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为民族败类立碑事件:专家辩驳倭寇新论(图)

画卷中的抗倭图 图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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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王直集团的主要将领、民族英雄戚继光画像 图TP

　　记者于1月22日报道的“有人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新闻，在海内外媒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同时，也有媒体提出质疑，主要的话题是王直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有日本“友人”为他修墓立碑。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嘉靖倭寇

　　首先，要向读者介绍一个概念：嘉靖倭寇。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朝300年，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不断，从辽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沿海居民患苦之”。

　　明初国力强盛，统治者重视海防，倭寇未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倭寇又猖獗起来。时值日本“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争相与中国通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在中国沿海武装抢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

　　嘉靖倭患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两相勾结。

　　王直(汪直)就是一个勾结倭寇的中国海盗，人称“倭寇王”。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结伙到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起先王直加入许栋的海盗集团，许栋死后，王直成为首领，建造了更大的海船，船上武装齐备，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存”。

　　王直与徐海、陈东、叶明等以日本平户一带海岛作为他们海盗活动的大本营(大概就是长琦县福江市，现改为五岛市)。嘉靖时在中国沿海侵扰的倭寇，往往是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勾结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侵，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陈东勾结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伊纪诸倭入侵，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第二年，叶明勾结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诸倭入侵，先后抢掠川沙、乍浦等地。王直则更为猖獗，以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为基地，“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他经常派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勾结倭寇入掠。嘉靖三十二年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嘉靖倭寇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

　　倭寇“新”论

　　对嘉靖倭寇，从明代至今向有定评。但从上一世纪80年代起，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与以往观点截然相反的一种“新”论。

　　倭寇“新”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嘉靖倭寇的首领王直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其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

　　明王朝的海禁使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海禁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

　　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海禁与剿杀海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由此造成的东南地区的社会破坏，主要责任应有明代统治者来承担。

　　明代海禁政策是倭患的根子，真正解决倭患是取消海禁，而不是靠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

　　对二十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目：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结论代表“传统的史学观”，应予改写。

　　其实，倭寇“新”论并非新论。因为早在上一世纪的50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就率先提出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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