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中国革命与周恩来建树的第一

　　作者：徐学江

　　今天又是1月8日。29年前的今天，是举国最悲伤的日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在病魔和政治的双重折磨中离开我们，在国家面临危难、人们充满迷茫中离开我们。

　　与总理去世直接相关的两件事一直无法让人忘记：一是不顾“四人帮”压制悼念活动的政治威胁，上百万北京市民流着眼泪、冒着寒风伫立20里长街，目送总理的灵车。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感人场面。二是三个月后天安门广场摆满了花圈和贴满了诗词标语，又是成百万人涌向天安门，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显示了亿万群众的人心向背和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敲响了祸国殃民“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丧钟。这又是一个中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景象。

　　一个领导人，已经故去，仍然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说明他在人民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说明他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道德风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面光荣的旗帜。

　　周总理逝世以来，关于他的传记不知有多少，赞颂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纪念和研究他的活动不知有多少，中国的，外国的，朋友的，敌人的，都有。在纪念他老人家的日子，再写任何颂扬的文字似乎都是多余的。本人最近又看了两本周恩来传记和几篇纪念文章，深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为有周恩来这样卓越的领导人感到庆幸。我们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我们也应该说“中国出了个周恩来”。

　　只要粗略地回顾在漫长中国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在不同关头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周恩来；只要回味一下他晚年不顾癌症缠身对日后中国所作的精心安排，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与他的渊源；只要看看当前的社会风气，就会感到以人为本、建设廉洁政府仍需要周恩来的榜样力量。

　　中国革命成功靠“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周恩来在这三条战线都留下深深的印记，有些贡献是独特的，难以取代的。

　　有人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革命的“双雄”，也有人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些说法无非为了说明这两位伟大领导人在众多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他们两人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周恩来不是简单的执行者，他既是重大革命行动的重要谋划者，又是创造性的执行者。

　　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他是五四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虽然因赴欧洲没能参加党的一大，但他和蔡和森、赵世炎创建的旅欧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八个组成部分之一。以周恩来为首的这批旅欧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涌现出一批能决胜千里的将帅，治国安邦的能手，影响中国政治风向达70年之久。与其他领袖人物不同，周恩来还在不同时期亲自介绍一些优秀分子入党，包括朱德，陈云、贺龙。

　　周恩来是身居中共最高领导层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他从192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直到临终，从未离开最高领导层，任政治局委员49年，政治局常委43年，国务院总理27年。他虽未曾担任党的一把手，但总是处于二、三把手的要津位置。在路线斗争不断且十分惨烈的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现象”被称为“奇迹”。有人说，周恩来之所以成为“政治常青树”、“不倒翁”，是因为他“圆滑”、“老于世故”。其实这是庸人之见，是对周恩来人格的诋毁。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唯一例外”，主要有四个原因：一、他的巨大功绩和威望；二、党内公认他是最勇于对错误承担责任，最勇于自我批评和最严格解剖自己的胸怀坦荡的领导人；三、他总是善待战友和同事，包括犯了错误的人；四、他是难得的“全才”，党和革命需要他。由于这些原因，历史上曾发生过他要辞去某个领导职务，政治局不通过，要撤换他的某个职务，政治局也不赞成的情况。“四人帮”那样处心积虑想打倒他，也未能得逞，最后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并担任最高军事统帅11年之久。他从欧洲回国后，1924年担任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大革命中参加领导东征和北伐。1927年开始担任军委书记，统帅军事斗争，1935年后毛泽东担任最高军事统帅，周恩来仍为军委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总参谋长，建国后也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军委副主席，始终对军事和国防倾注巨大心力。

　　周恩来是领导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的第一人。1927年，他总结前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以他卓越的组织才能成功领导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工人政权。只是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才导致了起义成果的丧失。以后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仍不失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

　　周恩来是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八月一日被定为工农红军和后来解放军的建军节，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情报特工首脑，是党的情报工作的杰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情报工作是保障党和革命胜利极其重要的隐蔽战线。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下，各地党组织遭破坏，大批共产党人遭暗杀。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央特科，与反动派展开了周旋和斗争。他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的情报工作骨干，演出了一系列令敌人胆寒的壮举。特别他直接指挥中共特工“三剑客”——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打入敌人心脏，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和革命营垒出现叛徒、内奸情况，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和消除隐患，避免了党和革命的损失。周恩来领导特工时期，被称为中共特工工作最有声有色、最卓有成效的时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奠基人，是公认的统战高手。他在黄埔军校的经历，使他成为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打交道的最合适的共产党人。抗战期间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长期在南京和重庆同国民党和社会各界打交道，广结天下朋友。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继续领导党的统战工作。他最不朽的大手笔，是说服了张学良拒绝执行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响应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并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又以中共调解人的身份，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中国会怎么样，真的很难想象。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外人士透过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接受媒体专访时还掩饰不住赞扬之情，说他最敬佩的共产党人就是周恩来。美国史迪威将军骂国民党不争气，说，像周恩来这样的杰出人才怎么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许多热血青年就是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形象中受到感染而投奔革命的。

　　建国后，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始终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新中国取得的每一巨大成绩和进步，当然都有他老人家一份功劳。仅就外交而言，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公认的世界级外交家。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交往，是许多人可信赖的朋友，也是令一些人生畏的谈判和舌战高手。他同毛主席一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光芒四射，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周恩来是1956年后抵制左的路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为“反冒进” 差点丢了总理位子。为了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因而成了“四人帮”不共戴天的政敌。他小心谨慎地保护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并扶持邓小平等老革命家重返权力，他巧妙地阻止四人帮攫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在他最后一次人大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他大力支持和鼓励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周恩来没能参与领导改革开放事业，但他的思路是改革开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尽了最大的努力铺了一条结束文革和通向改革开放的路。

　　周恩来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之无愧的楷模，他的崇高品质是党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周恩来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忧国忧民，无私奉献的廉洁品质，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他的贡献那么大，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重，但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为自己和亲人谋一点私利。他一生，包括绝症在身的最后几年，除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外，没有追求任何个人享受。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像周恩来那样对待人民，对待工作，对待国家利益，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