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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为民族败类立碑事件:专家辩驳倭寇新论(3)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1日16:09 新民晚报

  有一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

  但王直一伙就不同了:“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这些倭人“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羡慕之心,而
入寇之祸不可遏矣”。

  王直“倾资勾引”的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次郎等就是他劫掠的得力助手。明人指出:“自陷黄岩,其(王直)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关于海禁,南炳文、陈学文和范中义、仝晰纲都认为,明代的海禁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倭寇骚扰,对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实行海禁。历史的真相应当是倭寇入侵在前,明朝海禁在后。那种倭患起于海禁的认识是颠倒了因果。南炳文还强调指出,倭患那么严重,不管行吗?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总是将国家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如果老百姓的基本生命与生活都得不到保证,怎么谈得上发展经济呢?

  专家们认为,说王直弃商从盗是反海禁,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到了嘉靖年间,海禁已经名存实亡,“海上番船出入无盘阻”,无需再反。实际上王直不是反海禁,而是烧杀抢掠老百姓。他是自愿为盗的,因为无本“买卖”对他吸引力更大。

  对王直的堕落,范中义、仝晰纲在他们去年出版的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是这样分析的:“王直堕落的三部曲即海商、亦商亦盗和海盗的轨迹十分明显,他堕落成汉奸的三部曲也很清楚。第一步是与日本通商,进行接触;第二步是雇用倭奴,充当羽翼;第三步是与倭奴合伙,劫夺百姓。”

  范、仝认为,说王直一伙的所作所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那是更谈不上的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如果当时江南这一富庶之地有一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抢掠所摧毁。”

  而且,王直并没有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投入国内,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是转往日本的大本营,以求寄人篱下。从这一点看,王直之辈还不如西方海盗。

  倭寇恶行

  嘉靖倭寇究竟在东南沿海干了些什么,下面提供的一些史料有助于读者认清倭寇本性。

  杀人嘉靖三十三年,寇“犯嘉兴,午间在钱给舍宅吃饭,杀三四农夫”,下午,“又返回海盐,在经马家堰时,入一姜姓家,杀伯侄5人。一侄孩提宿床上,杀之,取血渍酒饮之。”

  倭寇侵掠漳州时,因有败类引路,“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赎身,各限以数。不如数者,腰斩锯解之”。

  放火“劫掠将终,纵之以火,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昆山“分掠村镇,杀人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

  抢劫杀人放火的目的,一是劫财,一是掠人。倭寇对丝、丝织品、锦绣等最感兴趣,“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棉布、红线、水银、针、铁锅、磁器、古文钱、古名画、古名字、古书、药材都是他们着意要抢的,因为这些东西日本缺少,有的价格十倍于中国。

  倭寇掳掠人口,男女均抢,成人儿童都难幸免。“最可憾者,倭性喜儿童,其韶秀警敏,得即目为奇货,虽数十百金往赎,不与也。”倭寇掳掠人口有多项目的:一,用于战争;二,为其工作、供其取乐。“妇女昼则缫茧,夜则聚而淫之”;三,索取赎金;四,带回日本,转卖为奴。

  倭寇到底从中国掠去多少人口,已无法统计,但从戚继光救出的被掠人口,可见一斑。嘉靖四十五年,台州大捷5000人,长沙之战1200人,上烽岭之战1000人;嘉靖四十一年横屿之战男女800……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大小80余战,没有打过败仗,几乎每战都会救出被掳的民众。

  戚继光是剿灭王直集团的主要将领,如果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民族英雄戚继光岂不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刽子手?

  嘉靖倭寇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南沿海全民的抵抗。据记载,不但是普通民众,就连僧人、商人也都参加了抗倭斗争。

  贪婪的倭寇也没放过王直的家乡——徽商故里歙县。据记载,倭寇曾从浙江沿海窜犯到徽州、休宁、桐乡和歙县一带。而徽商恰恰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支抗倭力量。他们慷慨解囊,出资筑城,提供军队粮饷与赏赐。有的徽商为穷人代交筑城费,有的徽商还出谋划策,训练士兵,亲自领导抗倭斗争。歙县许谷就是这样一位徽商。当倭寇潜入歙县地界时,守令惊慌失措,许谷自告奋勇,组织群众据守东门。他领导的守城军民,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倭寇探知此状,知道有备,只好撤退。歙县父老乡亲也因此躲过一劫。

  这样一位徽商,如果有人为他修墓立碑,倒是得人心的。本报记者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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