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的性格

　　有学者提出，为什么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总根源就是意识形态过敏。其实，上边却未必是他们猜度的那种意 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

　　眼下，咱河南人成了国人议论的焦点，好像离了咱河南人就没有了话题似的。说白了，这都是中国人自身的毛病，只 不过借着咱河南人来说事、“指着和尚骂秃子”罢了！

　　特约撰稿韩三洲

　　一

　　2002年初，坊间有一本书，叫《河南人惹谁了》，是探究社会上那么多人为何要嘲讽歧视河南人的，据说卖得极 火。此书一出，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效应，一些有头有脸的河南人也纷纷撰文反击，解释真正的河南人并不像书中所说的那么坏 ，书中的一些段子，是成心在污蔑、糟践、贬低和丑化咱河南人。

　　笔者有幸，也忝列为河南人。愚以为人家瞧不起咱河南人、不相信咱河南人，原因很多，一言难尽，但并不见得是地 域歧视或肆意贬低，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的：比如说咱河南人要办的四件大事“给地球镶金边，给黄河装栏杆， 给珠峰修台阶，给长城贴磁砖。”这不都是在讽刺那些“假大空”的官僚主义吗？愚还以为，歧视或丑化河南人，其实就是对 咱中国人的自我埋汰，不必过于认真计较。因为河南代表着中原文化，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也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咱河南人身上有的毛病，不少中国人身上都有积淀，骂咱们两句又何妨？

　　二

　　其实，真正让咱河南人形象扭曲变形的，应该是近几十年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为了印证咱河南人长久以来患的“ 左”病，不妨找一个旁证，他就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杨献珍。据《无悔人生·杨献珍》记载 ，中国大跃进期间，杨献珍主动请缨来到河南，因为“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不得了，居全国第一，号称千 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了7320斤，而当年第四 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还为此进行了充分有力的“科学论证”，题目就是《揭开了“7320”之谜》。等他到下边一看 ，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被杨献珍形容为“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 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吗！”。杨献珍亲眼所见，人民公社社长的母亲来找儿子要粮吃，儿子没有，为娘的只好哭 着回家去了。

　　那时候，河南的“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 稿是这样念的：“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在 一连串七八个铿锵有力的“不虚报”的后面，却是民有菜色，，饥肠辘辘。等向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还腆着脸说 ：“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

　　对此，杨献珍脱口而出，“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献珍由此闯下了 反对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的大祸，一向以浪漫主义自居的毛泽东得知后，大为震怒，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 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

　　三

　　还有一个亲历者，就是曾担任过河南省省长和第一书记、邮电部部长的文敏生，他的生平回忆《文敏生回忆录》，可 以说是河南六七十年代的实录。这本书也有些奇特，因为作者本人是党的高级干部，书又是薄一波题签，可却是自费出书。几 十万字的回忆录从家世一直写到他1987年从一线下来后到任中顾委委员。作者是1961年到河南来任省委书记的，亲身 经历了整个文革期间，所以直笔写来，都可视为信史。

　　河南左祸为害之烈，骇人听闻。可以说，建国以来，河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试验田和重灾区，几乎成了瞎指挥、共产 风和“假大空”的发源地。以“反右派运动”举例，全国被扩大化戴上“右派”帽子的总计55万人，而一个河南省竟有6万 多人被打入“另册”，三十多万人被株连，居全国各省市之首。新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于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随后就是 遍地开花，一哄而起，一个多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范围里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化。“三面红旗”就是从河南大地升起的。“发高 烧、放卫星、升虚火”，亩产量几千斤、甚至是几万斤的浮夸风，河南吹得最邪乎，所以“左”祸也为害最烈，到了1959 年，因饥饿引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几百万，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相当于建国前的水平。

　　即使这样，河南人还嫌不“左”，庐山会议后，河南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补课”， 对下面，把十几万干部群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上面，竟把说了几句实话的省委书记、 副书记统统打倒，戏称“潘(潘复生)、阎(杨珏)、王(王庭栋)”，这在全国都实属罕见。

　　文敏生回忆中提到，他来到河南的第二年，仅是对被错误斗争的干部群众进行甄别平反，就达到118万人。文革期 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就出自于河南滑县人(聂元梓)之手；1966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印 发了他本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的8月19日，身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 刘建勋亦步亦趋，马上紧随其后，也公开了他本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首创全国第一个省委书记支持造反派先例。于是， 上行下效，山头林立，造反成风。十年内乱中，首先分派的是河南，首先响应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发动武斗的还是河南， 依附“四人帮”者最多的又是河南，“九大”时，竟有近十个“造反派”头头靠着打砸抢进入中委。当时口号是全国山河一片 红，对河南来说，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一个个如日中天，红得发紫。

　　所以，有学者提出，为什么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总根源就是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的“水旱蝗汤”，河 南饿死一百万人。18年后的1959年，河南饿死的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 ”，爱跟风，爱走极端，爱拿鸡毛当令箭，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批邓期间，河南某些县市还发生了游斗基层干部抓“新走资派” 事件。其实，上边却未必是他们猜度的那种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

　　四

　　也许，以上这都是历史，咱们可以忽略不提。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河南人口多，底子薄，转型慢，发展空 间有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经济一直不景气。河南人的人口全国第一，但平均工资在全国排列也倒数一二，这是不争 的事实。于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少数在政治上习惯于搞“假大空”的河南人，开始把这一套转向了经济领域，干起了仿 冒假劣、自取其辱的勾当，与当年搞运动的狂热劲儿极其相仿，能动用直升飞机撒广告并酿成大祸，就是典型的匪夷所思。河 南人的形象在中国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河南人却依旧与“左”的情结缠绕不清，迷恋怀旧。在河南某县，也就是当年杨献珍去 过的那个县，到今天为止还保留着全中国独一块唱“语录歌”、学“老三篇”的红色实验田。这种创意无论其动机如何，照一 句时髦的话来说，起码也不能称之为与时俱进吧！

　　身为河南人，又来自揭咱河南人的疮疤，真叫人处于两难的境地。正是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而子曰“如之何 ，如之何？”眼下，咱河南人成了国人议论的焦点，好像离了咱河南人就没有了话题似的。说白了，这都是中国人自身的毛病 ，只不过借着咱河南人来说事、“指着和尚骂秃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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