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大海啸在中国引发了全新的慈善赈灾浪潮：政府出面的捐赠，一再追加，已至对外援助的空前规模，尽显中国政府的诚意与责任感；而民间各种形式的捐赠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短短两三日，最具规模效应的慈善义演，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多地接踵成为赈灾火线。熠熠星光之下，爱心拳拳，无疑是国内善举的一次整体展现。但两相比对，也有可值深思的发现：如此众多的慈善义演，无疑要以昨日由香港演艺人协会牵头、汇集两岸三地演艺人与相关机构的“爱心无国界演艺界大汇演”最为夺目。这超长的演出时间
、蔚为鼎盛的演艺人规模，无疑是其超出同侪的要素，但纵观其起始，掩于这一表象之下的，应该是慈善文化上的不同深度与土壤。
毫无疑问，香港接触并实践现代社会的慈善操作，比内地要早得多，也要充分得多。这一区别背后的背景，自然大有纵深，但诉诸印象，却是现实的后果更能令人一目了然。作为面积狭小而娱乐事业高度发达的地区，香港演艺人的表现，成为整个香港社会慈善操作的风向标与传声筒。而其间，香港演艺人协会以行业协会的身份有杰出的表现。华东大水灾、台湾大地震、SARS大疫情，以及这次印度洋大海啸，无论是感同，或者是亲历，无论是国人之痛，或者是世界之殇，香港演艺人协会总有及时的反应，主动的倡议，高效的筹备与一呼百应的效果。这样一以贯之的表现，致该演艺人协会成为香港慈善文化的品牌。甚至有香港市民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南亚海啸之后，自己捐了好几笔钱，但最大的一笔，则是要等到在演艺人协会组织的义演现场再捐。
这样的信任，想必是有这样的几点作支撑：一、各路明星的示范作用——或者是贵重物件的拍卖与大额的捐款，或者是勇敢地前往灾区现场献出力量与慰问。二、演艺人协会对于捐款数目与去向的及时透明通报——在这一点上，演艺人协会显然还得益于屡屡选择狮子会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声誉与成熟财务监督体制的慈善机构伙伴。三、组织方对慈善氛围一丝不苟的营造——远例如当年华东水灾赈灾义演现场上，主持人倡议现场观众秩序井然地离场、携走垃圾，最后一个退场者再将门口的垃圾袋合口密封；近者便是在这次“爱心无国界”的大汇演之前，组织方早早同市民通气：因为是关注苦难、奉献爱心，那便不同于欢乐时的晚会，莫要作欢天喜地的尖叫，莫要留疯狂追星的合影……这样的细节，能够表现出主办方的诚意，自然会赢得市民的信心与力捧。
这一切，既是慈善文化的内容体现，又是固本强基、代代相传、层层扩散的慈善文化熏陶。彼此振荡，香港的慈善操作处在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路途上。
以此为镜，反观内地为扶贫、助学、救灾而组织的种种义演，不时爆出出演者出场费数目不菲的负面报道；内地的某些慈善机构与基金会，也常被质疑其财务状况与工作效率；而善款常常被各种经手机构层层截流的事件，更是多有曝光。于是面对慈善义演的形式，民众难免既有目的是否纯正的怀疑，又有救助是否能够到位的担忧。主办者即使以明星为号召，观众也难以感受到慈善的特别氛围。
慈善文化上的这些差距，暴露出内地慈善文化的贫瘠土壤。而慈善文化土壤的养料缺失，显然并不在于内地民众缺少爱心，而在于民众对于现存的慈善捐赠体系不大信任，却又无法寻到便宜可行的其他渠道。而无论是前述的信任危机，还是这种替代缺失，背后都有行政力量掌控慈善操作的影子。在中国社会经历转型但全能政府的惯性依然强大、对社会保持强控制力的诉求依然强烈的背景下，不仅民政部掌有操作慈善事业以及如何操作的大权，即便是红十字会、青基会、慈善总会等等本质当为民间社团的机构，也无一例外地倾向于寻求行政性身份与垄断性力量。于是，处于保护之下与垄断之中的机构，难免会滋生不被信任的问题，而市民社会空间的狭小，则令非营利组织不是缺席，就是难有作为，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不足，自我解决的渠道不畅。
此次大海啸带来的社会心灵震撼，远远超出以往，社会捐赠的活动既多，民众捐赠的冲动亦强，无疑为内地民间力量运作慈善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不过，京沪穗等地的多场义演中，即便是有传媒担纲组织，但借力文化部、广电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行政机关的痕迹依然明显，并非如香港大球场的大汇演，是纯粹的民间运作。显见这市民社会空间的多寡，才是内地慈善文化落后于香港的真正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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