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高尔夫”事件传递一个非常信号

　　政府公权膨化扩张人大监督亟需破冰

　　《新周报》驻广州记者林韬

　　“惠州高尔夫”事件新闻回放

　　广东省惠州市政府拟投入巨资(开发商出钱，政府给优惠政策)，建一占地135.2万平方米的高尔夫球场，目的 是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进行招商引资。今年2月，该球场开工。3月初，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接到一封群众来信，对市政府建造 高尔夫球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市人大常委会调查后，于3月下旬向市政府提出了“立即停建高尔夫球场的意见”。市政府将 市人大的意见“搁置”了两个月后，高尔夫球场建成，分管副市长亲自参加球场竣工剪彩。5月27日，人大的监督上了“档 次”，常委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市政府应立即明令关闭高尔夫球场。6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在当地媒体 公布。

　　三个月后(8月底)，惠州市政府向人大汇报了决议的执行情况：将高尔夫球场改做绿地。一位常委会委员说，市政 府是在“留退路”，风头一过，仍然可能再改回高尔夫球场。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执行情况表示非常不满。这就是“惠州高尔 夫”事件的来龙去脉。

　　“惠州高尔夫”事件表明，政府权力已经渗透和扩张到一些它不该涉足的领域。同时也表明，人大的角色愈加本原化 ，对政府的监督开始刚性化。这意味着中国权力机关监督政府及其官员越来越“到位”，依法问责政府更主动更坚决。

　　政府权力急剧扩张

　　以“惠州高尔夫”事件为例。

　　广东惠州这个备受关注的“高尔夫”，是东江明珠高尔夫球场，它是惠州市政府的“明珠”项目，特别受市政府的“ 关爱”，政府已经和这个项目“密不可分”。而《新周报》记者通过调查却发现，它根本就是一个违法建造的高尔夫球场。

　　这个高尔夫球场占据了惠州东江河道的“漂亮风景”，地处惠州市中心，原规划是一个公园，批作绿化用地，共计135.2 万平方米，然后市政府通过技术上的“运作”，变相将获得审批许可的公园用地变成高尔夫球场用地。

　　惠州市政府这样“变通”是因为按照国家征地审批权限，用地超过70万平方米(70公顷)以上的，须报国务院审 批。

　　另外，占整个高尔夫球场三分之二的堤外河滩地，则是惠州市惠阳区水利局越级审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明朗了。“惠州高尔夫”事件本质上是政府权力的急剧扩张，而这种扩张的性质往往是非法 的，是与政府职权法定化相悖的。

　　按照宪法规定，政府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的所有活动皆需依法进行。但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种种目的( 譬如招商引资、政绩)，将行政权力扩张到“极致”，除了“越权插手”之外，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变通、变更人大制 定的法律法规和决议、决定，甚至不执行。因此，“惠州高尔夫”事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它是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和急于扩张 的一个反映，类似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单就高尔夫球场用地来说，全国已经公开的高尔夫球场有300多家，但用地经过国 家批准的不足10家，也就是说，95％以上的高尔夫球场用地都是地方政府通过违法“运作”出来的。

　　当前，政府权力的扩张非常之广泛。有专家将这种扩张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权力的横向扩张。一方面表现为行政处 罚权的普遍“下放”，譬如：国家体育总局将部分处罚权下放给中国足协——由一个属于民间组织的社会团体行使本属国家机 关行使的公权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一项权力随意地衍生为多项权力；二是公权力的纵向扩张，即法定的权力被行使者主观地 向深度扩张。

　　人大问责更主动

　　人大问责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宪法，现实性源于政府权力的不正当扩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甘凌在接受《新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广东省惠州市人大和惠州市政府在高尔夫球场事件上的角 力，实际上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上的一种尝试。这种事情非常有意义。就“惠州高尔夫”事件而言，如果政府不执行人大的决 议，那么人大就可以通过问责的形式要求其执行，也可以直接撤销市政府的不合理决定，如果再不能解决，还可以通过人事手 段来进行解决。因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如果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行事，人民可以收回授权。

　　其实，人大问责政府早有先例。去年，湖北省南漳县人大常委会否决了县政府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今年初 ，广东连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否决了该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议案办理情况报告》。

　　南京大学教授黄健荣认为，各级人大的监督和问责的强势在于它有更高的权威和外在于行政体制的超然地位。它与其 它监督和问责主体相比，人大问责的权威使它能更具高屋建瓴的优势和强势审视督察政府的工作，而它的超然地位则使它有利 于摆脱部门利益关系的纠葛而能更好地实施监察和追究政府工作的责任。与分散的公民个体对政府的监督问责能力相比，人大 的监督具有更集中的力量和国家公器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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