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及第百年

　　-本报记者马昌博发自河北保定、肃宁

　　早就想到他会很落寞，只是没想到会落寞到荡然无存。

　　“状元坟早就没了，因为要盖二医院。”70多岁的刘山林说。1985年，末代状元长眠的罗四庄作为保定市最后 一个城中村被统一规划，状元坟也被平掉。“都是用大长石垒的

，用炸药才炸开。”

　　如今，这位末代状元就静静地长眠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医院的大楼之下。他叫刘春霖，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甲 辰科状元。次年，大清国宣布废止自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共延续1318 年的科举制，刘春霖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末代新科状元

　　1904年是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巨变的一年。

　　大清国自庚子开始推行的“新政”，到1904年已取得一定的进展：立宪运动兴起，不断有人上书奏请实行立宪、 变更政体。而在国外，日俄战争爆发；华尔街开始出现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经济帝国；巴黎的公共汽车取代了马车。

　　这一年，恰逢慈禧七十寿辰，虽然此前一年已举行了一次科举，但这位“圣母皇太后”仍照例加了甲辰“万寿恩科” (为纪念慈禧七十寿辰而特别举行的考试)。

　　史料还原了这一幕：1904年7月8日，北京皇城太和殿。光绪帝升坐，新中进士跪在阶下御道一侧，传胪官高声 诵呼：“一甲第一名，刘春霖。”连念三遍后，刘春霖由人带领出队，列跪在御道之左。名单念毕，即将榜文送太和门张贴。 随后新科进士出天安门，上彩棚，插花披红，上马游遍四城。

　　这是帝国科举的最后一次仪式。状元刘春霖是一位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府衙皂隶的儿子。这一年， 他32岁。

　　100年后的岁末，《时代人物周报》记者来到河北肃宁县北石宝村，刘春霖的老家。这个距肃宁县城15华里的村 子已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痕迹。一个老年妇女说，刘春霖的老屋早已毁坏。因为年代的久远，熟悉刘春霖的老人相继去世，村 子中关于这位“状元郎”的一些说法更近于“传说”。

　　事实上，中了状元的刘春霖很少回到这个小乡村。这位被授予四品衔的翰林院修撰，正准备沿着一条新科状元惯常的 道路在仕途上前行。

　　留学与“维新”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腐朽的清帝国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祖宗遗训早已抵不过现代文明，革新从 各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文化。

　　1905年9月2日，大清帝国终于下令废除科举。早在之前两年，管学大臣张之洞就建议“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 ”，而在这之前又两年，“武举”制度已被废除。

　　末代状元刘春霖也被笼罩在“维新”的气氛之中。清帝国在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同时还 选派了一批官吏去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政治。新科状元刘春霖也在选派之列，同批的还有同科进士沈钧儒等。

　　早在中状元之前，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时，刘春霖就已经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当时的院长吴汝纶倡导新学，首创东 西文学堂于书院，聘请外籍教师执教。刘春霖在这里学习了世界各国政治及英语、日语。

　　刘春霖在日本私立法政大学留学的具体细节现在已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状元和他的同学们经受了西方思想 ，并把它传播到中国。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曾在《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一文中，叙述了这批留学官吏对 清末法制变革的贡献。

　　1907年，刘春霖回国，清政府正施行“预备立宪”，刘春霖任咨政院议员。“预备立宪”很快被证明是一场骗局 ，此时新式学堂蓬勃发展，这位科举状元也积极投身到现代“学制教育”中，他先后任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 监督等职。

　　宣统元年(1909年),刘春霖改任直隶高等学堂监督，该学堂中西文课程兼备，其中理化等课程由外国教员任教 ，课本全部购自英文原版，可谓开一时风气之先。

　　“符号”命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给予刘春霖“状元”荣耀的大清帝国灭亡。根据河北省图书馆赵同安的考证，此时的刘 春霖隐居了一段时间，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对大清朝的一种哀悼。

　　因为拥有在传统文人中的号召力，政客们纷纷请刘春霖出山。1914年，刘春霖出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一职 。在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各省“请愿团”进京要求恢复帝制的“劝进”中，刘春霖也曾“代表”直隶省向袁“劝进”。但袁世凯 在利用完刘的号召力后，并没有对他进一步重用，所谓“总统府内史”只不过是搞点文字应酬而已。

　　此后的刘春霖一直未能摆脱“符号”命运。他先后在徐世昌、曹锟当权期间，任总统府秘书帮办、直隶自治筹备处处 长等闲职。

　　1920年和1921年，他两次代表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祭祀典礼，这是刘春霖很得意的一段时 光，他重新作为一种文化的“最高代表”名噪一时。

　　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刘春霖再次辞官归隐，在北京用诗书聊以自慰。但这仍没有使他逃脱“符号” 命运的困扰，1934年，伪满政府总理郑孝胥以溥仪的名义邀刘春霖北上，他拒绝了。“七七”事变后，与他同科进士的王 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同样看中了刘春霖“状元”的招牌，出面拉拢刘春霖任伪北平市长，亦遭拒绝。

　　热衷新式教育

　　虽然出身科考，但刘春霖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维护者，而是以一个“反叛者”的姿态积极推行新式教育。

　　民国初年，肃宁县创办“高级小学堂”和“师范讲习所”，刘春霖得知后非常高兴，写信推荐老师，并回乡为该校师 生演讲。他还特意为学堂题写对联，其中有“天开新学界”之语。

　　留学经历让刘春霖较少封建士子“空谈”的习气，而更有“务实”的精神。其子刘海云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其孙 刘大中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学院经济系，都是学的“经世至用之学”。

　　1917年，在北洋政府任闲差的同时，刘春霖还兼任了5年的“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在这期间，他举办了气象 和农业两个讲习所，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根据肃宁学者田学民介绍，刘春霖曾先后创办过两所新式学堂：一个是和河北籍知名人士合办的“燕冀中学”，分男 女校，刘春霖捐资、赠书，担任学校董事；另一个是他力劝29军军长、抗日将领宋哲元办了一所“明轩中学”，刘春霖也是 董事，并捐赠图书，使学校建起了图书馆。

　　只是，科举已经消亡，“状元”也终究要老去。1942年1月18日早晨，家人迟迟没有看到刘春霖起床散步，进 屋一看，才知已安然而逝。这位末代状元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是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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