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两会建言

　　撰文孔寒冰

　　承认现存或潜伏的各种危机，非但不会影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反，由于时时有忧患意识，时时盯着自己正面临的 和将会面临的种种危机，就会产生使社会健康发展的功效。

　　2005年3月初的北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齐聚人民大会堂。他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庄严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表达着自己渴望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之心。如果笔者是其中一员的话，下面所写的就是笔者要提交的“2005年‘两会’的建言”。

　　建议：行政人员减少虚职

　　笔者日前访问了韩国的京畿道市政厅。该厅官员介绍，京畿道(相当于中国的省)人口是1300万，GDP总量为 130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GDP总量的1/10，几乎接近北京和上海GDP总量之和，是重庆GDP总量的4倍。可在 人口数量上，上海与京畿道一样，北京比它多一百多万，而重庆则是京畿道的2.5倍。然而，最大的差别还不只在GDP总 量的数字上，更反映在“官”的数量上。

　　负责接待的官员告诉笔者：负责管理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京畿道的政府官员只有3000名，其中1/3在道市政厅 。道市政厅相当于中国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主要由三级组成：道——局、室(相当于厅局级)——课(相当于处级 )。

　　仅就京畿道市政厅而言，最高层设道知事1名(相当于省长)、副知事3人(其中2人负责行政事务，1人负责政治 事务)；第二层设7个局和2个室，也就是说只有9个厅局级单位，每个局(室)定员最少的只有60人，最多也不超过14 0人，首脑只设局(室)长一人，没有副职；第三层共有47个课，每课也只有一个课长，也无副职。这些数字让笔者感悟到 这里创造价值的人多，而耗费财富的人少。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和重庆相应级别的管理部门不知有多少，相应的各级“官”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多出来的管 理部门和各种“长”往往与效率、与GDP总量总额是成反比的，也就是创造价值的人少，而耗费财富的人多。

　　笔者认为我们应从韩国的例子中学习成功的经验。在现实中，笔者时时都可看到“下岗工人”，却很少听到 “下岗 干部”。不仅如此，为了使事实上“下了岗”的干部能“再就业”，就会多增管理机构、多增各级别的副职等等。

　　但别忘记，多一个干部，就要配备相应的房子、车子，发给相应的票子。从经济成本上算，减少一个“虚职”或“副 职”的干部，其效能会强于让十个甚至百个“实职”的工人上岗。

　　呼吁：强化思危迫在眉睫

　　越是盛世，可能越需要“危言”，也就是所谓的忧患意识。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忧患意识，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所走的路是“金光大道”，有了挫折就用“前途 光明、道路曲折”来安慰，从未想到自己本身会存在着能葬送未来的危机因素。所谓的苏东“剧变”，仔细想来还是长期积累 的“渐变”，只是人们由于缺乏忧患意识而没有想到而已。

　　当然，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如“三农”、金融、贫富差距、生 态与资源、党群关系、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信心与诚信、艾滋病等问题。

　　不过，承认现存的或潜伏的各种危机，非但不会影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相反，由于时时有忧患意识，时时盯着自己 正面临的和将会面临的种种危机，那就会主动地、尽全力地采取措施解决和预防他们，从而产生使社会健康发展的功效。从这 个意义上说，“危言”成为“盛世”的“保护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古训，道理就在于此。

　　忧患意识的话题有两处最值得关注。一是那些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的人们，他们每天为衣食住行而奔波， 很难有忧民、忧党、忧国、忧天下的意识。对于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能够“居安”，然后才能“思危”。另一部分是一些 “居庙堂之高”的无忧者。他们在台上是“孔繁森”，忧国忧民，而台下却是“王宝森”，声色犬马、醉生梦死。对于这样的 人，必须要通过制度迫使他们“思危”。

　　学者简介：

　　孔寒冰，原名孔凡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58年出生于黑龙江，后在北京大学 读研究生并获法学博士。

　　代表著作有：《克拉拉·蔡特金评传》、《国际妇女节起源考》、《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叶利钦 执政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史论》、《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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