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43名戒毒者染艾滋:毒品多种渠道流入戒毒所(2)

　　10月中旬，袁健强的母亲、姐姐和妹妹到福建省建新医院(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陪他体检。袁健强干咳、低热的症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交了800元后，做了胸透、B超和血检三项检查，前两项结果很快出来，都正常，验血要等到下午才出结果。

　　检查期间，姐姐看见弟弟下巴下有个肿块，用手摸，有黄豆大。袁健强对姐姐说，在腋下和大腿根还有很多这样的肿块。弟弟悄悄对姐姐说：“让姐夫和妹夫来看我，有些话不方便对妈妈和你们讲。”

　　母亲和姐妹没有等血检的结果，中午就回了福清。临别前和管教约好，第二天她们打电话问结果。回家后，姐姐把弟弟的症状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姐姐与管教通电话，“对方说仪器坏了，结果还没出来。”姐夫回家后脸色沉重，他上网查询过，很严肃地对妻子说：“问题大了，可能很严重，我马上去福州。”姐姐一天呆若木鸡。

　　袁健强见到姐夫，告诉他自己确实得了这个病，他没有其它要求，只让他们千万不要告诉患有高血压、56岁的妈妈。　进入11月，越来越多的家属获悉消息，而感染者们，发现他们的症状日益严重。

　　11月11日中午，戒毒者吃过饭回宿舍休息。梁灿迪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下颌、后脑和大腿内侧的淋巴结已经连成一片，抽了几次血却都没结果，“如果感染了艾滋病，不仅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和以往一样出工‘上班’，我越想越气。”

　　他抓起六七厘米长的指甲剪吞进嘴里，“开始卡在喉咙里，然后‘咔吧’一声，感觉掉下去了。”随即，他被送到了建新医院。

　　梁灿迪说，11月里，像他这样吞异物以求住医院的戒毒者还有七八个。

　　两天后，家住福州的郑明文被解教。17日，他到福建省防疫站查询9月复检结果，医生答复他，复检名单上确实有他的名字，但不能告诉他结果。郑明文想重新做次检查，要收500元检查费，他的口袋里只装了78元，只好回家。

　　两个月后，郑明文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再次被警察抓住，郑对警察说自己可能有艾滋病。警察送他到防疫站检验，检查结果为阳性，这时，郑明文才第一次被正式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他被放了出来，他的朋友则被送进了戒毒所。

　　从11月底至2005年1月，戒毒劳教所先后有六名确诊感染者因咽喉炎、皮肤病、吞异物被送进福建省建新医院。

　　1月24日，管教干部到病房里，告诉梁灿迪和其他五名住院的感染者，他们可以回家了。其中只有一人是期满解教，另外五人都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被放了出来。

　　在五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证明上盖有“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公章，但是文件上都没有填文件号。

　　这一次“保外就医”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这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在放行前，六个人都签了一份这样的“告知书”：“你在健康体检中，经卫生部门确认，你的血液艾滋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我所根据司法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规定，现向你告知。希望你出所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加强自我医疗保健。”告知单位是“福建省强制戒毒劳教所”。

　　据称，这是戒毒劳教所第一次正式告知戒毒者，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其后解教的感染者，都会收到这样一份告知书。

　　谁传播了艾滋？

　　所方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共用注射器偷吸毒品；医务室的玻璃针筒和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共用的剃头刀以及自制的文身机也成了戒毒者质疑的对象

　　获得消息后，家属们都想弄清楚，在高高的围墙里，他们的亲人怎么能感染艾滋病。

　　回到家里的感染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家属们大吃一惊。通过他们的描述，家属们发现以往印象里的戒毒所和现实中的戒毒大不相同。

　　2月28日，记者来到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所位于福州市马尾区儒江村内。这里高墙、铁门与警察随处可见，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戒毒者把质疑集中在医务室的针筒和剃头刀上。戒毒者说，医务室一直使用玻璃针筒，而且打针的人都是与他们一样的戒毒者，打完针，很少消毒，导致艾滋病通过针头传染。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国家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玻璃针筒，而且医疗室消毒比较严格，“绝对有保障”。至于戒毒者给戒毒者打针，这也“并不奇怪，为一千多人看病，医生数量跟不上。所以劳教人员里表现不错、懂得一点卫生常识的人，在医生的指导下协助医疗所的工作。”

　　俞宏秋说，自从9月检查后，这些“协助员”都被下课，全部由医生打针。

　　感染者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电动推头刀，他们说，每个中队只有一把，一百多人共用，理光头很容易划破头皮，导致感染。

　　俞宏秋并不排除电动推头刀传染的可能，“但这种传播的几率很小，我们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偷吸毒品，感染者主要出现在平时联系紧密的小团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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