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千万问题款公诉时变36万 三因素导致罪证缩水

　　近日，新浪等网站转载了题为“罪证‘缩水’8000万问题款变成36万”的文章。文章称：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林孔兴与其妻王萍因涉嫌受贿受审。检方指控：1998年至2002年期间，林孔兴伙同妻子王萍收受他人贿赂3次计人民币36万余元。

　　而审计署报告披露林孔兴涉嫌与王萍共同或单独受贿、贪污100余万元，为亲友非法牟利200万元。林孔兴之女林海夫妇涉嫌利用林的权力承包工程牟利高达8286万元。

　　罪证“缩水”之关键因素 社会事实≠法律事实

　　法学博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苏林指出，首先，我国的刑法上最重视的是“证据”，有口供但没有证人、证据，那么犯罪事实便不能认定，“零口供”但有确凿证据则可以定罪。

　　比如社会上有对某贪官“贪的钱上千万、可以买下一栋楼”之类的说法，但司法机关介入时，该贪官称自己的巨额资产的来历是赠与或继承等，能够“自圆其说”的情况下，这部分作为“社会事实”的财产、资金则在法律上不能作为犯罪证据。

　　再如，近日媒体报道的“广本大盗”案，在检察机关提讯时，犯罪嫌疑人供认偷了十余辆车，但检察机关认定的只有4辆“能找到事主或脏物”的本田车。“若是没有明确证据，检察机关在法庭上便会很被动，法院也不会认定该犯罪事实。”一名检察官告诉记者。

　　其次，在办理一些职务犯罪案件时，审计部门、纪检部门有时是先行进入，而法律对审计等部门的要求只是证明其“有无罪”问题，因此这阶段的证据往往比较粗糙。到了司法机关认定时，又得重新严格筛选认定“是什么罪名、罪行如何”等问题。

　　再次，法律上对每一项罪名有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贪污罪，“要证明其据为己有则需要很周密的证据，这往往对数额认定造成难度。”东城人民检察院渎检处处长史向明说。

　　罪证“缩水之主观因素 执法人员素质 有待提高

　　徐苏林检察官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的素质会影响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完善证据、运用证据、正确适用法律等问题，这是造成“罪证缩水”的主观原因。

　　“罪证缩水”问题给执法人员素质敲响了警钟。

　　罪证“缩水”之客观因素 犯罪行为复杂多样

　　“犯罪行为的复杂性，也会造成所谓的‘罪证缩水’，这是客观原因。”徐苏林检察官指出：“这在智能型犯罪中特别明显。”例如，在职务犯罪中的行受贿问题，这是“一对一”的形式，因行贿人往往不会主动到司法机关认罪，这就造成许多罪证难以认定，出现了“缩水”现象。

　　再如，海淀检察院曾经办理一起“盗用信用卡”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供述其盗用多人信用卡作案20余起，涉案金额5万余元。检察机关调查时，对每一笔盗用的资金均须经过核实。在作案时间内，必须有李某在银行的取款的录像证明等，同时须有被害人丢失存款的证明。但在李某供述的20余起中，许多形成不了犯罪链条，只能不认定。

　　罪证“缩水”之 预防补救措施 完善立法 善于运用新增罪名

　　一位司法研究员分析说，当前中国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犯罪，有时候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难题，如定性问题等，这就要求立法跟上，及时将一些在法律上模糊的犯罪行为予以定性。“司法解释先行，立法也得加快步伐。”

　　史向明检察官指出，执法人员应对法律新规定的罪名加强学习，善于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北京市司法机关适用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私分国有资产罪处理的第一起“窝案”——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领导班子以“为员工买保险、超发工资”等形式私分国有资产2400万一案，二中院于今年2月作出终审判决，将4名主要责任人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3-4年有期徒刑，并处3-4万元罚金。　文/本报记者 张丽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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