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杨少斌：忧伤地暴戾

　　-实习记者 许敏

　　早听说小堡的艺术家都有超大的工作室，走进杨少斌300平米的画室还是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地面干净得隐约可以印出人影，沿墙依次堆放着一些已经完成或正待进行的巨幅画作，阳光从高高的玻璃窗投进来，在白墙上画出斑驳的光影。杨少斌端坐一隅悠闲地喝着茶，笑容很少却并不疏离。他是目前国内技法最出色、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以画风暴戾、用

色灼烈而闻名。“暴戾”一词让人很难与眼前这个有些冷清的男人联系起来——不善言辞，面对突然的提问会有些不知所措，但却特别坦诚，没有艺术家特有的张狂和自负。

　　2004年9月，中国艺术界特别热闹。除了上海双年展，北京、广州都有大大小小的艺术展举行，一时间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收藏机构趋之若鹜。9月13日，以暴力、伤害和国际政治为主题的杨少斌个人展在北京现在画廊开幕，可算是杨少斌为九月的艺术圈添上的惊艳一笔。

　　九月个展以后，杨少斌似乎一下子成为国内艺术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其实早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就已经使杨少斌扬名国际了，对于他来说，“那才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著名作家王朔当时就公开表示对杨少斌的极大欣赏。杨少斌与他有过数面之缘，他解释说，“王朔是五十年代末生人，那一代人喜欢我的作品还是有根据的，我们小时候的经历都差不多，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些桥段。”

　　并不美好的青春

　　杨少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河北唐山，在当地一个矿区长大。“那时玩的游戏都是特狠的那种，自制火枪双方开战，两句话不对就拔刀子，跟电影里一样。”童年往事在杨少斌的记忆里鲜明但不美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帮国家挖防空洞，以防止苏联的进攻，成天搞空袭疏散演习，人心惶惶的。也经历了‘文革’，年纪小还跟着参与过一些活动，亲眼看过对右派的伤害，比如强迫那些老教授每天起来给大家倒尿盆子。那些经历在心里很难磨灭。”

　　这样的环境影响了学习，再加上太喜欢画画，杨少斌上学时成绩不好，所以勉强到初中毕业就不愿意继续读书了。当时正赶上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家人想尽办法托人给他弄了张留城证。之后就进厂做了临时工，“什么都干过，钳工、电工、挖下水道、砌砖窑、给火车皮卸货……”三年后才有一个机会进派出所当了警察，但经常值夜班使他很难安排时间画画，这点让他很烦恼。

　　最后在工作和画画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1980年考上了河北轻工业学校——“那是个综合性中专学校，我学的是美术专业陶瓷设计。”美术圈如日中天的方力钧当时也在这个班，俩人交情甚厚。毕业后同去北京报考中央美院，方力钧考上了，杨少斌文化成绩没过，回唐山进陶瓷厂做了图案设计员。

　　杨少斌说在陶瓷厂的七年一直很郁闷，因为之前一心想考大学，满心向往的都是梵高、高更那样随性不羁的生活。因为工厂不给出具介绍信让他继续考美院，当时跟厂里关系也有些紧张。“那会刚好是中国艺术八五运动，我特地订了份《美术报》，看全国各地的艺术运动，特向往。”杨少斌当时也曾经在唐山跟几个朋友折腾过展览，但没什么效果。他很是失落，“唐山没人关心这个，可自己真的很喜欢艺术自由表达的感觉。”

　　痛并快乐着

　　八五运动后期，国内一些画家开始集聚在圆明园附近租民房搞创作。方力钧从美院毕业后也去了圆明园，杨少斌特地去看他。圆明园画家村自由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了他。“那时候也老想着到美术学院进修，所以当即就决定留在圆明园了。”这个决定遭到家里极力反对，“我妈和我哥都劝我，我就跟他们讲：你看人家梵高、高更，他们当初也是什么都没有，出去当个艺术家专门画画多好！”尽管家人不理解，希望他能保持稳定的工作，但也劝不住，等到辞职手续正式办完也就只好由他了。

　　1991年杨少斌怀揣1000多元钱就奔了北京。他说当时感觉一身轻松，因为从此不用每天上班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体制外的人”了。

　　那时圆明园画家村还没有形成气候，人并不多，显得很冷清很萧条。杨少斌带来的钱很快就用光了，生活变得窘迫起来。“幸亏方力钧那会儿已经结婚了，生活还可以，每个月给我300元钱。当时生活确实很艰苦，连洗澡都成问题，一个礼拜半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每天吃面条，弄点蔬菜，搁点盐一拌。跟人合租的房子是石棉瓦的，冬天时睡在里面连个炉子都没有。”

　　有一件事杨少斌至今记忆深刻。“那时办一年的暂住证差不多要200多元钱，根本没钱办。住处旁边有一小卖部，跟管公用电话的大姐处得不错。她消息比较灵通，一有风声就通知我赶紧跑。可我往哪里跑啊，晚上就反锁在屋子里把灯关了。结果警察撬开进来，几支手电筒一齐照着我质问。我说没钱，结果被抓到派出所靠墙站着，最后还是回来四处借钱办证。”

　　但即使这样杨少斌还坚持说不觉得苦：“那时候几乎都这样。当时就想着能有点钱继续画画就够了，也没有别的想法。北京这地方实际上还是挺有魅力的，逢年过节回唐山还待不住，就想回来在自己的小破屋子里待着。好像老有种东西牵着你。”

　　这样拮据的日子一直到他卖出了第一张画才结束，已经是整整两年以后。画卖了500美元，这让杨少斌备受鼓舞：“哎呀，这钱在当时已经很多了。你想在工厂里干一个月才一百，这一张画就四五千。感觉有希望了，至少还有人喜欢嘛，最起码是有奔头了！”

　　苦涩与玩世无关

　　虽然来北京后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但那时杨少斌对于艺术的想法几乎是零，“因为唐山和北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艺术的氛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需要逐步地重新建立。”那时正流行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怀旧风潮，杨少斌也与大家一样不断重复画一些窑洞和石头。他说当时从唐山来北京，只是赶上了后89的尾巴，所以特别迷茫。

　　评论界对杨少斌早期的画评价不高，杨少斌坦承这跟自己没上过美院有关系，技法不行，而且没有自己的想法，多是跟着人家走。“没有上美院是个遗憾，那时候比较没有自信，甚至是自卑。但那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在圆明园实际上是我的入门，那以后在艺术思考上就能够自己判断和选择了。之前在唐山画画是没有什么思考的，到圆明园时期才发现艺术是有功能的，你要把功能做出来，批判或歌颂。”

　　1989年可算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分水岭，之后同时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名为“新生代”，另一个就是以方力钧、刘炜为代表的“玩世写实主义”，都开始关注身边的事物，注重艺术的内涵。“玩世写实主义”就是以一个“从理想到失落”的心态调侃现实。

　　杨少斌那个时期的作品《照相馆》、《公园》开始引起注意，但严格分还是属于“新生代”。直到1992年开始画警察、军人和珍宝岛，才开始跟“政治波普”、“玩世写实主义”搭上关系。但业界一致认为他当时的作品风格跟刘炜类似，更像是一种“模仿秀”。对此杨少斌并不否认：“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入门还得学嘛，但我们还是有些不同，我的用笔比较紧，感觉比较苦涩。我可能天生就是一个紧张的人，它是自然流露的。”

　　杨少斌也意识到自己画里的那种苦涩感跟“玩世”是不合适的，于是越来越没有兴趣，甚至开始排斥那种简单调侃的风格。“实际上每个艺术家脑子里都有一根神经，就是一定要创造一种自己的风格。现代艺术的主题就是创立风格，这个很关键。”于是杨少斌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94年，他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画风，画了一组名为《很暴力》的小画。拿给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过目，老栗看完很震撼，只说了一句话：“挺残酷的”。杨少斌说《很暴力》取材的暴力和伤害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包括童年记忆、被警察羞辱以及画风反复的痛苦，这些东西都在脑子里，对创作有影响。”

　　政治是发动机

　　那之后杨少斌整整煎熬了三年。首先是感情上遭遇挫折，“那是个关键，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其次是经济上承受压力。之前他已经开始给画廊做代理，生活改善了不少。还在小堡村买了房子，从圆明园搬了出来。但画风转向暴力后，画廊不再要这样的画。后来只能在“玩世”和“暴力”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这是一种妥协，为了生活没办法，我得活啊。”

　　而最痛苦的还是洗清“玩世”痕迹的蜕变过程。“因为之前进入的那个领域让思维形成了惯性。当你建立新东西的时候难免会有痕迹。习惯很难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毕竟有两三年的时间。”找到新风格的初期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请人来看都说这东西不错，但谁也不敢肯定这东西能不能成。那种老在犹豫一件事确定不下来的感觉是挺难受的。但后来也不多想了，反正就是先把自己弄痛快了再说吧。”

　　1998年以后杨少斌特有的画风开始成熟。作品大量出现暗红色画面，他用大刷笔创作出极强的速度感，运用颜料稀释的方法独创了流淌感。“当时的创作比较冲动。因为从来北京到这种风格出现的四五年时间里，始终找不到一个突破口，而那种东西又一直在你身体里，很煎熬。到那时找到了这种感觉，一下子就爆发了。自然而成的这种速度和痛快淋漓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方法。”

　　昔日技法备受苛责的杨少斌，成为了业界公认技法最出众的画家。但他坚持认为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优秀与否，首先在他的思想性，其次才是方法。为了求得艺术内涵的突破，杨少斌又沉寂了一段时间。

　　不久，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相继发生。杨少斌感觉有点兴奋，“我开始重新考虑要关注什么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来说很重要。”2001年开始，杨少斌就一直在准备，随着国际局势发展变化，手上的资料慢慢变多，想法也开始丰满起来，于是就着手去做了。“实际上还是我一贯的主题：伤害和暴力，只是又加进了政治因素。我对国际政治比较感兴趣，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在背后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发动机，发动着暴力和战争。”

　　从自身情感的表达转向国际政治的关注，以《拍卖》、《死硬分子》、《三位一体》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品吸引了国内外的眼光。杨少斌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不断在世界各地举办个展，他的作品被世界很多国家的收藏机构和收藏家们收藏。

　　又漂亮又残酷

　　杨少斌的一张巨幅画让苏黎士保险公司的老板购得，挂在公司的大堂里。公司员工们上班时看到很惊恐，就请求老板把画摘了，但老板没有答应。客户中有位老太太进门就惊叫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呀！”捂着心脏找到老板，要求立刻把这画摘掉。她还给杨少斌在瑞士的代理画廊打电话：“不许再卖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否则我就起诉你！”

　　扭曲的身体、愤怒的脸、暴戾的眼神、撕咬的牙齿……杨少斌的画的确让很多人理解不了。但他说这种暴力和正义与否无关，它只是一种代言。“实际上我这人心特别软，前两天看电视里加拿大非法捕杀海豹，拿着大棒子就打，我就看不下去了。做这样的题材并不代表我真的迷恋暴力和凶残，而只是在做艺术。”

　　通过对暴力的“迷恋”，杨少斌要表达的是对美好的无限渴求。“我觉得自己有时候很忧伤。艺术需要不断出新出优，总觉得自己必须背负这个使命很不开心。而且世界太动荡，我的心境特别没有安全感，很紧张很焦虑，内心有很大部分是脆弱和不安。就像是走在钢丝上的感觉。但这种心态对一个艺术家是件好事。”

　　但“脆弱不安”的杨少斌坚持，自己对灾难、暴力、伤害、恐怖……很感兴趣。“它们是一种伤口。”为了温习这样的伤口，杨少斌喜欢找那些“很厉害的”音乐来听，甚至是怪诞、病态的。他的影碟里80%是恐怖片、战争片和暴力片。“其实有很多美感在那里面，就像我画的那些红色的伤害画面，人们一致认为很漂亮，又漂亮又残酷。”

　　思忖了一会，杨少斌还是承认：“我把自己套住了，成功的艺术家都害怕自己的作品最后变成商业品，在成功之后转型是一件特别费心智的事。不过我仍然在努力变化。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常，艺术家太过正常的话就很难做艺术。但也不至于像梵高那样疯狂，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那种状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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