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特别想写有痛感的东西

　　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日前揭晓，河南籍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凭借颇受争议的小说《受活》捧得唯一的“长篇小说优秀奖”，评委们的解释是，《受活》“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阎连科使用河南乡音表示，《受活》的获奖，说明老舍文学奖难得的宽容性；作为作家，他期望在今天的文学能够拥有更多的宽容。

　　最独到之处是用新形式和百姓生活结合

　　——这部作品很难用现有各种“主义”来评论

　　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您的作品获得老舍文学奖，《受活》自杀青后一直受到不少争议，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它夺得这个奖项？《受活》获奖本身说明什么问题？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受活》的获奖出乎我的意料。有意思的是，获奖的消息是美国的一位翻译家从日本打电话告诉我的。老舍文学奖每两年评一次，《受活》是这一奖项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我觉得很多的文学奖项对我来说都不合适。《受活》出版后争议比较大，比如，对于方言和叙述方式的争议，内容上涉及了包括如何看待当前改革和发展在内的一些敏感话题。《受活》获奖不是因为写得特别好读，也不是大家感到好奇，而是认为它从某个角度探讨了社会某种混乱的状况，这也表明老舍文学奖在评奖时更看重探索性。我认为，文学若没有探索，就没有发展。目前有的文学奖的确缺少宽容，拒绝争议，而允许平庸。相比而言，老舍文学奖具有更大的宽容度。如果整个文学界能坚持允许争议的方向，将能大大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

　　记：这两年外界关于《受活》这部作品的讨论很多，很多的评论家把《受活》的价值使用不少的赞誉之词，比如：“中国的《百年孤独》”、“现代汉语写作的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包括春风文艺出版社在介绍《受活》时使用的“狂想现实主义”的称谓；当然包括老舍文学奖评委的肯定。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评价的？

　　阎：的确评论家使用了不少的术语来评价《受活》。但这部作品很难用现有各种“主义”来评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乡土小说”，这些名词都很难准确说明它的内涵。有人说它具有很强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但小说本身其实又特别东方化。评论家和出版社总想找几个字简明扼要地进行概括，其中不乏宣传和炒作——事实上说什么也不适合，哪个评论家也没说全。不过这种情况正说明小说的个性存在，小说的艺术特点没有淹没在别人的共性之间，这对我、对小说来说都是好事。

　　我比较认同这样一种评论：《受活》最独到之处在于解决从现代到当代的一些出色作家的小说探索与中国现实无法沟通的问题。小说采取新的形式第一次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结合做得很不错。

　　“身体写作”只是浅薄的现实主义

　　——真正的现实主义至少是批判现实主义

　　记：在《受活》的首页中，您使用这样的诗句——“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呦，请你离我再远些”；小说的“代后记”则是一份挑战主流现实主义的檄文。请问你抗争的“现实主义”具体是指什么？

　　阎：这句话将会惹得许多老评论家不高兴，而且这种不高兴不是一般的愤愤不平。我在想，我们很长时间倡导的现实主义，根本上是伪现实主义，不是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至少是批判现实主义，不是歌颂现实主义。整个文学从18世纪、19世纪开始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向现实主义挣脱的过程。虽然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但每次这种挣脱都把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到现在为止，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中国文学如果向前推进，就必须挣脱我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

　　记：有评论家认为现实主义的极致表现是反腐小说和身体写作，您是如何看待现今文坛这些倾向的？

　　阎：很难说身体写作和反腐小说不是现实主义，因为这两种写作注重每天的生活或每件事情本身的叙述，而且强调用细节来表现。但我觉得这些只能算是“表象现实主义”或“浅薄的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很容易把文学带入歧途。

　　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大家常讲的反映“火热的生活”的主旋律作品中，普通的老百姓是缺席的。底层的老百姓事实上被排斥在火热生活之外，穷苦人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从这个角度讲，身体写作和反腐写作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如何看待现实主义对作家很重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中作者内心和灵魂的真实，二是作家内心真实和世界处于怎样的关系，更具体的是指和哪些人有怎样的关系。

　　方言会让故事读起来具体实在

　　——在《受活》中集中使用方言后，下一部的写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记：在《受活》中，“方言写作”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采用“正文——絮言”对立的结构，您是在倡导地域文化吗？小说中的方言和目前电影中大量使用河南话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方言写作是否成为一种潮流？

　　阎：方言是我探索小说写作形式的方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包含在内容中。在我看来，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是不能简单分割的，形式是内容的一部分，故事本身就有文体性。《受活》中的方言是和故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小说的故事十分宏大，表现发展前景、大主题，如果用普通话来讲述，整个作品显得很空洞。但使用方言，故事读起来特别具体实在，让人可感可摸。

　　我觉得，每个故事的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语言只有一种，同样真正与之适应的结构、叙述、语调也是唯一的。但每个作家，也许他掌握两三种语言写作，但真正适合他写作的语言也只有一种。因此，作家必须尝试去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力求寻找最好的方式进行表达。

　　现在不少电影使用方言，更多的是迎合观众，产生更好的娱乐效果，但他们不会去尝试中国语言的探索，也无助于汉语的发展。我并不主张人人使用方言，但写作中缺少方言却是不健全的。方言运用的过程就是选择，我使用的方言并非百分之百的方言，它接近书面语言，但同时保持距离。《受活》中大量运用河南方言，一是我对这个地域的方言很熟悉，另外的原因是我的确有种在一部作品中集中乃至“泛滥”地使用方言的心愿。即使《受活》不用，其他的作品也会用。但这样集中使用后，下一部的写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再这样用方言，可能面临故事重复的指责。

　　选择文学的动机很简单，就是逃离土地

　　——年轻时在老家连饭都吃不饱，写东西能让我有碗饭吃

　　记：说到获奖，不免要提到奖金的问题。听说您把奖金分成3份，其中一份寄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们。听说您对此曾有过很深的体验？

　　阎：去年我断断续续五六次住进豫东的一个艾滋病村里，了解老百姓在那种环境下的生活，特别感受到他们对别人给予具体帮助的企盼。我打算筹集一些资金，帮助那里贫困的村民改善一下劳作的条件，比如添置一些浇地的电动马达，另外帮助那里的孩子有学可上。今年我想写篇关于艾滋病村庄的小说，就写一个村庄里边发生的故事，讲述那里老百姓每天琐碎的生活。

　　记：能告诉我您是怎样选择文学这条道路的吗？当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在今天，作家的责任又是什么？

　　阎：我选择文学的动机很简单，就是逃离土地。年轻时在老家连饭都吃不饱，写东西能让我有碗饭吃。记得当时最触动我选择文学的具体事件是，1976年前后张抗抗因为写了一篇小说，从北大荒调到哈尔滨出版社。一本书可以让一个人离开土地，这种实际的考虑当时让我写作充满动力。

　　从技术层面来讲，作家最重要的条件是语言。甚至可以这样说，语言是可以遮丑的，作品里的语言就好比歌曲中的旋律一般。不过，作家的内心世界更重要，这不仅是指他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程度，更是指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因此，作家的责任感也就体现在，不但对自己负责，而且是对世界中一些群体负责。

　　晨报记者 罗德宏

　　●链接·简历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一个偏僻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78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小说集有《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十余部；另有《阎连科文集》5卷。阎连科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链接·作品

　　《受活》梗概：

　　《受活》设想了地处耙耧山区一个名叫受活庄的偏僻村庄。该村绝大多数村民均有残疾，极少有健全者，一直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解放后在共产党员茅枝婆的带领下参加人民公社，随之参与了那段运动革命的历史，经历了一系列灾害和苦难。

　　进入新时期，土生土长的柳鹰雀县长雄心勃勃地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富裕之路。他异想天开地计划在当地建立一个列宁纪念堂，前往俄国购买保存遇到困难的伟人遗体，利用伟人经济实现富裕之梦。为筹集巨款，他发掘出受活庄残疾人的各种绝技，成立“残疾人绝术团”，在全国巡回表演……受活庄由此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富梦想，随即梦想又在被劫与折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饱经患难的受活庄重新返回到过去的生态。

　　受奖理由：

　　组委会在颁奖辞中称，《受活》是一部具备探索性试验性的小说，“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作品对深度的追求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优秀作品。组委会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受活》是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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