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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该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重34.7公斤，腹内有铭文32行、499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堪称国之重宝。毛公鼎虽不出自天津，却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
毛公鼎出土后，于咸丰二年(1852)被古董商苏亿年收购运至北京。当时的金石家陈介祺得知后，筹措重金买下，对铭文进行了研究，在当时学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陈将其运到原籍山东潍县，珍爱无比，密不示人。陈介祺病故后，毛公鼎为其儿子继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派人到陈家强行购买，以白银1万两和湖北银元局的一个官职作诱饵，限3日交鼎。毛公鼎从此落入端方手中。宣统三年(1911)端方率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因兵变被杀。端方死后，其后人嫁女于项城袁家，以鼎陪嫁，袁家不敢接受。端方后人乃将此鼎寄押在天津俄国道胜银行。毛公鼎后来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叶恭绰先生。
叶恭绰字玉甫，又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20世纪初居住在天津意租界。叶是民国时期交通界著名人士，历任路政司长、邮政总局局长、交通总长等职。他在任时，为解决铁路职工子弟入学问题，与董事詹天佑等12人在天津河北五马路创办天津扶轮中学(今铁路一中)。叶不仅是风云一时的政界人物，更是艺林中的典范俊才。他热爱祖国文化，书画、诗词、鉴赏无所不精。20世纪20年代初，毛公鼎寄押在天津俄国道胜银行时，有美国商人出价5万美金购买此鼎。消息传到叶恭绰的耳朵里，叶心急如焚。为了不使国宝外流，他当即联合其他爱国人士，紧急筹集3万银元将毛公鼎从道胜银行赎出，将其保存起来，从而保住了这一国宝。
抗战爆发后，毛公鼎被转移到香港。后因日寇进攻香港，毛公鼎又被辗转运至上海，为商人陈克勤所得。不久又被陈泳仁出巨资购得。抗战胜利后，陈氏将鼎献给国民政府。1946年拨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1948年被运往台湾，现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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