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田亮站在后双轨制时代的跳台上

　　跳，还是不跳，这是一个问题。

　　田亮，踏着延安时期的部队体育体制与苏联模式的交合所形成的“举国体制”的台阶，一级一级登上了国人瞩目的跳台。下面，晶莹漾动的是一池市场经济的碧波，令人不禁目眩。

　　高台之上的田亮，耳听脚下人群涌来喧嚣的议论声，这份令他意外而又不安的关注是如此嘈杂，以至于他无法从中分辨出是否有被他忽略掉的善意。在这一瞬间，不知他是否醒悟：君子不立高台之上。站上去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众人瞩目的符号，引得人们争相谈论的是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的龃龉，个人命运反被视而不见。“以人为本”的“人”，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复数的概念，个体远未获得他应得的尊重。

　　对于田亮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当26岁的他站在跳台上犹豫着是否该换换规则、奋力跳下溅起尽可能大的商业水花时，国旗早已在奥运会上升起又降下，2005年1月26日他被公然以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从国家队“除名”，就此，一个“后双轨制”的时代在这样一首生动的序曲中悄然掀起盖头，在2005年的早春走进公众的视野。

　　70%的人民要开除他

　　先有双轨制，才有所谓“后双轨制”。

　　双轨制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当时由于担心全面实行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引发过大的震荡，就允许计划内、计划外两套相差悬殊的价格机制并行。

　　后来，经过学者的梳理，双轨制的内涵有所扩大，还包括在国有经济存量之外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壮大等一系列内容，即在国企不推行激进改革的前提下靠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成分制造增量。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双轨制被总结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标志。

　　这一改革路径尽管被指为不伦不类、盛产腐败并付出了可观的经济成本，但毕竟凭借其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缔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双轨制的目的在于最终的并轨：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跳。

　　然而时至今日，环顾周遭，人们惊讶地发现，作为过渡手段的双轨制竟有被强化并且合理化的趋势，大众被搁置在通往目的地的桥上吞风淋雨，并轨的过程似乎遥不可期。

　　对此，钟伟博士新近指出，双轨制现今的含义是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在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与已经市场化的商品、服务价格之间寻租套现。比如，政府部门左手以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右手以市场化的价格将土地出让给房地产商，“卖你的地，挣我的钱”。

　　当双轨制背离改革的初衷，不再以并轨为目标；当根本性的改革内容日渐其少，应急救场的措施日渐其多；当人们一朝醒来幡然领悟，改革已危险地摇晃在机会主义陷阱的边缘；当沿着任何一个细节穷究下去，都将遭遇全盘的“连环套”；当“打左灯、向右转”的智慧沦为“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生活里开始弥漫一种无所不在、令人痛恨而羞愧的变质气味时，不容否认，一个“后双轨制”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样与跳台之上的田亮扯上关系的？一言以蔽之，在所谓的举国体制内，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主导了运动员的培养过程，运动员无须像国外同行那样，按照“市场价”为训练及场地等支付不菲的费用，田亮以极小的个人资金投入，在“组织”提供的便利条件下拥有了冠军的实力和荣誉。随后，他转而进入商业领域，频繁从事广告等商业活动，甚至签约进军娱乐圈。冠军虽多，但像田亮这样具有偶像潜质的实属凤毛麟角，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内，人们愿意为稀缺资源付出高过寻常的成本。

　　在动辄百万、千万的报酬刺激下，公众原本曾经仰望高台之上的田亮，而今却开始感觉自己受了暗伤。据某网站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者中有70%的人认为国家队应该将其开除。经过2004年郎咸平的“经济学启蒙”后，许多人开始学会用“国有资产流失”来质疑田亮，但背后的心态其实依然非常朴素——凭什么，你田亮计划与市场两头的便宜都占！

　　吴敬琏先生曾将影响改革的社会力量分为三种，一是靠权力发财的群体，包括腐败分子和接近权力的企业家；二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的官员；三是不明事实真相的弱势群体。第三种人群因种种原因在改革中利益遭受损害，他们很容易误以为是市场化的改革使其受损，对田亮等标志性人物的“市场取向”心感抵触。他们本能地感觉出一个被有意回避的基本事实：双轨制正是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制度根源、是腐败盛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既然那些利用权力游走于两大体制之间左右逢源的人物令人愤懑而无奈，那么被计划体制制造出来的田亮，没有任何背景就凭借一个冠军的头衔轻松自如地攫取市场经济的利益，就难免令人争相跳出来表态。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对田亮的不满就像对郎咸平的欢呼一样，不过是对现实的宣泄。

　　“后双轨制”时代，人们面对真正的问题识时务地迂回，对不相干的琐事却很认真地愤怒。在确保仅存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努力再现杯弓蛇影的场景，幻想收获隔山打牛的功效，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尺却在指桑骂槐中习以为常地滑落了。

　　体制开除正确的人

　　据悉，田亮与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田亮违反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自行聘请经纪人，不经中心许可从事商业活动，不按总局内部规定上缴经营活动收入的30%～50%。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但由于规则缺失，公平的谈判机制无从建立，强势一方往往采取将经济利益争执予以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将弱势一方“赶尽杀绝”，根本不给对方博弈的机会。此前将王治郅开除出男篮国家队的说法是“缺乏基本的爱国精神”，4名恋爱队员被开除出国家乒乓球队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奥运备战”。

　　所谓田亮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参加商业活动要“适度”，“一个运动员光有成绩是不行的，即使你是国家队的旗帜，能拿很多金牌，但你在生活上做不了楷模，树不起榜样，那你还是不够格”，这些传统用语总是能高效率地杀伤对手。作出开除决定的一方所采取的表达策略，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看重广告效应的商人和媒体的娱记们联手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亮晶晶”，对比上述干瘪陈腐的词汇，这个新词儿多么富有创意和美感！可见商业的确能为现代社会注入耀眼的活力。而要求举国体制下的一枚为国家机器服务的螺丝钉成为公众生活的楷模，证明了“后双轨制”时代普遍存在的泛道德化倾向，“失道而后德”，正是这个时代令人可恨又可怜之处。

　　体育的商业化和福利化是大势所趋，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商业体育高度发达，各类体育商品琳琅满目，带动的相关产业和就业十分可观；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对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以及对普通民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保障力度。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体育事业在商业与福利双向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取得了政府计划领域内的“风景这边独好”。

　　有体育界学者曾如此为举国体制下定义：以国家任务和大众体育利益为最高目标，以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财政和市场双轮驱动的体育事业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其中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国家任务”与“大众体育利益”的并列，看来要实行举国体制，就必须承认在“大众体育利益”之外，另有一个所谓的“国家任务”。

　　“三位一体”则淡化了国家对体育资源的垄断，比赛的机会与投资的机会本是社会性资源，应该对公众开放，但现实却是运动员不做“国有资产”压根就没机会进场。在垄断的大前提下，破除垄断才是大善，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只能沦为维护垄断的帮腔。

　　那个站在跳台上的人，不过是“希望我的人生更丰富一些”。很少有人问过，运动员已经上缴的收入，被用于哪些方面？至此另一问题浮出水面：在体育领域，谁是真正的双轨制的获益者？

　　如果说建国后的一段时期，体育部门为争取国际生存空间、振奋民族士气确有所为，那么在50余年后，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之际，在对纳税人的税金集中使用的过程中建立起部门威信的体育官员们，却不断发出要坚持举国体制的声音，尤其在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更有强化的趋势。而由体育部门负责从运动员身上收回国家的投资，这种模式本身就很可疑。

　　体育部门得计划体制之便，无偿使用国家财政资金。与市场化领域内人力资源的价格相比，运动员通常只能拿到几百元的低薪酬。而体育系统的市场化改革首先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领域展开，也卓有成效。于是原来计划体制内对运动员长远稳定的生活保障的承诺被打破，低薪却依然不变。举国体制没有对运动员的“青春成本”进行补偿，练废的人政府不再负责安置；练出来的人比如田亮，经营收益要被抽成。

　　计划内的劳动力价格与市场化的经营收益，强势的获利者以公共权力为背景拒绝并轨，抵触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这就是“后双轨制”时代的典型特征。

　　“后双轨制”时代的另一特点是在改革过程中，那些逐步发育起来的市场被行政权力接管。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权被体育部门垄断，所以才会有人站出来说田亮在国家游泳中心管理之外，自行参与商业活动是违规的。在较早开始市场化改革的足球领域，去年生得壮烈、死得暗淡的足球“资本革命”，最后同样以足协仍然垄断联赛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管办不分”告终。

　　田亮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举国体制对他的培养要求，体制的目的不论是否人性化，都已经实现了，该体制的初衷和擅长之处就是追求金牌，而不是赢得商业回报。在无数被练废的选手的身影映衬下，田亮的尊严与权利更应该被凸显。田亮很清楚，退役之后他的选择并不多。如果说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也要被冰冷地看作一宗“国有资产”，或许只有那些没有任何“资产价值”的人，才能享受庸人的自由。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幸运儿，并不是每个运动员都有进军娱乐圈成为偶像的天资和机遇。给田亮做梦的权利和机会，让每个人做梦的时候，不会煞风景地想到连做梦都要纳税。

　　绕不开的产权

　　去年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这样评价双轨制：“交通法规不会允许左行和右行同时存在。”产权不清是“后双轨制”的题中应有之意，存在模糊地带是奉行双轨制的逻辑必然。当有人站出来较真的时候，荒谬逻辑背后的利益考量就暴露无遗。

　　产权的界定，一般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进行。举国体制下，在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国家投入了纳税人的资金，而运动员个人的投入同样巨大。个人的运动天赋在竞技体育领域是稀缺的人力资源，没有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再多的资本投入也难以获得回报。同时，运动员承受了竞技体育残酷的淘汰率和伤病率带来的风险成本，高风险必然要求高收益。而运动员脱离常规教育、文化课荒废、青春流逝，基本上丧失了在其他领域发展的可能，这也是其个人支出的机会成本。

　　因此国家体育总局依靠1996年的505号内部文件“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的规定，直接将运动员的产权国有化，其法律依据非常值得商榷。田亮无论是拍广告还是签约娱乐公司，他所违反的规定，可以说是强势部门的“霸王条款”。

　　类似的矛盾早在2003年就因姚明与可口可乐公司的肖像权官司，而被掀开盖子。当时姚明起诉可口可乐公司未经其同意将其肖像用于广告宣传，而可口可乐公司却拿出了中体经纪公司和中国篮协授权其使用国家篮球队整体肖像权的合同，其广告上出现的也的确是姚明等3名国家队员的集体形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除此再无关于所谓“整体肖像权”的任何界定，也就是说，整体肖像权并不是一项法律规定的权利。

　　肖像权属于无形资产的范畴。国家体育总局凭借行政权力将原本属于公民个人的肖像权攫为己有，显然与民法精神相违。

　　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应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因为在该领域内它是低效率的，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大运动管理中心和协会的设立，据说初衷是为了促进体育产业由政府主导向社会自治转变，将中心定位为非政府机构。但事实上，各家中心与协会一边在资源配置上享受着计划体制的便利，办事作风不脱机关气息，一边又通过市场开发部和下设的公司直接从事体育产业的经营，垄断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权，以权力接管市场。

　　中心及协会的员工缺乏市场运作的知识和经验，没有对明星的品牌管理意识，此前已经发生了让刘翔做烟草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的广告经营败笔，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的经营更是广受诟病。田亮绕开管理中心直接与经纪人签约，无疑更有利于他的商业价值开发，经纪人团队“姚之队”对姚明在商业开发上的帮助，已经有目共睹。

　　尽管目前中国体育产业的盘子有限，但对比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规模就可以判断，行政权力已经完成了对这一朝阳产业的卡位，未来的利润流向不言自明。

　　至少在短期内，在体育领域还看不出有走出“后双轨制”时代的可能，这是由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自上而下的宪政建设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尝试，才能为双轨制的终结提供可能和保障。

　　“后双轨制”时代的苦与伤，是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站在高台上的田亮，无论跳与不跳，都是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个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只能拥有有限的几种选择，人们应该感同身受地表示同情和理解。

　　而对中国的体育事业，如果仍然人为减缓并轨与改革的速度，表面光灿灿的金牌背后更大的问题，将在2008年可以预见的辉煌后赢来一场总爆发，那时，夫复何言！□本刊记者 刘 阳 发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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