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为民族败类立碑事件:专家辩驳倭寇新论(2)

　　60年代，个别台湾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阐述倭寇“新”论。80年代起，大陆学界出现倭寇“新”论的论文。

　　倭寇“新”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据悉，去年8月份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的一次国际徽学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把王直说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反海禁的先锋”。

　　专家辩驳

　　“新”论出现后，中国史学界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认为，那些穿倭服、袭倭衣，“顶前剪发，而椎髻向后”，“挟倭为雄”的中国海盗“实际上充当了外国海盗侵略自己祖国的工具。他们并无明确的反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只是四处奔袭，烧杀抢掠，因此不仅未能起到调解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反而使东南半壁血流千里，残破糜烂”。

　　军事史研究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中义、仝晰纲等人认为：“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很明显”，“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斗争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摒弃”。

　　研究倭寇史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陈学文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是掠夺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大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南炳文说：“真倭假倭也不是像他们说的，真倭也不少。里面有走私商，但也不是单纯的走私商，是亦商亦盗。不然的话无法解释东南沿海那么多的烧杀抢掠。反海禁，怎么能残害自己同胞？嘉靖以来，从朝廷到沿海乡村，上上下下记载的那么多关于倭寇罪行的历史难道都弄错了？”

　　南炳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前主任汤纲合著、去年再版的《明史》中只字未提倭寇“新”论，南炳文说：“我无法接受这些观点。”他说：“不深入读史，是很容易接受这些观点的。”

　　史实说话

　　嘉靖倭寇，真倭为少，假倭为多，“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这是倭寇“新”论的一个支撑点。

　　历史真相是如何的呢？

　　南炳文教授说：“不能光看数字，要看真倭、假倭两者的关系”。他告诉记者，《明史》“日本传”有这样一个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

　　南炳文说：“一个从字，就点清了真倭、假倭的主奴关系。这句话也说明了假倭与自己同胞作战为何如此拼命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王直是个威风八面的“倭寇王”，连“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南炳文教授说，当时明朝廷派员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国王制止倭寇入犯中国。使臣回来“言至其国五岛，遇王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这说明，王直在日本五岛说话并不算数，要杜绝倭寇“入犯”，还得“遍谕”诸岛统治者才行。

　　萧显是个极其凶残的倭寇头目，连王直见了都惧他三分，即便如此，他一见日本船主也得乖乖趴下叩头，一副奴才相。这条记载证明，假倭不管怎样耀武扬威，颐指气使，最后还得听日本主子的，他们不过是奴才而已。因此，嘉靖倭寇中的假倭就其本质而言，就相当于20世纪中国抗战中的伪军，萧显不过是个伪军大队长之类的角色。

　　在假倭中，为数不少的“小民”是被胁迫的，并非是因为“生路受阻”而参加“反海禁”的。史料记载，倭寇“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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