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近南想把“罪案图书馆”开到中国

　　特约记者 李红霞 发自新加坡

　　陈近南显然还因为黄娜的失事有些情绪不振。他的身后是一幅寻人横幅，而黄娜的照片上已用红色的笔写上了：MURDERED(已经被杀害)。

　　10月10日，中国籍女孩黄娜在新加坡西海岸巴西班让地区失踪，中国和新加坡两地

民众给予了极大关注。新加坡警方为此展开了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寻行动，数百名民众也加入了寻人之列。其中，一个名为“罪案图书馆”的民间组织尤为引人注目。

　　陈近南是该组织的创办人。为了寻找黄娜，同时兼任一家环保公司老板的他自掏腰包，花费上万新元印制彩色传单，供参与寻人行动的义工在各区派发。义工们从大巴窑4巷第95座组屋(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新加坡有87%的人居住组屋)起，遍布新加坡全岛寻找，寻人的彩色传单在计程车、街头巷口以及地铁里随处可见。

　　“想到凶犯逍遥法外，我就不能入睡”

　　“在黄娜事件以前，我们就组织过一些寻人活动，不过主要是在马来西亚。”指着小屋半面墙上张贴着的失踪人士照片，陈近南站起身来，“在新加坡，我们的寻人活动主要是最近才开展起来的，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7个人中的两个，另外黄娜被杀害，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寻找另外四个人的活动中。”

　　“黄娜失踪案”令陈近南和他的“罪案图书馆”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熟悉，这个创建于2002年的民间组织，其实在陈近南的心中酝酿已久——他早年当警察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地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一些罪案的侦破上做些贡献，而真正让他迈出最后一步的，却缘于一幕家庭悲剧：1996年3月26日，陈近南的堂弟Manuel在菲律宾马尼拉遭绑匪劫持。尽管付了赎金，但绑匪还是残忍“撕票”。

　　“生命中的某一时刻，也许会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突如其来的变故，使陈近南感到了震撼，虽然最后经过FBI的协助，参与绑架的4名犯人落入了法网，“不过我总是想，还有很多凶犯逍遥法外，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不能入睡。”

　　于是，他建立了“罪案图书馆”。

　　从警六载 却立志为环保而战

　　“从1985年到1991年，在新加坡警察部门做事的时候，对于不合理的办案方式，我决心加以修正。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并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同。6年的岁月，让我对这种体制有些失望。1991年，我辞职了。”

　　现年38岁的陈近南，谈起自己在警局工作的日子，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激情，“我不想锐气就这样被渐渐磨平，我不甘心这样。”当时正值环保运动在新加坡刚刚兴起，对环保的热情，使他暗暗下定了辞职以后“对浪费宣战”的决心。

　　“和现在不同，那时候绿色环保公司很少，在很多人的想法中，环保和回收还是比较陌生的概念。”为了获得民众的理解，陈近南与合伙人就在新加坡的珊顿大道上一户一户地推销，告诉对方环保和回收的重要。“回收筒每放一个在路边或者大楼的角落，每月就要交纳70元的费用。”高昂的成本，让经营初期的陈近南颇感“吃不消”。

　　后来，生意终于慢慢好转。1993年6月1日，新加坡媒体报道了“一天可赚1000元”的投资项目，报道以陈近南的环保公司为例，说明环保公司的利润高达每天1000元新币。报道发表后，各种大大小小的回收公司在当地纷纷涌现。随后几年间，陈近南的回收公司一直生意平平，真正让他的公司重新成为回收业龙头的，是几年后的报纸涨价。

　　“当时很多公司都退出了回收旧报纸的生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生意不划算。不过我觉得，我开创公司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环保而战，这个时刻，我不可以撤退，只有挺住。”

　　慢慢地，来他这里送旧报纸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一些人也和陈近南一样，只是为了保护环境，所以他们无偿地把旧报纸送过来，陈近南的公司也开始有了名气。

　　2000年，陈近南创办了新加坡第一家环保网站。一年后，环保公司业绩超过三百万新币。然而，陈近南的梦想并不止于赚钱。“我希望我的网站可以传播绿色的思想，尤其是对学校里的学生们。”他说。

　　以公正之心经营“罪案图书馆”

　　在新加坡大巴窑4巷第95座组屋、陈近南的工作间，杂乱的一侧是环保公司的一个回收站点，旁边收拾得格外利落的一角，就是他的“罪案图书馆”：一个简单的书架，放着他数年来从各方拿到的罪案案例，书架对面墙上，贴着要寻找的失踪者照片。

　　“我决定通过网络向大家提供一些防范和警戒的案例，并把我见到的悬而未决的案件放在网络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提供线索。”为了维持网站的运转，陈近南先期已经投入了20万新币，现在到图书馆复印资料的费用也都是他自掏腰包。

　　在新加坡，人们都希望自己可以住进公寓房，那里的豪华设施和更多的私密空间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陈近南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却一直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

　　“我没有很多物质财富提供给我的儿女，因为我把钱花在了罪案图书馆上面，不过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孩子，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是平静的，我觉得我做的是正义的事情。”

　　只是，陈近南心中“正义的事情”也偶尔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寻人，他通常将标语和横幅摆放在地铁口等显眼的地方，但有些人认为他这样做影响了交通。“放在角落就不能引起路人注意了，寻人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注意到，然后才能提供线索。好在虽然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现在还没有人起诉我。”陈近南表示，这些小插曲丝毫不会影响他把罪案图书馆办下去并且逐步扩大规模的想法。

　　作为民间机构，处理和警察局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坦白地讲，我的‘罪案图书馆’对于警察局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当过警察，很多事情我清楚。不过我是真诚希望和警察局合作，作为他们的信息补充来源，而不是什么别的关系。”

　　这次黄娜事件中，陈近南提供的线索并未引起警方的足够重视，他们在了解了线索后，放弃了对信息的追踪。

　　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全部信息放在“罪案图书馆”的网络上，陈近南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犯罪，帮助受害者和家人讨回公道。

　　“我知道我暴露在网络上，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全。但是每当我阅读那些经年未结之案，我还是难以入睡，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也许同样不曾入睡。”对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的痛恨，使陈近南更加坚定了做这件事情的决心，“我希望我可以以公正之心来做事，我不害怕，也觉得对得起家人，因为我想给儿子和女儿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一颗心，追求公正之心。”

　　现在，罪案图书馆已经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设立了分站，解决当地人的疑难问题，并帮助他们寻找失踪者。

　　“很想去中国做点什么”

　　陈近南的祖辈居住在中国厦门，一战以后，举家搬迁到马来西亚，后来又移民到了新加坡。陈近南就出生在新加坡，父亲是1970年代新加坡十大富豪之一。

　　陈家专营橡胶生意，不过父亲并没有娇纵从小生活优越的陈近南，而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言传身教经商之道，这些成为陈近南日后生意拓展的最初训练。父亲去世后，正在经营环保公司的陈近南并没有接管父亲的家业。“父亲是成功的生意人，不过他总会更多地教我做人的道理。在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说，加冕者并非真国王，心之所属才是实至名归。”

　　经商一生的父亲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一句话刻在了小小的陈近南心里，也成为了这个身世富贵的幼子一生追求的动力。

　　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过程中，不时有邻里或陌生人进来问些回收的事情，陈近南总是站起来给予耐心的回答，而面对频繁的来电，陈近南接听时的语气也是和善而专注。或许正是因为双脚站在平凡的土地上，才让他对事业如此执着。采访临近结束，陈近南打听起中国的情况，他表示自己希望到中国看看，并在适当的机会，可以寻找义工来组建罪案图书馆在中国的分站。

　　“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做点什么，希望可以通过你的文章让我的想法有更多的人读到，也许会有人和我合作的。”他坚持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Info@recyclingpoint.com.sg

　　截至发稿时，陈近南给记者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又找到了一名失踪者，在医院，正在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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