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03月：南京吏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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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2日19:31 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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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铁腕治吏，5位局长马年遭遇“下马威”。这座城市实行的官员“人民评判”、“末位淘汰”制度震动巨大。 在民众中开展民主评议机关作风，这一做法已不新鲜，但以此为依据来罢免官员，南京是中国首例。 一位官员说：“看来以前那种日子到头了。” 2002年的春天对中国不少地方官员来说可谓“多事之春”。马年伊始，他们就纷遭“下马威”。 有关干部人事制度变革的消息接踵而至：南京市两位局长因单位在民主评议中位列市级机关末尾而被撤职；四川、武汉、广州等地继重庆、江苏、深圳之后，于今年建立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广州市委下发文件，对市管干部的提拔任用全面实行任前公示制度等。这些异常活跃的变化，都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中国干部人事改革力度加大。 南京“下马威” 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陈士全完全没有想到，马年的开局竟会如此尴尬。 2月18日，春节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古都南京天气刚刚回暖。就在这天，一次谈话使陈士全的人生发生了改变。那次谈话的“规格”无疑是高的，市委书记李源潮、市长罗志军以及分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分管市容工作的副市长四人都在场，中心议题是关于对陈士全的处分：市容局在去年底开展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位列90个参评单位第87名。作为单位主要领导人，陈士全必须为这个评议结果负责，市委因此决定，提议人大免去他市容局局长的职务。 那一刻，58岁、过两年就将退休的陈士全，内心感受如何，没有人知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家里人说不在，手机关闭，传呼不通。陈士全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市容局宣教处处长李大智告诉《新闻周刊》，陈士全近日在大会小会上表态无数，已经十分疲惫，不愿再接受采访。 在第二天的“转变作风年”动员大会上，当听到通报对自己的处理决定时，陈士全的表情十分平静，看不出一丝曾经风暴的痕迹。同时被处理的还有其余四名官员：免去市房产局胡志刚党委书记职务，提议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局长一职，作降职交流安排；对市公用局、市规划局、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等3个单位的“一把手”进行诫勉谈话。 因为市委谈话在先，几位官员心里已有所准备，因而对处理决定的反应波澜不兴。反而是与会的1800多名处级干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控制不住地哗然起来，原本安静的会场一片议论之声。李大智说：“当时的感觉是太意外了。这样的大会年年都在开，以前哪里工作没搞好，顶多不过在会上说说现象，单位名都从来没点过，何曾这样大动干戈？” “谁也没想到，南京市这回居然动真格的了。”南京市人事局一位机关工作人员感叹道。他最后一句话更耐人寻味：“看来以前的那种日子到头了。” 在群众中开展民主评议机关作风的做法已不新鲜，但以此为依据来罢免单位主要领导人，南京应是中国首例。 铁腕治吏 南京这次“真刀真枪”的人事制度改革赢得众多口碑，皆得力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名词——末位淘汰制的实施。 从南京五位“一把手”被处理的事实来看，“末位淘汰制”可谓一个触及最敏感的权力问题的强硬措施，它的推行，阻力可想而知。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没有像市委书记李源潮那样的“铁腕型”领导，评议活动想要收到实际效果，恐怕比较困难。由于李源潮一直忙于公务，没能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但通过南京市几位机关人员和当地媒体记者的口，仍能勾勒出他们对李源潮的总体印象：敢说敢做、大胆直率、强势改革派。 尽管年逾五十，李源潮仍被不少人称为“少壮”。这跟他的经历有关：具有博士学位的李源潮曾历任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高级职务。去年10月，身为江苏省委副书记的他被任命为南京市市委书记。 李源潮狠抓实干的改革派作风在其初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时就得以展现。2000年底甫一上任，李源潮就抓了一块“硬骨头”啃：着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实行干部公选需要魄力啊，因为那打乱了别人已经排好的队伍，破坏了旧有的利益格局。这一着棋，得罪了不少人。由此也可看出他是个敢碰硬、很务实的人。” 南京一位资深记者评论。 2001年11月底，李源潮任南京市市委书记刚一个月，就碰上了沸沸扬扬的“朱自强宁波违纪事件”。11月26日晚，南京市公用局局长朱自强与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吴庆生、副总经理赵梦龙、办公室主任陈旭、陈加成等一行5人在宁波大酒店非礼女服务员，还与前来制止的民警冲突对抗。此丑闻经媒体曝光后迅速传遍全国乃至海外，影响极其恶劣。事情发生后，市纪委当即派人员前往宁波调查取证，几日后，朱自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余人员也一律受到严厉查处。 人民评判 “据说朱自强平时在领导和一些同事眼里，是个表现‘很不错’的干部，没想到也会犯这种事。可见我们的干部考评体系很有问题。”这是朱自强违纪事件凸现的最大问题，也是促使南京市市委、市府痛下决心整顿机关思想作风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议会代表公民监督政府；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干部考评体系，评价一个干部往往只看上级领导的喜好，领导说了算，以致形成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对人民负责的怪现象，不可避免要出现对官员的评价偏差。”全国人大内务司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说。 “请人民评判”——这是李源潮在2月19日动员大会上所作讲话的题目，也是这次评议活动贯穿始终的精神。南京《现代快报》的一位记者说，位列末尾的五家单位长期存在不少问题，通过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惩戒，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映了市民的真实意愿。在网络上，有人用“振奋”二字表达对处理决定的支持态度。《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写道：掂出了群众的分量。 “群众的评判是干部改进作风的行动坐标，凡是人民群众亮红灯的，就不能过关。”李源潮在动员大会上如此说，赢得一片掌声。 末位淘汰 带有较强惩戒性的末位淘汰制，是否就能很好解决政府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它有哪些缺陷呢？ 应松年对之抱认可态度。他认为，在其他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完善、政府职能正在转型、人民群众缺少民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用这样一个制度把政府职能部门置于监督之下，使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能有所压力，更多考虑老百姓的要求，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个领导干部的考查，一定要慎重，对群众提的意见不能搞一刀切，要经过周密的调查、核实和甄别，还要结合一些主客观因素进行考虑，认为他确实无法胜任该领导岗位，根据人事上的罢免条件进行淘汰。民意应重视，但不能搞运动，否则会伤害干部，打击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南京“万人评议机关”结果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末五位都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接触最紧密的政府职能部门，而前十名却多是不直接对市民的内设机构，譬如市委党史办、统战部、台办等都以高票位居前列。应教授认为，这反映了南京的“末位淘汰制”还有很多需要总结改进的地方：“一是民主评议的方式问题。把90个局级机关一起评比打分，无论从行政成本还是评比对象选择的公正度来看，都不太合理，毕竟那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不可避免问题要多一些；二是对职能部门的评价与该部门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联系问题。一个部门工作没搞好，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譬如经费限制、历史文化原因影响、政府各部门职能交错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该由哪级负责就由哪级负责。” 制度之失 胡志刚、陈士全的局长职务在2月21日召开的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上被正式免去。李大智告诉《新闻周刊》，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情节，对两人的处理是有区别的：陈士全因“队伍管理不够严格，改革力度不大，群众意见很多”，负管理不力之责，免去行政职务，但保留党委书记一职；而胡志刚“不仅仅是工作没抓好，在内部管理上问题也不小，还涉及到经济和作风问题”，因而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降职使用。 为人诚恳、忠厚老实、不摆架子、上下人缘关系好——这是《新闻周刊》从市容局几名机关干部处了解到的对陈士全的评价。据说市委市府对于陈的免职，也是“挥泪斩马谡”。陈士全的操守德行被认可了，那么衡量一名领导干部称职与否的具体工作能力和业绩又如何呢？李大智对此没有正面作答：“去年世界华商大会、全国京剧节、第六届艺术节等大型活动在南京举行，我们的市容工作是得到了领导和群众好评的，市容局还被评为‘迎华商大会’环保立功单位。” 李大智说，市容工作没搞好，市容局在管理上确实存在较大问题，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譬如群众反映最大的市容队员和协管员违规执法问题，我们局机关对他们只能进行业务指导，人权和财权都在下面分局和街道，根本制约不了他们。另外，市容工作搞综合执法，工商、税务、街道、卫生、环保、公安等十几家部门都在管，但谁都没管好，最后落下个烂摊子，板子全打在市容身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这些客观情况其实反映了不少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上级干涉下级，党政不分的现象还很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责任追究体制有两大禁区：一是追不到上级头上，二是无法追究集体责任，因为决议往往是集体研究的结果。这样一来，出了问题无人负责，形成了推诿的惯性。” 他认为，“末位淘汰制”只是一种“治标”之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在职责不清、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治本要从源头上想办法：一是政治体制要理顺，党政要分家，各司其职；二是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才任用机制、优胜劣汰机制和领导责任制度。现在常常说‘选拔’干部而很难听到‘选举’干部。拔，是从上往下拉，是自上而下，那不是民主；举，是从下往上推。一个真正由群众选举出来的干部，才有动力全心全意为群众办事，否则就可能因大家不投他的票而下台。这种机制真正实现了能上能下，才是最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位教授说。 文／孙亚菲 私企业主：入党声急 20人写了入党申请书，100多人表达了入党的愿望。河南省清丰县185个私营企业主，在解读出中国共产党将不排斥私营企业主加入的信息后，出现了这种“群体行为”。这仅仅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有些发福的中年人秦金平在村里人的眼里似乎不缺什么，家庭和睦，很少有让他忧心的事情。 不仅仅如此，在河南濮阳市清丰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秦金平更多的是让人羡慕。他现在有个建筑材料商店，还有一个养猪场。据他的保守计算，建筑材料商店的固定资产约有30万，养猪场的固定资产是20万。50多万的身价是他白手起家十几年勤劳的结果。 他现在说挣更多的钱并不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急于实现的目标是加入一直拒他于门外的中国共产党。 群体行为 2001年9月，秦金平向清丰县城关镇秀才英新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而陈抚忠提出入党申请的日子比这恰恰早一年。1988年初中毕业后，陈抚忠凭着自己卖菜挣来的几千元钱开始和自己的兄弟们合伙，开了家瓜子加工店，现在有6、7个工人为他工作，全是当地的农民。“忙的时候，我还会多雇几个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在秦金平和陈抚忠的眼里，他们所雇佣的工人都是当地的熟人，在工资上也并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但这正是他们不能入党的理由。 把他们拒之门外的是一纸通知。198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文规定：“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秦金平和陈抚忠的入党申请让清丰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王海斌苦恼不已：“这些当地致富能人的确很优秀，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如果他们能成为党员，不仅能带领大家致富，而且还能搞好干群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组织原则。” 虽然不能成为党员，但是秦金平仍乐此不疲地当起了他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做事很让群众满意。每年上缴公粮都是村干部的烦心事，但秦金平却迅速地解决，他自己出钱雇车，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地把村民的公粮背到车上，不让村民出一点力，不到一天半时间，就完成公粮上缴任务。而以前则需要半月时间还把村干部累得半死。 秦金平当队长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村里的一些坏习惯。“村民之间说坏话，骂人，耕地被乱占用，这些我都看不惯，我要把他们改变过来，”他说。在秦金平所在的第五队，今年过年每家挂上了往年都没有挂过的红灯笼，这也是他带头的结果。 中共清丰县委组织部党管组组长张志伟不否认这些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作用：“这些人富起来后，不仅仅解决了周围群众的就业问题，而且还捐款办学校，架路灯，群众对他们也比较信任”。 在清丰县，像秦金平这这样的入党申请人不在少数。据清丰县委组织部门统计，至目前，全县已有20名私营企业主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全县185家私营企业中已有近百名企业主向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入党愿望。 事实上，清丰的私营企业主积极入党不是一个特例。成都市委党校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表明，成都市73%的私营企业主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入党的人数比前几年大幅上升。而在广州，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的入党申请书也显示出这群曾经的“弃儿”的新愿望。 给个理由先 在秦金平的眼里，像他这样的非党员所缺少的就是党员的自豪感。“拿上党员证。做起生意都有底气。”他说的底气就是党员的权威。他感觉党员更容易被别人接受和认同。 申献友就曾在郑州亲眼看见一家商店上清晰的写着：党员卖米。“那就是一种信誉保证，”这位已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说。 在申献友23座蘑菇种植大棚旁边，远远就能看见竖着的几个大字：申氏蘑菇，驰名中原。申没有夸张，已有70万固定资产的他决定今年把他拥有的大棚数增加到百座。现在他手下的固定员工就有50多名。申曾是濮阳市十大杰出青年，他的企业被列为清丰县农业的龙头企业。“入党对企业的发展没有坏处。”这位雄心勃勃的37岁私营企业主说，他入党是受其岳父影响：“岳父就是因为没有入党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发展”。 一位村民对其周围私营企业主入党显得有些不屑：“他们入党是为了在村里有发言权。”按照他的说法，这些私营企业主一旦入党，就可以参加村的党员会，在会上就有发言权，就能了解甚至影响到村委会的一些决策，以便对自己有利。 陈抚忠否认入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认为自己也是在贫苦家庭长大的，能富起来是因为党的政策，自己只会更加拥护这个政策而不会去反对。他说他入党是为了更好地带大家一起富起来，矛盾小了，社会更加安定了，反过来又有利于他更大的发展。前不久，他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据统计，到1999年，中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投资者已近300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额10287亿元，从业人员2022万人，经营各类企业约有150.9万家。 而在去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出版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划分出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在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分析中指出这个阶层政治地位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研究认为，该阶层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 那么靠市场、政策先行一步的私营企业主积极要求入党的举动就无须质疑，问题是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党员的出现会不会引起目前政治格局的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认为：“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制定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而得以出生的资产者阶层，不管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或中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阶层，除去其中‘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少数人，大多数恰恰是最维护将它们孵化出的政治条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年中，还谈不到他们有独树一帜‘自立为王的可能’。他们只会用种种方式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 政策松动 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是很多人对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七一讲话”的解读。 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时的讲话震动世界：“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据清丰县委组织部门介绍，“七一讲话”以后，就有许多私营企业主找到他们询问政策会不会有所松动。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七一讲话”应该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角度来解读，只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都应该吸收进中共党内，不管他来自那个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而是要看私营企业主当中的积极分子是不是符合入党条件。 理论界认为，政策松动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有着深刻认识的中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该报告还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约占整个阶层的0.6%。虽然其政治地位无法和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但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和重要组织者。 王长江说，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有党员，有以前党的干部，有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这些多是社会精英，如果都被排斥在外，那就是给自己树敌，不是一个执政党所为。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吴美华也承认扩大社会基础是世界政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一个政党成员的成分和它的性质有关联，但根本要看这个政党的纲领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地位转变，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南平明确表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可能只代表部分阶层的利益，而需要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和革命党的任务有很大的不同。 王长江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执政有50多年，但是以前有段时间里用在野党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对整个社会发展思考不够，总是问谁姓社姓资，姓资就除掉、割掉。 这位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手上掌握的是公共权力，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即使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发生一些矛盾，也不能采用过去那种斗地主的方式。执政党需要做的就是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不是用一种利益去压倒另一种利益。 事情似乎向着秦金平愿望的方向发展，清丰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王海斌说，2001年该镇培养了33名入党对象，其中私营企业主占到一半以上，其他的则是农村干部。王说：“我们会严格把关”。 本刊记者／黄小伟 支持 1925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置疑 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 1956年，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 1963年，毛泽东：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文规定：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调整 2000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君如：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应该吸纳符合党员标准的私营企业主入党。 2001年，江泽民：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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