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年终特刊：2004的中国时政

　　年度时政词典

　　文/程瑛、卢波、津涛、张悦、楚方

　　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历史逻辑。还在十六大之前,党建部门已经就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部分党员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已经动摇,非民主手段解决社会和党内问题的方法正在被一些人运用,部分党员对公众的服务意识较弱，特权被一些党员追逐。

　　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界定了执政能力的内涵，就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特别是“怎样执政”的问题，作出了全面阐述和战略部署。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解决的就是中共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机制问题，已经触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

　　打开google搜索“执政能力”一词，发现已有91万条相关信息。这可能是2004年度中国政治生活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词。

　　平稳过渡

　　9月19日下午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78岁的江泽民卸下担任15年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挥手向大家告别。

　　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决定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新华社转引香港《文汇报》的报道说:“这是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领导层新老交替，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共作为执政党在党内最高层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民主政治原则，进行大幅度人事变更，对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已经并将产生深远影响。

　　11月中下旬在智利进行的APEC会议上,胡锦涛谈笑风生，机智果断。香港报纸评论说,他已经“开始在国际上树立胡锦涛式的风格”。在国内,从12月开始，辽宁、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吉林等省区主要负责人先后调整,省部一级高层官员的人事变动正在持续有序地进行。

　　百年小平

　　2004年夏天，中国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

　　这一年，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再次掀起了“推进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讨论热潮。人们看到，邓小平去世7年后，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释放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改革开放又来到了一个关口。解决难题的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逆转改革。邓小平最大的特点，如毛泽东说，既有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对于小平未竟事业的继承者来说，那就是如何全面坚持和继承邓小平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开启的改革之路。

　　人权入宪

　　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政党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此举被视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可以说，“人权”在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从“意识形态禁区”到“正名”的过程。目前，世界上已有近40个国家把“人权”概念写入宪法。

　　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把“保障人权”解释为“保障所有人作为人的所有权利”,“无论他是普通的农民、工人,还是病毒携带者、犯人、乞丐”。

　　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首都北京提出在闹市设立“禁乞区”，引起舆论哗然，很多人认为行乞是一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乞丐也有行乞的权利。最后北京市做出决定：不设“禁乞区”。

　　截至2004年11月30日，全国法院已清理旧存和新增超期羁押案件868件2427人，目前尚存8件8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表示,“到今年年底可以基本清理完超期羁押案件。”

　　行政许可

　　7月1日，中国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从法理意义上的阐述已经汗牛充栋,在现实层面上，《行政许可法》正悄悄地改善中国的社会治理。

　　比如，北京市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前，清理了业已设定的231项行政许可事项。这次清理中，事关成千上万人日常生活的“外来人员就业证核发”、“出租房屋租赁许可证核发”等审批事项被取消。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免除了不堪其烦的手续,直接受益。

　　更大的受益者是在商务活动中长期从事“公章旅行”的人们。制度经济学家说，审批手续的简化将促进微观经济的活力;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只要法律没有禁止,你就可以做”的观念将激活中国人的创造力。

　　2004年1-11月,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3929780件,调解结案率达29.54%。全国法院执结案件1707591件,标的额2522亿元。今年审结的60%以上的民商事案件需要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科学发展观

　　中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大了蛋糕，对怎么分这个蛋糕，人们越来越关心，也越来越担心:一部分人担心会不会蛋糕越做越大，自己却永远只能分到同样小的一份;另一部分人担心,大家会不会再次只关心分蛋糕,不关心做蛋糕,最后都分得均等却不能果腹的一小块。

　　温家宝在2月2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指出: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形成决议: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调子未变，而关注2004年中国财经政策的人能够发现，2004年所坚持的发展并不同于往昔的发展。

　　春耕时节，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今年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南、湖南等11个粮食主产省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年底,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宣布,2005年河南省免征农业税。

　　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今年新出台财经政策的一大特色。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上，国家环保总局已经建立了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反腐

　　腐败问题依然是2004年中国公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继续严厉惩治腐败官员，包括原湖北省长张国光在内的又一批腐败官员落马。不过，令反腐人士最为欣喜的还是中国在反腐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进展。

　　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是，中国有关部门正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制定干部“惩防体系”实施纲要，比如,在领导干部监督的制度、法规建设上，中央正考虑实行领导班子现状定期分析制度。这一“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由教育、制度、监督3个部分构成,包括惩治和预防两方面功能。

　　2004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6509件，涉案42225人，其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856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8.29亿元。

　　节俭

　　北京奥运会场馆从8月起经历了“瘦身”。事实上，早在此前一年，温家宝就在一次会议上强调了节俭办奥运的思路。

　　9月,中央要求“节俭办国庆”，这一提法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三次，此前一是在困难时期的1960年，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

　　节俭本身不是目的，为公共利益锱铢必较才是重心所在。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北京参观“红旗渠精神展”后表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

　　中国自2003年8月1日开始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来，全国共有67万多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人员得到救助。

　　未成年人

　　2004年3月以来，有关未成年人品德教育的报道和评论频现于中国各大媒体，显示它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媒体的聚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遍焦虑。

　　目前，中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不少为独生子女。一些调查发现，约有20%的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行为问题。除了娇惯、任性、心理脆弱、缺乏毅力、不善于与他人相处这些普遍的弱点外，旷课逃学、网恋、出走、酗酒、少女怀孕、自杀等问题也层出不穷。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案件急剧上升，2003年中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近7万人，比上一年上升了12.7%。

　　3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在谈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时说，“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未成年人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在婚前检查中发现的婚前性行为比例达到60%以上，上海为59%，广州是86%。婚前性行为是反应社会性观念的敏感指标。一项关于重庆市高校本科大学生性行为、性观念的调查表明，23.5%的男生、10.2%的女生有过性行为。

　　中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6月10日开通以来,已接到各类公众举报95000多件次,共依法关闭淫秽色情网站1129个。10月以来，境内网上淫秽色情信息和网站的举报由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前的67%,下降到17.4%。

　　劣质奶粉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造成189例婴儿患轻中度营养不良、12例婴儿死亡，当地部分官员受到了组织、行政和法律处理。社会对此反应强烈。

　　为什么会形成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最主要是政府职责问题，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是否真的把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从人祸方面讲，阜阳几年中出了两个巨贪，一个是阜阳市委原书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另一个是原市长肖作新，短短时间出现两个“一把手腐败”，其对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可想而知。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在偶然中也有必然。

　　信访

　　面对不断增长的信访压力，中国政府在2004年加快探索建立一种全新的信访处理机制，以逐步减少那些常常聚集在国家机关门口申冤的上访人数。

　　来自国家信访局的消息表明，近几年来，直接到北京向中央政府部门上访的群众数量不断增长，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应该首先向地方政府申诉冤情。

　　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多次做出指示，要求不同地方和部门之间加强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一种“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格局。目前，“中央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建立。

　　截至9月底,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13694.9万人,比去年增加1354.4万人。全国工会基层组织总数为102万个,覆盖法人单位193.5万个。

　　党内民主

　　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中开展的一系列民主新试验，旨在改变党内权力过于集中的现状。进行中的试验包括取消常务委员会、党的日常工作交由党的代表大会直选的全体委员会领导，直接选举党委书记和党代表，以及实行党代表常任制等。从中国最早试行经济改革的深圳到首都北京都在尝试新形式的党内民主。

　　邓小平曾通过总结“文革”的教训指出，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了“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党内民主试验正是要修正这一容易演变为“个人领导”的模式。

　　湖北省罗田县在全国率先以党代会直选的15人全委会取代了由1名县委书记、5位副书记和5名常委委员组成的县委常委会，并将党代会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四川平昌县灵山乡一年前进行了中共历史上首次由党员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党委书记的尝试。同属四川的雅安市雨城区开展了被称为“分权制衡”的试验。

　　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这被看作是对党内最高层的民主监督。

　　问责

　　4月14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对中石油川东天然气井喷事故、密云虹桥踩踏事故和吉林中百商厦大火事故等3起重大责任事故作出严肃处理，同意马富才辞去中石油总经理职务。

　　有舆论特别指出“这表明了负责政府自省责任的决心和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很少因管理不善造成重大损失而辞职来承担领导责任。

　　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国家，责任政府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问责。问责，并使引咎辞职制度化是一项重要的措施。马富才的引咎辞职，是中国政治建设的进步，体现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

　　群体事件

　　下半年，在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一再引发社会热议。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

　　在年底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政法机关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依法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矛盾。

　　而让现代管理学介入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决策，则彰显了用科学精神直面转型期难题的思路。应国务院要求，2004年底，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课题。课题的研究结果引起了高度重视。

　　治理东北

　　2004年的东北政坛变化受到海内外持续关注,这些变化包括正常的人事变动,如2004年2月29 日,原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赴京出任商务部部长，省长一职由张文岳接任;10月30日洪虎辞去吉林省长职务,王珉被任命为代省长；12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李克强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闻世震不再担任辽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而“东北权力重组”成为“政治概念”则体现在“非正常”人事变动上。这方面动静最大的省是黑龙江省。10月,该省5名副省级官员去职,已经有媒体报道,部分官员涉嫌腐败。随后,黑龙江省数名地市级“一把手”亦闪电换防。此前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枝已经被“双规”,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被判刑。从“马德卖官”到田凤山落马，一种说法是，东北振兴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东北的振兴，不仅仅是靠国家投入多少资金就能解决，而更在于，改变东北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从权力型社会过渡到服务型社会、法治型社会。从此意义上，东北的振兴，对于全国的改革，有着极大象征意义。

　　陈水扁

　　2004年,台海风云多变。3月19日,台湾“大选”前一天，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吕秀莲在选举活动中遭枪击受轻伤。投票结果显示,陈吕配仅以2.5万多票的优势战胜国亲联盟候选人连宋配。

　　“连任”后的陈水扁推出“台湾正名”，把岛内在海外馆处的名称改为“台湾代表处”,并要将冠有中国、中华字样的企业“逐一正名”;在2006年实施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中,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公然提出今后三四年内将终结“中国宪法”,在2006年推动公投复决“新宪法”草案。

　　陈水扁当局“去中国化”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国台办12月15日表示，如果陈水扁执意按其所谓“台独”时间表，蓄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坐视不管。

　　年末，民进党在台湾“立委”选举中遭挫败，陈水扁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被海外舆论认为点中了“台独”分子的“死穴”。

　　富国强兵

　　7月2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选择了一个足够拨动各方神经的主题: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主持这次学习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将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称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

　　“富国”与“强兵”，100多年来，便是令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主题。

　　人们记得，20年前，邓小平作出了一个直抵今天的预言:“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就在集体学习的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装备保障条令》颁布实施。这是解放军第一部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合同作战、全面规范合成军队战斗装备保障行动的军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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