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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宏观调控回顾:中国经济大战GDP崇拜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3日10:07 瞭望东方周刊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2004年——中国经济大战“GDP崇拜”之年。

  从年初“总理报告”主动调低GDP增长目标,到持续全年的对过热投资的遏制与反遏
制,直至年终GDP突破年初目标势在必然——一场跌宕起伏的年度较量,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与沉重。

  在反思中开局

  2004年3月,在温家宝总理在座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吴敬琏有一番对话。

  吴敬琏率先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话音未落,萧灼基立即反驳:“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要轻言‘过热’。”吴敬琏又道:“‘GDP崇拜’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萧灼基回应道:“现在有一种否认GDP的倾向。”

  萧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渐响起的反思GDP的声音。媒体的参与,把对 “GDP崇拜”的反思,从此前学界的讨论推到公众面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在现实中,当社会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为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而资源、环境、教育、文化、卫生、民权、民生等其他社会发展诉求统统要为GDP让路的时候,“GDP崇拜”便酝酿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下咽的苦酒。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面对现实挑战,2004年3月的“两会”迅速回应,对此,新华社以《走出“GDP崇拜”误区,“科学发展观”热涌“两会”》为题予以重点报道。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确定为7%——这是一次罕有的对GDP的主动下调。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难条件下,中国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国际舆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同样将评点锁定在“中国摒弃‘GDP崇拜’”。

  知易行难。围绕“GDP崇拜”的较量刚刚开始。

  在现实中较量

  纵观近年中国GDP增势,其对投资引擎的过重依赖在不断加剧,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已占GDP总额的47.3%,正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拉动GDP一路狂奔。因此,2004年围绕“GDP崇拜”的较量,也就必然地直接交锋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孰冷孰热的分析判断,碰撞于对宏观政策张弛之道的决策选择,折射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潮涨潮落。

  早在2003年上半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问题已有所显现,下半年,投资趋热的行业与领域继续增多。2004年1-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拉动一季度GDP增幅升至9.8%。

  2004年3月25日,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4月13日,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密度之紧,力度之大,十分罕见。

  然而,过热的投资仍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进而带动钢材涨价,水泥涨价,粮食涨价——这一幕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序曲惊人地相似:1991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仍徘徊于3.4%的时候,粮食价格涨幅已达8.6%,冶金、电力、煤炭和石油等上游行业的价格涨幅则超过了两位数。一旦坐视新一轮过热投资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又将遭受重创。

  4月28日,以中央处置“铁本事件”为标志性起点,宏观调控全面启动。5、6月间,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冻结土地审批等等,剑锋所指,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热灶”与要穴。

  即便如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的连续性,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逐月上冲。与此同时,“查处铁本就是拿民营企业祭旗”、“不能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要停就停沿海的项目,我们内地还没热呢”、“要下先下内地的项目,中国经济跑得快,全靠咱东部沿海项目带”、“谁叫停项目,谁就要对经济的停滞负责”——种种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激烈碰撞。

  可此时的经济形势,已容不得犹疑不决:二季度GDP增幅仅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升至5%,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剧。中央继续出手,土地、金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等各个条线的中央督查组、检查组一批批地撒向全国各地。

  进入第三季度,调控举措开始见效。7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6月份狂跌1135亿元,出现了年度内的首次回落。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走低。

  然而,三季度的投资回落却隐藏着一个秘密:受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投资惯性和已签贷款合同影响,这一轮投资回落主要是通过银行各领任务指标,强行压缩短期贷款、而非中长期贷款来实现的。

  因此到了9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度升高,比8月份放大800亿元,达5842亿元。

  至此,久已为各界猜测、激辩、观望的“加息”利箭,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10月28日,连续9年下行、七次调低的存贷款利率调头上行,央行宣布加息,进一步为投资降温。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温家宝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关山难越

  岁末将近,迎年心切的购物中心,已在门前摆出圣诞老人。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前三季度GDP增长9.5%,大大超出了年初预定目标,可消费价格指数已结束连续6个月的上涨,回落到4.3%;而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也比9月份回落了300亿元——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正如今年的GDP较量,是上承去年的经济局部过热而来,今年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交锋也绝不会随着年度的更迭而终止。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快速推进期,因此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的加剧投资,似乎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结论却未必这样简单。

  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投资主体和“影子”主体,倚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正是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使中国经济超越“GDP崇拜”、探寻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

  从总量看,今年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2002年同期多增了20686亿元,其中“地方项目”所占份额竟高达88%。

  在城市化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以“投资公司”、“建设指挥部”等名目,直接担当起投资主体角色,他们操控两大要素资源——土地与财政资金,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工程建设,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2003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计约3000亿元,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贷款投放总额的十分之一,其中有相当的份额转为了基础建设投资。政府财政资金还有很强的贷款“撬动”作用,在各地的中长期贷款中,以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作质押、向城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放的贷款总量,数额大得惊人。这种巨额投资,拉动了钢筋水泥的需求,却难以产生现金收益,未能形成“投入-生产-消费”的循环链条,最终会危及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

  在工业化方面,地方政府则担当起“影子主体”的角色,为了招商引资,他们竞相设立“亦官亦商”的开发区,施行各类或明或暗的税收优惠、排污优惠、逃债不究的司法优惠,统一的经济规则被打破。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每亩工业用地的开发建设成本约为20万-28万元,政府却仅以每亩10万-18万的价格出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靠降低环保要求、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或干脆“征而不补”、免费供地来吸引投资。企业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变形,逐利的资金不再相信经济规律,只相信政府、政策和运气。

  面对这种图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新原则、指明了新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显然仍未在现实中找到落实这一科学观念的路径与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当然要搞建设;在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科学发展观相对接的方式,然而在找到这一方式以前,谁也不愿意跟着中央政府让GDP增速稍稍放缓,以便为增长方式的转型留出空间。因此,对“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也就必然地回归于现实中的较量。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如何转型的秘密,就无比生动地隐藏在这一轮峰回路转之中。

  体制诱因尚存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是搅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浪的第一主体,但他们又不过是另一个更大体制“棋盘”上的过河之卒。换句话说,这一轮较量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体制诱因。

  ——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建设冲动。偏颇的政绩观以及片面的GDP考核,固然在诱导地方政府“崇拜”GDP,然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是财政利益——这只GDP下的“金蛋”,在令他们痴狂。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征用农业用地只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土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溢价收益,则为各级财政所有。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诱发了圈地风潮,不仅为投资过热提供了空间载体,还为投资过热提供了资金来源。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自行配置经济资源的空间太大,能力太强;一旦遇阻,他们能够很便利地动用行政权力资源扫清障碍。

  ——公共财政理念及体制的缺失,不仅使大量财政资金能够畅通无阻地涌向建设领域,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又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以GDP的高速增长,“创造” 财政收入的更高增速。

  ——经济政策、财富分配偏离了“利为民所谋”的根本,使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长把GDP增长远远甩在后面,而GDP的增长又把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甩得更远。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连续7年的攀升——此前这种持续攀升仅在1952年-1960年出现过;另一边却是抓耳挠腮也想不出“富民”和启动消费的办法,只得翻来覆去地走那一步“投资拉动”的“死棋”。

  可以断言:只要上述种种积弊尚未得到整体性的治理,只要科学发展观尚未找到具体的实现方式,只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路径尚未打通,那么,在2005年的地平线上,等待中国的就不仅仅是新年平静、明媚的曙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周国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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