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专访林东副教授：何为新国家安全观

　　2004年9月18日前后，国防大学林东副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我国建立“新国家安全观”迫在眉睫。这一观点见报后，立刻引起各界普遍关注。林东副教授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最引人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面对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危机及安全问题上。而在2004年10月15日，本刊曾撰文解读北京大学丁元竹教授的分析报告《2010：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该报告认为，2010年左右，中国的一种可能前景是就业问题、环境问题、金融问题等十大社会问题大爆发。——这与林东副教授的观点相呼应，在一个危机四

伏的年代里，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解读与规范。

　　那么什么是新国家安全观？中国如何建立国家安全观？进入2005年，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各种国家安全的隐患，为此，本刊特派记者专访了林东副教授。

　　何为新国家安全观

　　《新周刊》：2004年9月份你提出的“新国家安全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你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新国家安全观”？

　　林东：“新国家安全观”就是综合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观。通俗一点讲，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相比，它新在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的认识有重大突破。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世界大趋势下，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生存安全基本有了保证，而国家发展安全面临的挑战相对突出，由此促使新国家安全观的产生；其次，新的国家安全观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安全任务的转变，就我国而言，新国家安全观反映了保证小康社会健康发展这一新历史任务的国家安全本质，这个本质不仅包含传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新的内容,从而就构成了国家安全的综合体系。第三，就是“新国家安全观”从传统的领土和主权空间拓展到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空间，范围扩大了，它与社会生活空间、经济活动空间共同形成了三维安全空间结构。

　　《新周刊》：除中国外，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讨论“非传统安全观”，观点有何异同？

　　林东：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普遍比较重视。例如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积极采取反恐措施、建立公共安全应急反应系统等，都是符合“新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实践的。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利益不尽相同，有些方面各国是存在分歧，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这些方面也在引发新的国际矛盾，像反恐问题就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的典型代表。

　　内患挑战国家安全

　　《新周刊》：新国家安全观的前提是“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

　　林东：我是这样说过。是这样的，虽然和平与发展代表了全球形势的主流，但是近些年来由于旧的国际秩序没有打破，经济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北矛盾，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此起彼伏，国际形势出现强烈的局部动荡，一些传统威胁变换了形式，并且和新兴的一些威胁结合在一起，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不仅从领土、主权拓展到更广泛的海洋权益、太空权益和战略通道安全上来，而且新兴的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威胁还从社会生活中和经济活动中渗透进来。

　　对我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别人即使想阻碍我们发展也不敢贸然采用战争方式，外部威胁很可能不能直接或者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要寄生在内部威胁上面。先从内部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以及执政危机，再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内外综合起来达到破坏主权、蚕食领土领海、侵占资源，甚至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所以，我说内患更是对国家安全的最直接挑战，这是符合和平与发展历史规律的，这也是新的威胁特点。

　　《新周刊》：能否以2004年为例具体谈谈这些威胁？

　　林东：具体地讲，以台独和东突势力为代表的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其中，台湾问题是最大的内部问题。就2004年而言，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加剧，从台独公投到台湾正名的闹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台海紧张局势，这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最突出的挑战。

　　经济安全问题在2004年也比较突出，人民币受到了美元贬值的冲击，能源需求随着生产的快速发展而大幅度增长，经济发展结构性调整难点问题以及经济活动中的腐败现象还没有解决，经济改革风险依然存在。此外，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电力、信息、水土资源和能源，一方面电力不足和电力系统部分老化，都容易造成大面积突发性停电，对经济生活造成经常性影响，容易导致灾难性事故；另一方面，信息安全措施薄弱，网上金融犯罪威胁上升，金融、交通等重要经济系统面临来自内部的黑客破坏、病毒破坏等危险性大幅度增长。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水土资源、能源等战略资源、生态环境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隐患也有增长趋势。水污染情况严重，水土资源在北方和西部流失现象仍在恶化，沙漠已经逼近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银川平原，宁夏土地沙化面积已攀升近57%，黄河已经受到沙化威胁。同时，伴随核能资源的广泛应用，民用核设施安全问题也逐渐突出。这些问题都在产生日益增长的长远威胁，需要放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在科技安全方面，像医疗研究人员被SARS病毒感染的事件，像生物化学技术大举进入市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这些都提出了加强科学实验和商业活动中的科技安全措施的紧迫命题。

　　社会文化安全遭遇威胁

　　《新周刊》：我国目前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有哪些？

　　林东：目前我们最突出的社会安全问题是灾难事故快速增长的问题。虽然我们以前取得了大兴安岭救火、98抗洪救灾、抗击非典和禽流感等等一系列灾害的胜利，但是我们也进入了灾难事故的频发期，国际组织已经对我国交通安全发出了红色警报，预防和遏制、处置灾难事故已经成为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大检验。

　　最危险的社会安全问题是“三股势力”(指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与核生化武器的扩散，“三股势力”虽处于蛰伏状态，但主要集中在边疆、海疆，对边疆海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济交流通道始终存在着安全隐患，同时也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构成威胁。

　　最活跃的社会安全问题当属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贩毒、邪教、黑社会活动等，他们会腐蚀我们的社会基础，不时引发社会问题，我国反邪教、反毒品、反走私斗争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

　　《新周刊》：那么文化安全呢？

　　林东：至于文化安全，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就是它的民族文化。历史上，很多民族消亡了，不是因为其人种灭亡了，而是其文化灭亡了。今天，我们看到美伊战争，为什么伊拉克输得这样惨，军队和政府一夜之间全部蒸发，实际上这不是军事失败的原因，而是其民族文化长期受西方侵蚀的结果。相反，弱小的犹太民族能历经1800多年世界大离散重新聚集到一起，靠的就是不灭的犹太文化。

　　现代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从文化渗透进来，从一国内部动摇其民族意识的基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为霸权主义对外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理论工具，拉登又掀起恐怖主义文化的浊流，加上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迭起，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文化构成冲击，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是严峻和长远的。可以说，今天国家安全危机意识的培养恐怕需要从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入手。

　　《新周刊》：我们如何应对社会以及文化安全的威胁？

　　林东：未来，不仅仅限于2005年，我们在维护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方面需要加强立法，同时加大力度和提高针对性。一方面，在维护社会安全上政府需要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防范突发性事件，建立应急机制来应对各种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救援力量。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化安全上需要媒体的配合，加强舆论引导和教育，注意同外部文化的交流，以科学、民主的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文化。

　　人民战争向全民国防转变

　　《新周刊》：你认为现在的国防不是同老百姓疏远了，而是拉得更近了。那么新的国家安全是否是一种“全民安全观”？“全民安全观”会不会引起不安全的恐慌？

　　林东：“不安全恐慌”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国家安全是要靠政府和老百姓的合作来维护，从某种角度上说，新的国家安全观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全民安全观。这种安全体系可以说是对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人民战争转变为全民国防。

　　“全民安全观”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凝聚的过程。全民增强国家安全忧患意识并不会引起社会不安全的恐慌。历史上凡是强有力的政府都能在战争中凝聚起整个民族，振奋起民族精神而不是引发恐慌和难民潮。在和平时期，政府执政能力强，人民信任政府，所以增强国家安全忧患意识、动员人民共同维护小康社会的措施更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新周刊》：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使得百姓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安全观？

　　林东：在这种安全体系中，政府、军队、人民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打个比方，政府是主干，老百姓是末梢。政府及其军队从职能上维护安全，包括制定法律、组织领导、组建力量、建立措施、采取行动、发展装备、建设设施、宣传教育等等，发达国家目前普遍组织建设的社会预警反应系统、建立反恐救援突击队、组织安全检查等等。而公众则是政府实施安全职能的依靠力量，他们担当预防恐怖袭击、报告灾难事故的千里眼、顺风耳，向政府提供及时的情报信息，为政府提供广泛的人力资源。

　　一旦公众认识到国家安全与自身安全、利益密切相关这一点，老百姓会自觉做维护安全的主人。所以，政府可以从老百姓自身安全需要出发启发公众把维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以人为本地做好公众的思想工作。关键是要把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社区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政府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这样老百姓就会自觉地把国家安全和小家安全自然地联系起来。

　　《新周刊》：针对台湾问题上，中国国民的“安全意识”最为强烈，老百姓的这种情绪是否吻合你的“新的国家安全观”？

　　林东：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维护台海形势稳定的能力肯定会不断增长，中美双方在维护台海形势稳定上也存在着加强合作的积极因素，因此，尽管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翻云覆雨搞小动作，但总体上讲，中国对台独势力的遏制力已经增强。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的全面进步，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会深入开展，两岸间的沟通将进一步会得到改善。台湾人民，包括各党派、民主团体，也包括其政府人员与大陆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两岸同宗同族同一血缘关系的亲和力所决定的，这是不以陈水扁及其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台湾人民对大陆有了全方位的了解，我相信台湾岛内的民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国内民间广泛讨论着“打”与“不打”的问题，反映出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表现出了公众对民族意识的认同，这恰恰是人民群众对“新国家安全观”的自然体现。同时，这一现象也说明国家需要建立统一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代表人民的意志，维护国家的统一。采访/李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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