定取消行程。他们担心“到了中国会吃到含农药高的中国蔬菜”。

　　“日本一些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爱华说。被检出问题的蔬菜只有0.5%，但它们过度炒作，夸大其辞，利用普通消费者的无知，渲染“中国毒菜论”， 将之说成是“威胁到国民健康的重大问题”。　

　　该商会会长曹绪岷在9月5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国蔬菜之所以检出超标，主要是日本实施的毒死蜱限量比国际食品法典和欧美标准还严，而且违背了合理性的要求，又提不出科学依据和风险评估。他举例说，日本的规定的毒死蜱标准中，对主要依靠进口的菠菜的限量标准是0.01ppm，而对日本本国大量生产的萝卜规定的限量标准却高达3ppm，相差300倍之多。“如果中国菠菜像日本某些媒体宣传的是‘毒菜’，那日本萝卜岂不是‘剧毒菜’了？”但中国方面的声音并没有阻止恐慌在日本岛内的蔓延。在日本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限制措施后，8月12日至16日的5个工作日中，日本没有一家进口商递交进口中国产冷冻菠菜的申请，表明中国产冷冻菠菜已经全面退出日本市场。

　　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日本方面正试图继续扩大对进口食品特别是中国产品的检控范围，包括蜂蜜、大米、茶叶、松茸等。在此之前，日本从2月起对中国产活鳗及冷冻白烧鳗实施11项抗生素残留检测。4月24日开始对中国产活鳗实行机场吊水48小时以上药残检验，起因是从中国鳗鱼中检出一两例抗生素超标。

　　而在去年6月，日本仅根据韩国发现一例鸭子有问题，便全面禁止中国禽肉进口。后来解除了鸡肉的禁令，但同时宣布将每批都实行精密检查。

　　本来，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岛外“菜地”，但从去年开始，中国蔬菜肉禽对日出口已经完全一改迅猛上升势头。按照曹绪岷公布的数字，今年前7个月，中国鳗鱼、家禽、蔬菜对日出口均呈大幅下降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对日出口活鳗下降了23%；冻鸡下降41%；保鲜蔬菜下降23%；暂时保存的蔬菜减少29%；盐渍蔬菜减少7%。而中国鸭肉则在日本市场上全面消失。

　　贸易新战争？

　　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以疯牛病发生国为由，对日本产化妆品及原料实行禁止通关措施。7月30日，一批来自日本的海带在福建被查出汞超标，遭致退货。

　　中国并未将这类事件与蔬菜风波联系起来，但日本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实行“绿色壁垒”。

　　从事中日蔬菜贸易的日本丸红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菠菜也被查出农药超标，但该公司不愿对此发表评论，其有关人士表示，“这件事非常敏感，原来只是贸易问题，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外经贸部国际经贸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长文把这场风波的大背景归因于浸透于整个日本的危机感，并进一步将之与近年来流行于日本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联系起来。近十年来日本经济状况不佳，而中国却是一路风光，日本方面原来预计去年对中国将出现240亿至250亿美元的逆差，中国将成为其第一大逆差国。而日本国内有的人则将日本经济疲软归因于越来越多中国进口造成的，千方百计抑制从中国进口。

　　阮蔚也进一步分析说：日本一些人越来越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而且如菠菜和鳗鱼这类产品，90%的进口产品来自中国，他们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安全的”。而另一些产品，如从中国进口的毛巾、蔬菜等与日本国内的生产者又有冲突，让那些企业产生恐慌。“这是一种利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徐长文还说，菠菜风波实际上是去年的大葱风波的延续。去年年底，日本突然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葱、姬菇和蔺草进行限制，而中方也迅速还以颜色，对日本的汽车、手机等进行加征特别关锐。争执最终以日本做出妥协而告一段落。

　　“两件事是一脉相承。”徐长文说，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日本换了另一种方式进行贸易保护，这次他们使用的是技术壁垒或绿色壁垒。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农民的利益而伤害中国。”

　　徐长文说，他们曾预测去年中日贸易能达到1000亿美元，但最后未能实现。今年风波再起，前景殊难预料。

　　但是对中国来说，更麻烦的事情是中国食品的形象。“过去日本人认为中国产品质量不好，在去年的风波发生之前，在他们印象中，中国产品已经有很大改进，价廉物美。但最近又开始动摇了。”阮蔚对“毒菜风波”的后遗症表示担忧，她在日本《朝日新闻》开有专栏，对中日贸易问题有着长期的观察。

　　中日间的贸易争端从来都会夹杂着政治、经济乃至民族感情等多重因素，徐长文说，日本媒体在这一风波中夸大事态；但中国媒体在前段时间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和三菱汽车风波中也推波助澜，其中又何尝没有夹杂情绪因素呢。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爱华说，商会将立即组织中国企业代表前往日本进行“危机公关”，正面宣传中国食品的形象，不能让日本消费者光听一边倒的声音。

　　中国舟山群岛的剥虾工人为手指止痒而涂抹的氯霉素，引发了近年来中欧间最激烈的一次贸易风波。

　　祸起氯霉素

　　本刊记者 唐建光

　　4月16日，荷兰鹿特丹港，来自中国的两个货柜的冻兔肉被荷兰瑞丹克销毁公司切碎焚毁。

　　在此之前，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张爱华正率领一个由中国禽肉、水产、小龙虾、兔肉企业的代表团周游卢森堡、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和丹麦诸国进行游说，反对欧盟对中国动物源性食品刚刚做出的全面禁令，并且“成功地阻止了鹿特丹港的一起销毁中国食品的事件”。

　　但是，仍然有66个装有不同冻品的中国货柜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7个集装箱的虾仁、38个集装箱的冻兔肉、23个集装箱的冻鸭肉、价值约421万美元。它们均被查出氯霉素或其他药物超标。

　　“食品又不是毒品，你们不要应该退给我们，公开销毁在贸易史上是少见的。” 张爱华说。

　　中国外经贸部立即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谈话。4月21日，中国江苏，一批来自荷兰的猪肠衣被付之一炬。中方说，其中检出了氯霉素残留。在此之前，中国方面还宣布停止从荷兰进口动物源性食品，并对已入境的从荷兰输入的动物源性食品进行严格检验，检出有害人体健康物质残留的产品一律作销毁处理。

　　虾仁引起了“多米诺”

　　荷兰方面是按照欧盟的决议对来自中国的氯霉素超标的动物源性食品进行销毁的。这不过是迄今已延续一年多时间的中欧贸易风波中的一段插曲。

　　2001年初，奥地利“绿色和平”组织紧急对本国商场内所有的水产品进行“毒物”检测。因为有消费者在食用当地“家乐福”超市出售的冻虾仁后引起过敏反应。结果发现德国雷斯蒂克(RISTIC)公司生产的部分虾仁产品含有违禁物质氯霉素。后来检查发现，这批惹祸的冻虾仁来自中国舟山。

　　欧盟方面立即加强了对中国水产品的检测。到当年11月，已有90多批次的中国水产品检出氯霉素超标及其他药物残留，包括福建省出口的鳗鱼、江苏省出口的淡水小龙虾。

　　2002年1月2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摩洛哥的马尔喀什议会大厅举行首次食品安全与法规全球性论坛。会间中国代表得到了坏消息：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决议：“自1月31日起禁止从中国进口供人类消费或用作动物饲料的动物源性产品，但肠衣及在海上捕捞、冷冻、最终包装并直接运抵共同体境内的渔业产品(甲壳类除外)不在禁止进口之列”。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高永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欧盟的禁令意味着中国每年丧失6.23亿美元的水产出口额。受损的中国企业超过95家，平均每家损失300-500万美元，同时让4.96万中国劳动力直接受到牵连，此外还有十几万农户受到损失。“这是对中国水产业伤筋动骨的打击。”

　　更令中国方面担忧的是，由于欧盟的禁令， 2002年1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做出反应，对我国虾产品发出预警通报； 5月24日，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农林部通过紧急法案，对中国进口的所有小龙虾和虾类产品进行氯霉素检测；接着，美国佛罗里达州检出中国虾类含氯霉素并有可能效仿路易斯安娜州的做法；2002年3月，日本厚生省宣布对我国动物产品实施严格检查，并公布了11种药物的残留限量。

　　据农业部信息中心统计，受欧盟全面禁止进口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影响，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畜产品出口降幅达33.5%。同时，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前5个月我国畜产品累计出口同比下降了12%。

　　该死的氯霉素

　　农业部渔业局派出的专题调查组在急赴浙江调查后，找出了虾仁中氯霉素残留的来源：“加工厂的工人在剥虾壳时，因手指长期接触生虾原料而引起发痒、溃烂，便涂搽氯霉素药膏或水剂治疗，使沾有氯霉素药膏或水剂的手指、手套或加工台面直接接触虾体造成污染。”

　　舟山群岛上的剥虾女工们断然想不到，自己的不经意之举会引发一场国际风波，并且导致国家数十亿元的损失。事实上，被调查的许多企业老板和工人压根儿不知道氯霉素可能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高永强说，我们对欧盟的水产品出口是从1997年真正开始的，“但一年接一年老出问题”。到最后被全面禁止进口。

　　2月6日，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发布消息称，该局对市场上的蜂蜜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有7种来自中国的样品在氯霉素的检测上呈阳性。并要求对中国产蜂蜜全面禁售。

　　3月6日，中国驻汉堡总领馆经商室报告说，德国石荷州环境、自然与林业部最新公布的消息，该州两家小型蜂蜜灌装厂均发现所灌装的来自中国的蜂蜜被查出含有氯霉素及其他药物残留。并且还有一批7.3吨来自中国的鳗鱼中的480公斤含有氯霉素。此外，据《南德意志报》报道，最近来自中国的动物源性产品的有害物质残留问题接连不断。黑森州2月份发现中国的猪肠衣含有氯霉素；石荷州两周前发现来自中国的蟹肉含有氯霉素。事实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其他欧盟国家也发现来自中国的有关动物源性产品含有氯霉素等有害物质。

　　这份报告说，“ 在欧盟1月底刚对我动物源性产品发布进口禁令的背景下，我蜂蜜、肠衣等产品在短期内屡次被发现含有有害物质残留并接连被媒体曝光，对我动物源性产品的形象产生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而在此之前，我国冻鸡、贝类产品和牛肉因不符合欧盟卫生检疫标准，均被拒之欧盟门外。2001年11月8日至22日，欧盟考察团来到辽宁大连、江苏南京、山东潍坊、浙江舟山和杭州等地，欧方提出报告认为，中方在法律体系、实验室水平、实验人员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问题，并且认为中方有弄虚作假的嫌疑，“中方主管机构提供的许多信息具有误导性”。他们的结论是：“目前中国无法向欧盟充分保证向欧盟出口的动物源性食品不含有害兽药残留和其他有害物质”。

　　而中国方面也指出，欧方的考察报告是片面的、不准确的，中方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欧方不能否定整个监控体系。也不能得出“无法有效防止受污染的虾出口到欧盟”的结论。

　　谈判之后，欧盟委员会于今年6月解禁了中国对欧出口的三类产品，即明胶、在海上直接捕捞、冷冻、完成最终包装并直接运抵欧盟口岸的鱼及其产品、在大西洋直接捕捞、冷冻、完成最终包装并直接运抵欧盟口岸的甲壳类。但由于欧方对中方的质量监控体系和能力仍持怀疑，全面解禁在近期内不可能。

　　9月5日，来自山东的消息说，青岛有关部门一大批官员受到了处分。在去年年底，当欧盟派员来中国沿海诸省调查时，山东一些官员预感到欧盟可能要采取措施，为地方利益考虑便突击出口，一些产品未作检验即被放行，不料被人家逮个正着。

　　在随后欧盟的禁令中，青岛成为全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丢掉了水产品出口额2.1亿美元，占全国三分之一。浙江(主要是舟山和宁波)损失逾1亿美元。

　　绿色壁垒与标准之争

　　在所有此类事件中，最核心的争端总是标准之争。在中欧和中日两个战场，中国均指责对方采用了歧视性的标准。“但是，你要向人家出口，就得认人家的规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君石研究员说。

　　不过无可否认，标准都不是绝对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博士说，在WTO规则里面，允许以健康保护和动植物检疫的名义来设置一系列标准，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能力和检验手段，来设置技术要求——说得不好听叫技术壁垒 。

　　在这个层面上，壁垒的高低实际演变为国力和科技水准的比拼。吴永宁说，欧盟是食品生产过剩的国家，“因此他们的标准有点过”。欧盟对食品中氯霉素含量的检测水平10年来从10ppb降到0.01ppb，而中国的检测水平远没有那么高，因此在中国没检出问题的食品到欧洲却可能难以过关。他举例说，氯霉素的确可能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但10ppb和0.1ppb的含量在致病方面有何差别，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但欧盟设置了全世界最低的标准，却可以成功地将进口食品拒之门外，或者至少让对方加大成本，削弱其价格竞争力。

　　换句话说，标准的设置，绝不仅仅是为健康计，技术水平越高，设置的门槛就高。而在一系列的风波之后，中国方面已经痛感在标准和技术水平方面的落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透露，在欧洲“二恶英”风波中，中国虽然要求出口国出具“二恶英”检测资料，但实际我们并无能力检测。而送到欧洲检测，每个样本的价格就1500美元。在越来越高的技术壁垒面前，中国的技术专家和农民们感受更多的是无奈。

　　中国水产品质量认证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披露，1996年，欧盟禁止我国双壳贝等产品进入。在中国方交涉下，欧盟派员来华，先是提出生产和加工中的卫生控制问题，下次来又要求建立国家农药兽药残留控制计划，“让你永远忙个不停，结果是永远有那么一点做不到。”

　　引起国内外注意的是，中国方面也开始运用相应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也有保护措施。对于危及国内产业利益的大宗进口商品，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但不能拿到台面上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近日，国家拨出一笔巨资加强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的研究，其中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寻求对检测手段的突破，掌握技术的主动权。

　　比如中美转基因大豆风波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例证。一位专家指出，“如果不对进口转基因大豆采取一些措施，中国东北的数百万农民就会减收。”当然，正如所有的例子一样，技术壁垒总会隐藏在另一些理由之后。

　　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别名 左旋霉素、左霉素

　　氯霉素为白色或微带黄绿色结晶性粉末，味极苦；微溶于水，易溶于甲醇、乙醇或丙酮。

　　氯霉素对人的造血系统、消化系统具有严重的毒性反应，有可能引发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同时还会引起视神经炎、皮疹等不良反应。因此氯霉素只在对其他抗生素耐药或不得不使用的严重病例中选用。

　　中国农业部已将氯霉素从2000年版《中国兽药典》中删除，列为禁药。

　　欧盟的进口食品卫生标准规定“氯霉素含量标准为不得检出。”

　　中国人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这是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食品安全的中国现实

　　姜德明在家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两度患癌，1990年因骨癌高位截瘫，1994年癌细胞转移导致肺切除。虽然没有确凿的医学证据证明自己的癌症与食物有关，但姜德明坚信一点：毒从口入。

　　姜现在的职务是江苏省射阳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整日拄着双拐奔波于田间。他现在搞了一个绿色蔬菜种植基地，虽然只有小小的几十亩地。

　　从1998年至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已三度提出议案，建议尽快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今年，他将议案亲手交给了李岚清副总理。

　　在他的议案里，姜德明列举了上百个食品安全方面“触目惊心”的例子，用劣质霉变的“原料米”，经去皮、漂白和矿物油“抛光”后摇身变成有毒的“高级精米”；用“甲醛”之类潜在致癌物漂白增韧的面粉；用硫磺熏制增白的银耳；搀入工业用滑石粉的豆制品、用“避孕药”促肥的黄鳝；用甲醛浸泡的显得新鲜光亮海参、鱿鱼……

　　但是，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专家大多数并不同意民间对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过于悲观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说，我们食品的安全状况基本上肯定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指标是食物中毒的漏报率虽然很高，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个指标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减少。这是我们评价食品安全状况的主流。但他又用了另一句话来描述当前现状：“目前问题不容乐观。我们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一些人利欲熏心，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

　　和大多数消费者一样，陈君石同样对现在由各种数字描述的状况迷惑不解，去年公布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40%多，几个月来逐月下降，现在公布的数据已是百分之十几了。“这变得多快啊，没几个月啊。我不能说采取的措施是没用的，但我也不相信这个数字是变化如此之大。”

　　目前尚没有看到权威的报告对中国的食物安全状况作清晰地描述，科技部的一份文件也承认：我们现在食物污染方面的很多情况家底不清。

　　政府的决心

　　9月5日上午，一溜挂着冀A牌照的黑色轿车在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院内排成一排。

　　石家庄市一位副市长率领18个区县和一些企业的头头脑脑们来到北京，与这个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签署“场地挂钩协议”。按石家庄市农业局副局长杨锁成的话来说，就是来领取蔬菜进京的入城证。

　　身兼石家庄市无公害蔬菜农产品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杨锁成说，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石家庄的100万亩菜地已有60多万亩通过无公害蔬菜基地认证。

　　“我们的每一块地都有编号，都经过土壤、水源和空气的监测，”杨锁成说，从农田到餐桌，蔬菜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了全程监控，并被录入档案。如果哪一把菜出现问题，就能追溯到每一个环节。

　　每天供应北京1300万市民和300万流动人口的1100万公斤蔬菜，有60%出自新发地市场，总经理张玉玺说，目前已有87个蔬菜供应基地和6个养殖场与市场签订协议，它们供应的蔬菜已经占到流通量的七八成。

　　市场办公楼的二楼一角有一个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室，陈建萍是这个检测室创始人和主任，她和同事每天24小时对上市交易的蔬菜抽取40-50个样品进行检测。一旦发现农残超标，市场即会对供应商发出禁入令，并通知来源地政府进行调查整改。

　　张玉玺说，现在农户都通过组织形式形成了联合体，拥有自己的商标。一家农户地里的菜出了问题，就可能株连到数十数百家农户，他们就会主动自发监督。这被认为是解决分散生产模式带来的食品问题的一个可行途径。

　　从去年开始，京津沪深四大城市开始推行无公害蔬菜，北京已要求所有进入其“菜篮子”的外地和本地农产品持有“绿色通行证”，对不符合绿色安全要求的食品限制进入首都市场。

　　而这只是农业部雄心勃勃的“无公害食品行动”的一个开端。近日，农业部要求将该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而此前公布的时间表是8年。

　　从去年以来，针对食品安全，一系列的行动已清晰可见。

　　——9月6日，姜德明告诉记者，他今年提出的议案很快得到了回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经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并且初稿已经出来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永宁博士得到消息说，关于成立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局的构想已在国务院层面讨论。与此同时，国务院正试图理顺日益为国内外诟病的多头管理的食品安全体系，“有关文件已出了13稿”。

　　——而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中国正着手改革畜牧兽医体制，参照欧美国家的体例设立兽医官制，由省级部门直接派出兽医官，处方药必须经兽医官签字才能用于动物。

　　——农业部正在就农药滥用和水产品滥用药物等问题展开专项行动。

　　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正在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盘梳理。一个计划是，科技部正在就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进行招标，重点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中的关键检测、控制和监测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项目也开始启动。另外，一部分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开始起草《中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吴永宁和陈君石都是参与者，据称，这将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7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阶段“菜篮子”工作要加快实现由比较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保证卫生和安全转变，真正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

　　这也可视为中国的食物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 “要把食物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政策。”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方权教授说。

　　安全的代价

　　据梅方权教授的研究，美国生态农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常规农业产量的44-50%。前联邦德国的研究,无污染食品一般减产20-30%。 “生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也就无法提高食品产量。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要为食物污染付出很高的代价。”梅方权教授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食物安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正在由长期食物短缺转向食物相对剩余时期，正在由主要解决食物供需安全问题的时期转向主要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时期。”梅方权由概念入手解释了这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换而言之，人们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变，这是矛盾的根源。

　　但是，我们，包括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梅方权指出：“全球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还不能支付超过普通食品价格40-50%的额外支出。”

　　显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在此列。所谓“有机蔬菜”和“绿色蔬菜”在近年来在各地都是赔本赚吆喝，即是一个证明。

　　吴永宁说，最近欧盟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上提出，将牛奶当中黄曲霉素由0.5ppm降到0.05ppm，这也就意味着得用人吃的粮食来喂牛。“但这样能保护多少人？相当于10亿人当中少两个肝癌患者。”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世界粮食问题首先仍然是分配得不合理。

　　所以，吴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的目标，一种是保护到不出现危害为止，第二种对潜在危害的也要防止。但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与国家的国力、科技水平和社会供应的充足程度有关。“我们的安全保障水平是与我们的国力是相称的。”

　　“要找到一个适宜自己国情的平衡点。安全的概念，在消费者、政府和学者和消费者眼中并不是一致的。”

　　吴永宁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肯定希望是零危险，但这是不存在的。“食物都是人们经过数千年选择而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当然也可能有外界加入的不安全因素。但如果不比原来的食品更有问题，就应该是安全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消费者都必须做出理性的选择。

　　挑选蔬菜自我保护若干常识

　　从前曾有人到菜场买菜专挑带虫眼的，认为这是没有打过农药的标志。但农业专家说，这种方法并不保险。因为现在防治害虫的农药有很多种，可能没有用过防菜青虫的农药，但却用过防蚜虫或其他病害的农药——那些药更多用也更具毒性——结果，你有可能买了带农药的菜，却还是带虫眼的。

　　专家介绍了下面一些简单的方法，用起来倒不太难，也可能更有效：

　　1.西红柿不要买“屁股”上带小尖的，那是施多了生长激素后，激素流下来聚积形成的；

　　2.黄瓜买回家最好削皮再吃，虽然这会使人们吃黄瓜的兴致颇打折扣；

　　3.大白菜、圆白菜这类叶菜，最好剥去外面几层菜叶，当然有点浪费，但那些外层菜叶是吸收化肥最多的；

　　4.尽量不要吃韭菜这种实施根吸式农药的菜，这一条可能让不少爱吃馅的人大为扫兴；

　　5.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一条原则：尽量在洗菜时把蔬菜多用水泡一会儿。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