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不听我不听

　　-朱映晓

　　成龙先生也上《艺术人生》了，网站头条里有，我无聊就打开了，和我想象的出入不大：奋斗与传奇，去世的母亲，潸然泪下，等等……

　　不过，还是有一点意外——他谈到邓丽君，“十分内疚和动容”，因为当时没珍惜

——既然当时没珍惜，现在说它作甚？你老人家都娶妻生子闹绯闻这些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就没后悔，根本不必认识你？就因为某一时对你动心又恰好一辈子没结婚又死在你前面，不像林燕妮小姐有机会公开宣称：“他(沾叔)怎么，关我屁事”——就该着让你像粉盒似的想啥时拿出来就拿出来扑一扑？

　　没错，邓小姐有过同台颁奖一见他就掉头走的举动——多可爱可疼的女人啊——那是多会儿的事，除此她还说啥了？我倒觉得成龙先生更应该说说吴绮莉林凤娇，偏偏只字不提，还说：“已经很多年没有爱情了”；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追求爱情——真是意味深长啊！他总说他读书少，是个粗人，淳朴的，粗人——依我看，细着哪！

　　然而，他“承认在感情上有时很迷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孝子和好父亲、好男人”。“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很多人，包括老婆。”如此，形象就圆满了，我简直要被打动了——如果不是记性太好，记得他如何理直气壮放言：“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犯的错——”还没完，几年后还说这是阴谋，怪吴小姐没有为了他而躲到柬埔寨生孩子，否则他会感动，为她伸大姆指——自私到如此明目张胆丧心病狂程度的人，没见过！

　　风流不是下流，多情不是过错，就怕根本是个奸人……不不不，我不是想说成龙先生的不是，我想说，《艺术人生》这个节目，这个做法儿——我看过无数期《艺术人生》，也不止一次流下感动的泪珠儿——在一种充满感情的气氛中亲口诉说，我从这里看到许多明星艺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即便有些平时不喜欢的，也会由此转变，接纳——然而，让我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如此亲口诉说一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树一个美好动人形象——所有缺陷都事出有因，所有过失甚至作恶都充满无奈？如果可以请胡兰成先生到场，他会说什么，“爱玲啊，我只记取与你那一段乱世的悲怅情缘……”那也一定十分感人吧。可是，你要听吗？！语言啊文字啊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只能“竟无语凝噎”了！

　　这是一个八卦的时代，人有八卦的本能，所以会有人甚至主动出来八自己，然而他们当中的一些，其实是根本可以不听的——我对你连八卦的兴趣都没有！

　　怀念德里达

　　-恰贝贝

　　二十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发现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

　　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于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

　　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ce)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它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

　　变态的权利

　　-叶倾城

　　纳博科夫在结婚之初，曾手呈夫人一份清单充当国书，说明他学不会也永远不想学的事物：开车、打字、说德语、和熟人打招呼，以及——合上伞。

　　我同情他。我相信他不是骄傲，而是真的情非得已，他见到方向盘或者熟人就手心出汗、心跳加速；设若有地毯，他立刻预想自己会绊一跤；花瓶在他经过后就神奇地掉下来，他一点儿也会不惊奇。而合上伞……多么高难度的事。

　　小时候，我时常用一把笨重的大黑伞，在大风雨里身不由己被它带着，像卡通片一样趔趄向前。我的小学校，建筑结构似祖屋，一进大门就是一个黑洞洞的门廊，穿过去才是操场。在室内撑伞是不允许的，雨天总有一堆中队长在门口乱哄哄站着，监督大家一进门就关伞，出去再打开。

　　我永远被挡在门外，一滴檐水冰冷地打在我眉睫上，又一滴。我拼命想把伞收拢，手被铁丝勒红了，同学黑潮一样从我身边涌过去，我一边与大黑伞作战一边被挤得乱七八糟。上课铃响了，教室还是咫尺天涯……那一刻绝望的心情，比什么都来得实在。

　　所有人一定都有笨拙或者荒唐的层面。有熟人至今不会用筷子；在外企工作十年的高层，说英语是他永远过不去的坎，我笑声像银铃般甜美清脆的女友，终于吐露是因为一遇陌生人就紧张，一紧张就乱笑。

　　然而谁敢学纳博科夫恃弱行凶？谁配？连续剧里“美貌愚笨的富家小姐”，且美且富缺一点儿慧，也是当然的第二女主角；“郭靖憨直善良”，普通人一憨直，叫做二百五。还有那些疏狂、阴暗、贪婪的欲求……洛丽塔的故事在书里在电影里，都勾魂摄魄，在人民群众间，那是“隔壁小区那个老不要脸的”，上2004年度十大鄙夷榜之首。不是红颜，说什么薄命；不是英才，就别提天妒；不是张爱玲，千万不要爱上不堪的男人。高分才有资格说低能，而我们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只能喑哑地活着，没有人会宽宥我们的缺失，包括我们自己。

　　我的朋友，在28岁才终于确定自己的性向，他却一言不发，转身追逐事业。他说：“每一个天才都是变态--但只有成功的天才，才有变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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