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怎知生活好 且看钱币票

怎知生活好 且看钱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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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民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票证

1909年天津官银号发行的三元币

　　记者王志辉/城市快报

　　钱，生活里离不开，少不了，人人都知道它是买东购西的用品。但是当钱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缩影，它就不再 只具有经济价值。天津收藏钱币的藏家真是不少，他们收藏的是一枚枚古老钱币，刻下的是一道道历史年轮。

　　天津早年间有个造币厂。天津制造的钱币曾在中国的钱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它对后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价 值。王宗发先生是一位钱币收藏的“老同志”，所收藏的钱币涵盖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天津建城600年之际，他向记者 展示了几件他一直珍藏的精品钱币，展示了一段天津的金融史。

　　北洋官银号也出“自己钱”

　　王宗发珍藏着一枚现在十分少见的天津北洋官银号印制的纸钞(纸钞在收藏界内也叫“纸板”)。这是清朝最后一位 皇帝溥仪在位时印制的，不过寿命很短，只从1909年宣统即位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自民国建立以后，官银号的纸 币就不再使用了。

　　这张纸币是彩色票面，在票的上部是两只红色的龙正在“戏”一枚绿色的“珠”，而背景全部都是中文写的“叁”字 。票面的左侧为当时官银号大楼的外间，右侧是一张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画像。中间写着“北洋天津银号”，竖写“叁圆”字样 。票面最下部的方框内写着“私刻假造私铸例治罪，通用大银圆认票不认人”。王宗发说：“这种纸币其实在当时还可以当做 银票使用，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兑换券，可以随时拿着它到银号里去兑换成现银。据我了解，这种纸币在当时发行量还是相当大 的，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它属于废旧的钱币，被大量销毁，能够留存于世的，已经十分少见，这张票不失为收藏的珍品。 ”他边说边把这张钞票的背面转向记者，“更为特别的是，这张票的背面是《齐王问管子》，而且是满汉文对照版。”

　　一种银币两样重

　　丁未一元大清银币是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产品，图案相当精美，尤其正面外缘的水波 纹，造型别致，独辟蹊径。据王宗发介绍，丁未一元大清银币问世之前，适逢一场激烈的“两、元”之争，守旧派主张铸造以 一两为货币单位的银元，其理由是以往商税贸易往来都以银两为结算单位，应因循古制；但革新派主张以七钱二分为货币单位 的银元，理由是与外国银元同量同值，便于交往，而且当时以元相计在全国各地已经成为习惯。这两种货币单位之争，相持时 间很长，清政府翻来覆去地变更决定。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总算厘定币制，一两银币不便使用，仍行普通银币，北洋银元局便于光绪三十三年 又造了七钱二分银币———丁未一元大清银币。

　　“其实这里还有一种小小的差别。光绪元宝除了重量区别，还从生产厂家上有所区分，一种是天津造币厂生产的市面 上流通较多的银元，还有一种是由北洋机器局制造并流通的银元。这两种银元除了字号上有所不同外，还有一点不同，银元背 后的英文字母，造币厂制的英文翻译是造币厂，而北洋机器局制的银元英文翻译后应该是‘北洋兵工厂制’。”王宗发告诉记 者。

　　华威银行天津币

　　理论上讲，无论哪个国家发行货币，理所应当的能在本国的任何城市使用。但是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 许多地方货币。它与广义上的国家货币不同，这些钱只能是在特定的地区使用。因此这也形成了当时天津钱币的一景。

　　王宗发收藏的一枚“华威五元”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记者看到，这张钱币基本色是黄色，在钱币的上下四个 角分别写有阿拉伯数字“5”和中文数字“伍”。钱币的正面正中，画有一幅北海的图画，上边两侧写着一个“列”字，下边 两侧写着黑色的“天津”二字。王宗发说：“这张钞票是1922年中国和挪威、丹麦合资华威银行发行的货币。票面上写的 红色列字到今天我也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下面写的天津两个字，意思是只能在天津地区使用。非常有意思的是，据我考证， 这家银行当时只在北京和广州有分部，天津根本没有这家银行的分部，它却能发行只在天津使用的货币。”

　　袁大头有“半圆”

　　“袁大头”银元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像、背铸嘉禾图的银元，民国三年始铸于天津造币总厂，这是老百姓对它的俗称 。它是民国北洋政府1914年(民国三年)二月公布的《国币条例》所确定的国币，在中国银元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在王宗发的收藏中，记者还看到了除了人们经常看到的“袁大头”壹元外，还有一角、二角辅币，最为特别的是“袁 大头”的“半圆”辅币。它的重量只有壹元的一半，而且也能在对它吹气时发出特有的声音。这些辅币上面，都记录着它们的 换算方式，“每十枚当一圆”、“每五枚当一圆”、“每两枚当一圆”。

　　银元里面有“闷板”

　　记者摆弄着王宗发收藏的银元，一个个试着吹响，听着银元因气流产生共振而发出的声音。其中一枚银元无论怎么使 劲，也不发出半点声音。王宗发说：“你别吹了，那个是吹不响的，不过它可不是假的，而是一枚‘闷板’。”据他介绍，因 为当时的铸造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造币厂在铸造钱币时，很难保证银水里不渗进杂质，这些杂质就是造成银元不响的“罪 魁祸首”。

　　王宗发说：“不一定银元不响就是假钱，其实就连当初钱号里的‘钱鬼子’都是要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分辨真假。‘钱 鬼子’就是在柜上专门数钱的人，那时往来钱币大多是银元，他们就把银元放在一条胳膊上，向盘子或桌子上倒，耳音练得非 常好，如果听到与别的银元声音不一样的，就用大拇指向外一挑，那枚银元就会落在旁边的小盆里，等全部数完以后，再去分 辨真假。这是一项独特的功夫。”

　　天津“货币”家中藏

　　在王宗发收藏的大量钱币中，天津出的几乎全都被他收入囊中。除了人们常见的以外，他还有中国钱币史上最早的银 币“乾隆宝藏”、印有孙中山先生头像的“开国纪念币”、龙凤黼黻图一元币以及大量的“王莽钱”。他颇为得意的是，早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到了一只钱币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收藏的“金锉刀”。

　　他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收藏了大约3000件藏品，虽然收藏品与其他爱好者比起来，算是十分少的，但我比 较满意自己收藏到了一些钱币珍品。1957年开始收集钱币到今天，我一直记着当时对我收藏钱币进行启蒙的一位历史老师 的话，‘这东西，留着，别糟践！’。”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很长一段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购买各种物件，除了要用钱以外，还需要有专门的票 证。对于现在30岁往上的人，这些事情还是记忆犹新。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些票证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如果您现在 看看曾经伴随着自己很多年的“老伙伴”，那种酸甜苦辣是否会再涌上心头。

　　刘醒福先生是一位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老票证把天津曾经的那段日子，再次展现到了人们面前。而且刘先生收藏的 一些“稀奇古怪”的票证，更是让年轻的一代体会到了上代人的艰辛。

　　想当年一票难求日子艰高级餐馆就餐证

　　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曾发放过一种十分奇怪的票证———“高级饭馆就餐证”。按票面的指定，当时的高级饭 馆是指天津包子铺(狗不理)、登瀛楼、玉华台、周家食堂、正阳春、燕春楼、起士林和塘沽渤海餐厅八家饭馆。这八大家都 是天津老字号，不仅在天津，在全国也小有名气。

　　当时能在这八家餐馆就餐是一种奢望。持证者大多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高级职员、公私合营单位中的资方代表、华侨 和侨眷以及部分工作需要的政府官员。在副食供应特别紧张的年代，这些人都能定期得到此票，改善一下生活，也体现了政府 的关怀和照顾。

　　该票由天津市副食品局发放，特别注明“一人一餐，过期作废”，传世极少，现已成了难得的珍品。

　　烟筒、劈柴、煤球购买证

　　在计划经济时期，除了穿衣吃饭需要严格的计划外，其他几乎一切物资都要按计划行事。连市民取暖做饭的杂物都不 例外。

　　烟筒是每年都需更新的，别看两节三节的不起眼，全市近三百万户加起来就得上万吨铁皮，劈柴和煤球用量更大。每 年，政府有关部门要早早地准备，以备冬日之需。

　　烟筒购买证的设计绝对是认真的，请看：既有品名、数量和购买日期，又有编号、发放单位和供应单位公章，还有备 注，是一种无懈可击的票证。相比之下，劈柴和煤球票就简单多了。也许有人会问：怎么没有炉子票呢？通常，买炉子用购货 本外加结婚证就可特批一个，毕竟一个炉子能用几十年，需求量不大。

　　天津编号供应券

　　粗看像月历，细看像公交车月票花。40岁以下的人看不懂，40岁以上的人仔细一琢磨，又似曾相识。

　　也难怪，即使在发放票证的年头，人们也很难准确知道它是买嘛的！权且给它命名为“天津编号供应券”。此票怪就 怪在它没有明确的属性，是粮票、布票、工业品购货证……没说；也怪在那个“付券”的付字，是交付、支付、付出的付，还 是副字或附字的错别字？猜不透；还怪在那超过12的编号，因为凡是票证上有号，一般指月份，表示按月供应，过期作废， 而此种票的编号一般可达几十，甚至超过一百。

　　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是干嘛的。原来这是一种根据市场货源而随时“定义”的计划经济票证。1980年前后，我市 市场供应情况已有明显好转，除规定的各种物资继续凭票证限量供应外，有时也有一些计划外物资不期而至。但是数量有限， 不能敞开供应。于是，按政府的指令，副食店门前的告示牌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信息：“6月10日凭7号付券供应红糖二两 ，过期不补。”“7月8日凭46号付券供应果酒一瓶，过期作废”……所以，就像现在股民关注股市行情一样，每天到辖区 副食店遛遛，就成了家庭主妇的习惯。要是错过了某次机会，会后悔好一阵的。

　　发放此类票证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信息：按票证供应的历史快结束了！

　　战备献血人员营养补助肉票

　　在58X36MM的纸片上写上一个长达12字的名字，为一个“票”字冠以5个定语，完全可列入最长冠名生活票 证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就是此票怪之所在。

　　这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分院输血研究所发放的票证已经发黄，且纸质低劣，从“战备”二字分析当在“文革”时期。

　　也别指望凭这张票能买到多大一块肉！刘醒福在那时也因同样的原因献过一次血。抽血前给喝了两杯浓糖水，抽后发 了三个大鸡蛋，外加20元钱和一张肉票。不过，肉票集中在学校大食堂，给吃了两餐排骨完事。

　　肉票是天津发放最早的票证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问世。面值最小为一两，最大为五公斤(集体用)，分猪肉 和牛羊肉票，市区和郊区、县票，早期为天津市副食品局发放，后改由天津市第二商业局继续发放。此枚由专业研究所发放的 定向肉票十分少见，当然是要经过政府授权的。

　　1992年6月1日，猪肉成为天津最后一种放开供应的商品，演绎了近四十年的天津计划经济票证史宣告结束，充 斥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五花八门的票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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