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工用生命换工资 大批工人在无声中死亡

　　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人，中国必须唾弃无人性的现代化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曾怒斥的“带血的煤”，在“小煤窑之难”未曾稍歇之时，又因连连发生、令人愕然的“大矿大难”而沉甸甸地压上人们心头。以矿难为代表的“四矿” (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压力已然如此沉重。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煤矿业的严峻形势反映出不少其他行业的状况，中国矿工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换取微薄生活资源的背后，是旧经济增长模式下，相当多的产业工人的境遇。

　　奔突的地火

　　在中国的煤矿事故中，瓦斯事故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事故类型之一，一发生就群死群伤。从整体上讲，造成的伤亡占到了全部事故伤亡人数的1/3。

　　最近几个月来，这样的数字被多次重复：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我们的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印度的10倍。

　　中国矿业大学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程远平教授说，中国95%以上的煤矿都是地下开采，瓦斯爆炸、火灾、水灾、顶板冒落等事故因而多发。而瓦斯爆炸是其中最常见的。

　　据程教授介绍，煤矿生产中按瓦斯涌出量和瓦斯动力现象将矿井分成低瓦斯矿井、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3个级别。

　　中国的煤矿开采条件较差，开采深度深，瓦斯含量大，煤层透气性低，煤层瓦斯采前不易抽放。据介绍，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对地质条件复杂的突出矿井往往停产关闭，但中国尚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多年从事瓦斯治理研究的程远平教授说，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加大，以及煤炭工业的长期开采，原来埋藏较浅的煤炭资源日趋减少，开采深度不断加大，原来低瓦斯矿井可能变为高瓦斯矿井，甚至发展成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矿井瓦斯等级的不同，对于安全装备的要求差别很大。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矿井，从高瓦斯矿井升级到突出矿井，安全投资要增加5000万元到1亿左右，这还不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投入。

　　目前一些煤矿已达到突出矿井标准，但由于升级投资较大，企业不愿意申报。今年1月25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召开了“有瓦斯动力现象煤矿安全监察监管会议”，会上公布了40多个有瓦斯动力现象矿井的名单，并要求这些矿井在60天内完成突出矿井鉴定工作。

　　周世宁院士指出，中国煤矿的技术装备基础薄弱，技术数据资料不足，对煤矿井田范围内的瓦斯情况不明，也是重要原因。

　　即便有相应的安全装备，也可能因为“牺牲安全已成为‘操作程序’的一部分”而形同虚设。

　　据媒体报道，去年发生了44年来中国煤炭行业最大安全事故的陈家山煤矿，作为陕西矿务局的主力矿之一，井下装有瓦斯探头，可随时检测瓦斯浓度，井下电监测头直通地面调度室。但因为“怕仪器报警影响生产”，负责监督瓦斯的人常常会到井下用塑料袋包住探头。

　　地质条件恶劣、装备缺乏、管理不力──地下奔突的瓦斯正是藉由这一环环缺陷与疏失，酷烈地燃烧爆发。

　　危险的煤矿

　　不久前发布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显示，中国7.5亿吨、即将近40%的原煤产能尚无安全保障，属于超能力生产。

　　去年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安监局等部门对建立煤矿安全设施投入长效机制进行调研，通过对13个省区调查分析，认为规模以上煤矿安全欠账达到300多亿元，由此推算全国煤矿安全欠账达到518亿元。

　　重庆市经委副主任刘祖礼不久前在煤矿安全紧急电视电话会上说，至2004年11月30日止，全市产煤2648万吨，死亡376人，平均每天都有一名矿工死亡，百万吨死亡率高达14，是美国的500倍。

　　而根据《四川日报》报道，2005年春节大年初一,四川省最大的电煤基地宜宾市有近万名矿工下井采煤。因为该市除向本地电厂供煤外,每天还承担着1.8万吨电煤的外调任务。全国在春节假期像阜新孙家湾煤矿一样开足马力运转的煤矿并不鲜见。

　　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条刺眼的新闻或可作为解释：“四川全省电荒，日均拉闸2000条次。”

　　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认为，矿难频发可以看作是高能耗、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反应”。

　　“加之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某些地方政府‘GDP竞赛’的巨大冲动，就使‘煤吃人’的矿难具有某种令人痛心的规律性。”赵杰博士说。

　　围绕着隐患重重的煤矿，不同的意见交锋日渐激烈。

　　面对最近传出的“中国准备进行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的消息，却有人质疑，占全国煤炭储量70%的这些大型煤炭基地，在行政化的“做大做强”中很难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和操作，多年步履蹒跚的行业改革仍难见希望。

　　“煤炭行业在行情好的时候，最应该做的是打破资源垄断，放开行业进入门槛，推进市场化重组，现实却恰恰相反。”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煤炭行业的这些意见交锋，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宏观调控遭遇的相关问题，反映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

　　然而，就在多种意见的纠葛中，矿山却径自发出了咆哮。

　　同是世界主要产煤国，中国的煤矿工人伤亡率在世界所有产业工人中居于绝对高位，中国矿工常说的是：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而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煤炭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型行业”。

　　在煤炭占国内生产能源1／3的美国，20世纪末煤矿工人已减少到8.1万。在劳动安全性方面，煤矿甚至已好于渔业、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

　　事实上，就在20世纪前30年，美国煤矿的安全状况也曾令人揪心，年均事故死亡人数在2000人以上，特别是1907年，矿难死亡人数多达3242人，百万吨死亡率为8.37。到20世纪70年代，死亡人数降至千人以下。过去20年间，美国煤矿的伤亡人数进一步迅速减少，1990年死亡66人，2000年死亡40人，1993年至2000年间，整个行业未发生一起死亡人数超过3人的事故。

　　美国摆脱矿难阴影的途径，首先是制订并执行严格、全面的煤矿安全法规，并建立了独立的安全监察部门──矿山安全与健康局；同时，实行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因为竞争充分，经营集中，美国的煤矿全员效率始终保持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采煤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2%。

　　惊天地泣鬼神之死

　　曾于1968年至1984年间在一座社办小煤矿当矿工的黑龙江作家孙少山，向《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雨后山洪暴发，大水汹涌地倒灌进了矿井里，有7个矿工被淹在井下。井上的人以为他们必死无疑。矿井中的积水全部抽干用了30天，水泵功率太小，又经常坏，抽抽停停。

　　等到水抽干，人们走下去，却发现巷道中有一个采煤掌子向高处采进去，形成了一个倒高的空间，山洪并不曾淹过这里。那7个矿工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在这个狭小空间中度过的。他们一直坚持了15天。

　　遇难矿工中有一个是记工员，带着笔和一个小本子，每天记进度的。被困时他每天都记日记，开始还写想老婆和孩子，后来就只是根据手表记着又过了24小时，又一个24小时，一直记了半个月。

　　等到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浑身一丝不挂，身上都长出了二寸长的白毛。

　　“我觉得人间再也不可能有更残酷的死法了，什么酷刑也无法和这相比。”常年生活在矿区、见过不少矿难悲剧的孙少山说。

　　因小说《神木》而闻名的煤矿题材作家刘庆邦则说：“大批矿工无声的死亡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他说，一个矿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

　　“我们通常衡量一场事故的损失，是以‘直接’、‘间接’、‘经济’、‘万元’等字眼作代码的。我一直不甚明白，一个生命的死亡算不算经济损失，如果算经济损失的话，生命是怎样换算为经济的，或者说怎样换算为万元的，换算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2004年底，煤炭大省山西出台新规：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因煤矿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这是目前国内煤矿事故死亡赔偿的最高标准。

　　而刘庆邦却说：我想改变一下分析事故只算经济账的惯常作法，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算一下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账。但是事实上，更多为谋生而蹈险的矿工根本无暇计算心灵和精神方面的得失。

　　“矿工同样需要买得起房子和车子”

　　中国煤炭工人总数有700多万，比全世界所有产煤国的煤矿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作为产业工人的主力，煤矿工人曾被称作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领导阶级。比起旧中国“煤黑子”的屈辱生活，新中国煤矿工人安全条件有了很大好转，待遇也大变样。

　　1951年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名叫黄镜澄的江西萍乡煤矿55岁老工人的来信。他说自己1912年就到安源煤矿当推煤小工，每天干12小时以上的活，工资只勉强够养活自己。新中国的井下工人实行计件工资，自己每月收入总在50万元(合现在的50元)左右，公家还发烧煤、灯油和房租米。儿子在矿上当小工，女儿在子弟学校念书。去年又盖了4间房子，家里又添了3件大衣和5件新棉袄。新棉被也盖上了。家里还养了两只猪。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90年代初，煤矿工人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使得他们的收入一直稳居各行业前列乃至首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仍给予他们每人每月“3斤酒、2斤肉”的待遇。

　　程远平告诉记者，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分配到煤炭系统，月工资有50多元，而下井的工人月工资可以达到60元-70元，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到井下工作。

　　然而目前，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据悉，2002年1-11月，国有重点煤矿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01元，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长期拖欠矿工工资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据抽样调查，到2001年底，仅全国国有重点煤矿70个单位就拖欠在岗工人工资63.33亿元。同时，矿工下岗失业率远远高出其他加工制造行业。

　　黑龙江鸡西百兴煤矿2004年初发生瓦斯爆炸，37人死亡，其中除7名是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外，其余30人均为周边居民或破产企业职工。当地群众反映，百兴煤矿安全隐患严重，早晚得出事。可为了养家糊口，明知井下危险，也要“脑袋别在腰带上”去下井。

　　38岁的聂清文是湖南涟源市七一煤矿的一名安监员。2003年他遭遇矿难身亡。他的遗言是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秘书长郑勇说:“煤矿工人同样需要买得起房子和车子。”他认为，煤炭行业不应该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不过，这种本来合情合理的提议现在却会被一些人看成是可笑的事情。

　　煤矿工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急速下降，其大背景是中国产业工人群体的变化。有学者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人，中国必须唾弃无人性的现代化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年前，陈家山煤矿的矿难遗属收到了温家宝总理亲笔信：“我是惦念你们的，惦念所有遇难矿工的家属，惦念全体矿工。”为遇难矿工落泪的总理希望“每个矿工平平安安下井，平平安安回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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