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记者 张 博/城市快报

　　1945年12月5日，在原辽北路60号，北安桥下坡处，新开业了一家知识书店，店堂内的设施很简陋，只有一张大案子上面摆放着一些新出版的图书和杂志，书店的经理很年轻，刚刚二十出头儿。书店成立之初，以革命内容为主的书刊就摆到了明显位置……

　　“我刚刚创办这个书店的时候，就是想突出书店的革命色彩。”已经80高龄的原知识书店经理杨大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当时知识书店的主要货源是北平的中外出版社，1946年1月，知识书店刚刚开业一个月，就开始销售《解放日报》、《北方文化》、《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报刊和书籍，“在当时，许多书店不敢这样卖书，所以知识书店一下子就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影响。读者们奔走相告，虽然书店地点比较偏僻，但这些书刊都能销售一空，也为知识书店赢得了不少读者。”杨大辛对当初创办书店的情况记忆犹新。仅仅两三个月的光景，知识书店就在进步青年中传开了，许多人到这里如饥似渴地挑选进步书刊。

　　“我的名字上了‘黑名单’”

　　在国统区，这样卖书固然能够得到进步青年的认可，但很快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当年经常有一些国民党便衣特务出入书店，而且当时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逐步升级，如果继续这样办下去，很容易遭到特务的破坏，如果这样一个阵地被破坏了，对于广大渴望和平和进步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个损失。

　　“当时我记得李克简同志(地下党，知识书店的股东)曾经专门找到我，批评了我的这种做法，他告诉我革命斗争必须要讲究策略，一方面要把进步的声音宣传给群众，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掩护。”当年刚刚20出头儿的杨大辛不知道，一个逮捕他的阴谋正在酝酿。1947年7月15日，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到了军统特务打上来的报告，在报告中，军统特务说，杨大辛是共产党，进步书店经常有共产党出入，特申请逮捕。

　　“这件事情，我还是在解放后知道的。”杨大辛笑了笑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有关部门在整理国民党政府档案时，发现了1947年军统特务的那份报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被批准，只允许查禁书刊。杨大辛躲过了一场劫难，对于天津的进步青年来说，保住了渴求进步知识的阵地。

　　虽然杨大辛没被逮捕，但通过邮局运往知识书店的书刊却没有那么幸运。从外地运来的图书邮件，经常莫名其妙地就被扣下，有时警察局到知识书店还要查收一些书刊。

　　“药箱中藏有党的电台”

　　眼见着知识书店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如果继续按照我最初的设想去经营书店的话，恐怕知识书店早就被查封了。后来李克简同志批评了我，他告诫我对敌斗争要讲究方式方法，要采取策略，保护知识书店的合法存在。”从那以后，在知识书店中，摆放了一些国统区的出版物，一些进步书刊，只有知识书店的老读者才能购买。同时，杨大辛还经常参与书店同业公会的活动，尽量避免游离在同行之外。许多天津进步青年从知识书店中购买了宣传革命的出版物，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1947年春季，一个名叫汪骏的人乘坐着一辆载货汽车来到知识书店，车上装着运给解放区的药品，由于国民党路卡森严，没有敢硬闯，于是就找到杨大辛。“当时他告诉我这车药品存在知识书店，他回北京找人开通行证。当书店员工把十几箱药品搬到书店后，汪骏在临走时告诉我一句话，当时我就感到了责任重大。”

　　原来，这批药品中还藏着电台材料，如果藏有一些药品倒没什么，但“窝藏电台”在当时可是很大的罪名。杨大辛把药品箱子妥善安排好，等了一个星期后，汪骏带着从北京开出的通行证，将药品和电台器材运走。“幸好那几天，没有特务光顾知识书店。后来，汪骏又以药品名义运来一批电讯器材，这回我有了准备，就把电讯器材转移到一个仓库中，安全存放多日后，被汪骏运走了。”

　　“地下党经常光顾我的书店”

　　“当时，知识书店经常来一些地下党或是能够公开工作的党的负责人。”杨大辛回忆当年地下党在知识书店的情形，“1947年初夏时节，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外，从车上走下了两位客人，其中一位是中年人，穿着米黄色的衣服，仪容庄重，进书店后就埋头挑选图书，当时书店除了藏着进步书刊外，还有一些老牌儿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图书，也很受读者欢迎。”

　　跟着中年人进来的年轻人悄悄地找到了杨大辛。原来，这两位是从解放区派往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当我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后，就帮助他们挑选图书，后来按照他们的要求送到了指定地点。”那位年轻人接待了杨大辛，并告诉他，他们就要撤回解放区了，并对杨大辛等人坚持在国统区工作表示出了敬佩之情。“后来我才知道，那位青年人就是新中国的驻美大使韩叙。”

　　与那些能够以公开身份来知识书店的人相比，许多地下党只能秘密前往知识书店，把这里作为落脚点。

　　“我记得1947年5月，当时中共北平地下文委为避免中外出版社党支部书记郭东青遭到迫害，让他来到书店，在我这里住了7个多月，那段时间，虽然风声很紧，他还是与天津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开始紧张的工作。”当然，这只是较为特殊的情况，为避免书店暴露，一般地下党工作人员在这里居住时间都不长。“我记得很清楚，1948年4月，中共北平文委负责人曾平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书店，在这里住了3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完成任务后，就重新回到了解放区。”

　　就这样，杨大辛等人在国统区冒着很大危险创办的知识书店，不仅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党的声音，还担负起地下党落脚点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知识书店还依旧营业。直到1950年11月，知识书店才与读者书店合并。1952年，知识书店的图书发行部门并入新华书店系统，出版部则另行组建天津通俗出版社。”

　　“我把进步青年介绍到解放区”

　　“我这儿就是中转站”

　　1948年夏天，一艘从上海方向驶来的轮船上，走下了一位书商模样的人，他沿着海河边的马路，向辽北路走去，在北安桥下坡处，知识书店正在营业。进了书店，上海书商找到书店经理，说明了自己是从上海来的，经理见状，看了看书店内正在看书的顾客，见一切正常，连忙把来人让到了2楼，这里是书店经理居住的地方。来人是准备前往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化装成书商模样，而前些天，知识书店的经理杨大辛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讲明了一位年轻人要来天津，希望他能够接待一下。

　　“解放战争时期，从天津去往解放区的途径是沿津浦线南下，经过沧州下车到泊镇，从那里就可以进入解放区了，北京、上海的一些进步青年要到解放区，要通过天津中转，我办的知识书店是那些人在天津的落脚点之一。”回忆起5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八旬高龄的杨大辛这样对记者介绍。从1946年到1948年，先后有十几位进步青年通过出版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找到杨大辛。

　　“那些人有北京的中外书店和朝华书店的，也有上海新知书店介绍来的。由于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铁路经常停运，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是坐着轮船到天津，从海河上的大连码头下船，之后就来这里找我。而此前，我肯定会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明某月某日，某书店的人要来天津找我。”

　　在那个年代，写上这些就足够，如果话太多了，就极有可能暴露目标，而那些人在知识书店2楼住的时间不长。“他们在知识书店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去找自己的联系人，因为所有去往解放区的手续实际上在北京和上海当地已经办完了，他们只要能够跟联系人按照事先定好的不同暗号接上头，就可以动身了。在天津站坐火车到沧州，通过国民党的哨卡后，前往泊镇，从那里再前往解放区。”

　　在国民党统治区，为这些进步青年做掩护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这里是个书店，经常要到北京、上海等地购买各种读者需要的图书，所以上海方面以联系业务作为掩护，给我写信，这样，我在这里只等着接待就可以了。”杨大辛回忆说。杨大辛心中十分清楚，尤其是当时书店周围经常能够看到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附近监视，还要经常到书店来盘查，“当时，我收到来信后，知道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到达天津的大概时间，就立即把信烧毁，否则就会连累很多同志。”从1946年到1948年，北京、上海地区出版系统的10余位进步青年从知识书店落脚后，安全抵达了解放区。

　　“我曾送两个同学到解放区”

　　当时地下党组织纪律非常严格，所以那些人来知识书店，杨大辛只提供住处，其余的什么也不问，“问了他们也不会说，另外他们在当地就已经办好了到解放区的手续，也不需要我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杨大辛笑着说。

　　这些人到解放区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呢？怎样接头呢？面对记者的提问，杨大辛介绍：“别人怎么去解放区我不清楚，不过我记得我曾经介绍过两位天津青年到解放区。”杨大辛告诉记者。那两个人是杨大辛的同学，他对他们很了解，于是，杨大辛到北京找到了负责联络解放区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的联络方式很有意思，现在我们的货币上都有数字，当年的钞票上也有，我从北京拿回来两张钞票，上面的数字被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泊镇。”回到天津后，杨大辛把这两张钞票交给了他的同学，并告诉他们，拿着这两张钞票到泊镇的一个货栈，“当年的泊镇是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地带，虽然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控制下，但往来人员很复杂。表面上那是个货栈，其实是接待进步青年到解放区的中转招待所。我的两个同学拿着那两张接头的钞票就去了泊镇，在那里，接待的人只要看到钞票上的号码就知道是自己人，就会负责把他们送到解放区。”当然，通过国统区关卡的时候，就要费点事儿，少不了给哨卡上的国民党兵一些好处，之后就能顺利通过关卡。“后来，我的同学跟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他们已顺利到达了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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