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监狱”暗无日 共产党人勇绝食

　　立刻注册新浪免费邮箱，激活1G空间

　　记者 孙薇/城市快报

　　“当时河北第三监狱的几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监狱的黑幕公之于众，也让当局狼狈不堪。”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在争抢地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革命活动的镇压以及对革命志士的迫害。有压迫就有反抗，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德仁先生的叙述为记者揭开了当时我党在河北第三监狱(位于天津市芥园道上，今为天津市人民

医院)中斗争的内幕。

　　1930年6月中旬，新监中的一名政治犯魏振华因在狱中不堪折磨，身患重病，因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死。按照国民党当时的法律规定，魏振华是可以保外就医的，当家属向监狱当局提出此要求时，狱方却多方刁难、推托，声称保外就医需要报高等法院审批，经再三催促才申请转到高法，可此时魏振华已经故去多日了。

　　“狱中党支部就抓住这一事件，一方面向监狱提出抗议，要求允许为魏振华开追悼会，同时要求监狱迅速答复改善生活条件的八项要求，同时号召全体政治犯团结起来一起斗争。”然而，这些要求被监狱拒绝了。于是，党支部立即动员全体政治犯绝食一餐向当局抗议，然而监狱方面不予理睬。于是，党支部决定于7月2日开始绝食，要求大家做好绝食7天的准备，只有狱方全面或基本答复条件后才能复食，并秘密运送食盐、咸菜进监狱，一旦绝食开始，只要静卧，多喝加盐的开水，就能维持体力。

　　7月2日，第一场绝食开始了。狱守送来早饭，全体政治犯一律不吃，并对监狱看守讲：“魏振华死了，大家都很难过，吃不下饭去，如果生活不改善，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保障，都会像魏振华一样被折磨死。”“我们都是无罪的人，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宁可绝食而死。”

　　监狱当局得到报告后表面上很镇定，背地里却搞起了破坏。一方面把首要者和可以劝说复食的十几个人关押在监狱的单人牢房，与新监的政治犯隔离起来；另一方面把已经判刑的彭真、叶玉文、李运昌(李初学)、李光汉等二十多人转到天津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隔离的办法，个个击破。

　　当晚饭又被大家拒绝后，监狱方面态度仍很蛮横，恶毒地说：“你们(指政治犯)提出吃大米、白面的要求，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此时，顺直省委也把狱中的情况写成新闻稿和呼吁书发给报馆，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

　　第二天，也是斗争最激烈的一天。军警当局还调来了士兵企图镇压“越轨行为”。关在新监的政治犯不顾敌人威胁，静坐抗议，高呼口号，“反对监狱压迫”，“改善生活待遇”。同时还向士兵做工作，说明绝食的原因，得到了一些士兵的同情，当时就下了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不久，号甬里就撤走了巡逻兵。

　　第三天，监狱方面开始动摇了。他们感到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早餐送来了大米粥，诱劝大家先吃饭，说其他条件好商量。对关押在单人牢房里的犯人则说：“别的犯人都吃饭了，你们不吃太傻了，不要再受人利用。”此时，个别政治上幼稚的人和被隔离的军事犯上了当，开始复食，但绝大部分还在坚持，并正告监狱当局：“不答复条件绝不复食。”

　　第四天，有些新闻记者来第三监狱，要求访问新监的政治犯。开始监狱当局不同意，但又不敢得罪他们，经过交涉，被迫同记者一起到新监，找了一些人接受采访。政治犯们正好抓住这一机会，向记者们说明绝食的原因，控诉魏振华的惨死和自己在狱中所受的非人待遇。记者们听得非常感动，监狱负责人则灰溜溜的一言不发。当天，天津《大公报》第七版“津市新闻”一栏，报道了这一次绝食的原因。

　　第五天，因蒋、冯、阎中原大战方酣，阎的后方需要稳定，公安局长曾延毅害怕三监事态扩大，引起社会动乱，影响阎锡山的统治地位，于下午分别到陆军监狱和第三监狱，表示愿与政治犯进行谈判，答应政治犯的要求。他假惺惺地说：“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除看报问题，因上级规定不准许，我不能答复，其他各项，我认为都可以办，我这就叫监狱去办理。”同时又恐吓说：“阎司令在前方也很关心这件事，你们要先吃饭，如再继续闹下去，会影响后方治安，这对你们很不利，那时我也无能为力了。”同时又表示愿拿出200元钱，一半买些营养品给新监政治犯，一半给转到陆军监狱。

　　经过斗争，新监的政治犯被允许去陆军监狱看望彭真等人。当天晚上，监狱就给送来了热汤面，郭宗鉴等被隔离的同志也被送了回来。第一次绝食大获全胜，狱中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每餐吃细粮，增加蔬菜；沉重的脚镣被除掉了；监房门白天不关不锁，大家可以到院中做操、跑步，可以到各监房互相交谈、开会；家属探望的次数增加了，时间延长了；对书刊的检查放宽了，还可以秘密地通过看守买来报纸看。

　　狱方频繁施酷刑 米粒不如沙子多

　　1930年春以前，政治犯和普通犯关押在一起，监狱对犯人使用各种残酷手段，进行虐待、勒索和迫害。狱中的伙食十分恶劣，每天两顿小米饭，犯人称它为三合米，即发霉的小米、谷子、沙子的混合物，再加上薄薄的一小片咸菜和只有几片菜叶的菜汤，就是犯人的全部伙食。七八名犯人挤在仅能容纳四五个人的一间小牢房里，床铺容不下，只能睡在潮湿的地上。

　　“当时，不仅是吃得差、住得差，连一些基本人权都没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陈德仁告诉记者，“刑期在三年以上的，都要戴上沉重的脚镣。谁要表示不满或稍加反抗，便遭到肆意打骂和被戴上刑具。牢房里充满了臭气，卫生条件极差，生病的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更可恶的是监狱当局特别利用判劫盗、凶杀罪待自决的死刑犯人和无期徒刑犯人来向其他犯人敲诈勒索。每个牢房都由这类人当“铺头”，在监狱当局的庇护下，他们随意欺压其他犯人。犯人入狱后，必须先向他们交纳财物，交纳多的可以睡床上，否则只能睡在冰冷的地上。勒索来的财物，“铺头”与监狱看守秘密分赃。

　　政治犯左镇南，因为没有钱，受尽了“铺头”的侮辱和欺凌；身患重病后，“铺头”不许他睡在床上，强令他昼夜坐卧在马桶旁边。当左镇南病重失去反抗能力时，“铺头”还点着了蜡烛放在他的脑门上取乐，左镇南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彭真等同志抓住这一事实，在狱中经过秘密串联，发动政治犯揭露敌人的罪恶和监狱的黑暗。在狱外党组织的支援下，在报纸上对此予以公开揭露，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当局为欺骗舆论，掩盖事实真相，被迫将那名‘铺头’由法院重新判处了死刑。”陈德仁介绍说。经过这次斗争，国民党当局害怕政治犯揭露狱中的真相，引起普通犯闹事，特修了一所新监，将政治犯集中关押在新监里，同普通犯人隔离开，但生活待遇并无改善。

　　背景——

　　叛徒之妻出卖同志

　　1929年5月底，顺直省委的詹大权、叶玉文、郭宗鉴、刘秀以及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委员金城等二十多名共产党人相继被捕，经国民党天津法院审判后，送进了河北第三监狱。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并非国民党敌人的侦察能力了得，而是党内出现了叛徒。

　　据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于健介绍，1928年，党要求各共产党人要谋求一个职业以掩护身份，而此时的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并没有这么做，经费不够就变卖组织财产，甚至向各党员进行勒索。12月，周恩来受委托解决顺直省委存在的问题，对省委进行了改组。1929年初，原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参加六大从苏联回来后，见新组成的省委成员中没有他，非常不满，甚至扬言要向敌人告密。

　　根据王藻文的表现，顺直省委决定对其叛党行为做出惩罚。1929年5月31日清晨四时，省委秘书锄奸队队长郭宗鉴等人在西开首善里五号执行了这个任务，王被秘密处决。就在这天，王藻文的老婆张健生为了报复叛变，带领国民党警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导致我党二十多名干部入狱。

　　四次绝食灭掉敌威

　　1930年9月，奉系军阀占领天津以后，第三监狱调来新的典狱长曹某，肆意折磨政治犯，伺机反扑。9月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狱中卫生医疗条件恶劣，患肺病后，得不到有效治疗，不幸惨死。政治犯们立即推出代表与监狱当局交涉，提出派代表向张宗信遗体吊唁，尽快实现已许诺的改善狱中医疗卫生条件等要求。狱方不仅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并随即宣布取消上次绝食斗争后的各项待遇，并把各监房的代表分别关入单身牢房。

　　9月17日，为表示抗议，党支部又号召发起第二次绝食斗争。绝食的第三天，报上登出三监政治犯再度绝食的新闻。监狱当局被迫于绝食第四天又恢复了上次绝食后的待遇。第二次绝食又获得了胜利。

　　敌人经过精心策划，于1931年5月18日向狱中的共产党人突然进攻，除留下四五十人外，把15名政治犯转到北平第一监狱，15名政治犯转到北平第二监狱，另有一部分人转到济南反省院。

　　支委会来不及开会，只分别向留下的韩义、刘仁同志交待，相约如监狱取消现有待遇，即举行绝食斗争。

　　果然，大批政治犯被转移后，留在三监的政治犯立即被取消了绝食斗争胜利得来的待遇。在北平第一、第二监狱中的政治犯也遭到非人的虐待。为了反抗敌人的进攻，留在三监和北平的政治犯们同时进行了第三次绝食。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经过四天的绝食斗争，又迫使监狱当局恢复了被取消的各项待遇。

　　1932年3月6日，第三监狱借口上级削减经费，取消了政治犯争得的各项待遇，又引发了狱中的第四次绝食。当局的行动又是虎头蛇尾，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恢复原先的各种待遇。这次绝食斗争胜利所得到的待遇，一直维持到1936年同志们全部出狱。

　　五天绝食 大获全胜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