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宇专栏
最近发生了一些农民工用激进方法讨薪结果被处罚的事件。对于被处罚近乎冷酷的结局，农民工他们势必会博得道义上的优势。而某些较真的人们以此来质疑法治的精义所在，也在素常的料想之中。
在我看来，中国法治进展中的一个症结：法律的实质与形式的不协调问题，也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问题。
说法律的实质与形式的不协调，其中隐藏着这重意思：实质上不违正义精神的，依照形式，却必须判为非法。出于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化的追求，这也可以算一个常识。可常识走过了头，便有着扭曲本原要义的危险。对形式的过分强调，很可能沦为形式的教条主义，从而遗忘了法治的真精神。譬如此案，混乱打破了社会领域的行为规则，因此肇事者要承受处罚，尽管这些规则可能是非正义的，尽管这些肇事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处罚依然必要，这就是程序公正的强横之处。在世人眼里，这样对弱者的处罚是不道德的。
激进方法讨薪经常被称为“闹事”。 处罚多了，便生出了这种逻辑：“闹出这么大的事，必须处理一批以儆效尤”。这便是我要批评的过于强调程序正义而带来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思维的力量在于：“闹事就必须处理”是法律的落实。“处理”是为了警醒世人们不再“闹事”，这是法律的预防效用。这个推断过程似乎毫无漏洞，但却忽视了论证的前提，即闹事者双方的自由裁量权利。这便是讲究程序之上的最大害处，它是以剥夺公民权利选择为代价的。而主张这种程序的法律，也只可能是法院和政府的法律，而不是人民的法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尊重民意的自由。(作者系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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