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海南婚介市场面面观(图)

被海口警方抓获的女婚托　本报记者　王轶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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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朱红军曹筠武

　　“当务之急是鼓励和扶持婚介行业实行自治管理”

　　“墙内开花墙外香”

　　“外地来的吧”，36岁的出租车司机李林打量着自称征婚者的记者。李林在海口市的新港码头和秀英码头之间载客揽活已经四年了，几乎隔三岔五就会载到跨海而来的特殊客人，“一听对方询问婚介所的口气，就知道是外地来海南征婚的。”

　　记不清多少回，他载着这些怀揣幻想的客人在海口市的各个角落往返巡回，寻找纸片上的地址，往往都是无功而返。“本地人谁会相信婚介骗子的鬼话？”

　　海南的昔日笑谈，“一只椰子掉下来，会砸死七八位总经理”，正在被注入新的含义，司机李林笑着说，现在砸死的七八位里，一半是婚介骗子，一半是纷涌而至的外地征婚者。

　　海口市民政局、海口市工商局的一些官员抱怨，接待婚介投诉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时间。

　　投诉者中，海南本地人却寥寥无几，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王东说，“95%以上受骗者来自岛外。”他称之为“墙内开花墙外香”。

　　海南省一官员坦言，尽管海南经济几经起落，跌宕不止，但婚介行业却勃兴不衰。记者从海口市工商局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初，在该局登记在册的大小婚介机构已近40家，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4倍。

　　至于“四假”(假经营执照、假联系电话、假经营地址、假征婚资料)黑婚介，则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数量和规模。本报记者随机对全国20家期刊上的征婚广告进行了抽样统计，发现超过60%的婚介广告来自海南，尤其海口。

　　海口坊间流传着种种婚介骗子一夜暴富的神话，“只需几部小灵通，即可日进斗金，月入数十万”。海南苟氏婚介诈骗案的主角苟洪钍，仅仅花了一年多时间，即为自己积累了三处豪宅和数百万的财富。

　　据婚介行业一内部人士透露，海南婚介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跨国化正在取代跨区域化”。

　　被打败的正规军

　　优胜劣汰本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而在海南的婚介行业内，奉行的却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

　　在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五楼，一家名为“海南凤凰婚介中心”已经停业许久。这是被海口市工商局一工作人员称为“不做亏心生意”的两家婚介机构之一。因为经营状况不理想，该中心负责人陈女士2004年年底向工商部门申请停业三个月。现在三个月期限已过，她没有重新开张的打算，“明天就将标牌取下来，真的干不下去了。”

　　而另外一家“美缘婚介中心”虽未停业，但景况惨淡。

　　当海口越来越多的婚介机构以异地征婚者作为主营对象，大发其财之时，“美缘”仍坚持以本地业务为主，收费也一直固定在200元。“2003年、2004年的时候，不停有婚托找上门，或者打电话过来，声称可以帮忙，收入各自提成，我一一回绝了。”但生意却越来越惨淡。

　　有人曾试图在这种混沌中杀出一条生路来。2003年，当地一名为李麟妃的女士，因为痛恨海南婚介市场的混乱，决意打造一个诚信可靠的婚介品牌。当地工商部门也欲借其树立典型，当地报纸还曾专门撰文予以激赏，但仅仅维持了半年，因为不懂行规招致挤压，该婚介所即陷入困顿，最终她不得不抱憾离去，远赴北京。

　　在海南婚介行业的诚信被蚕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婚介机构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有所妥协。

　　记者以征婚者身份在海口随机暗访了几家婚介机构，一家自称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天涯缘”的婚介中心，在含糊地问了记者的要求后，甚至来不及询问记者的个人信息，就允诺只要缴上400元入会费即可推荐对象。仅仅十分钟后，便联系记者声称已经找到一富家千金，示意记者可以当场通话。在记者与这位郑姓千金寒暄了几分钟后，婚介中心果断地掐断电话，“想要进一步沟通，必须先缴入会费，账号是……”随后一天内，这家婚介公司不下十次联系记者，追问是否已经转账支付了入会费，急切心情昭然若揭。

　　另外一家名为婚姻大家庭的婚介中心，自称是省消协的诚信单位，在记者将自己的身份贬低为“父母双亡，身无一文，只想傍个富婆”的情况下，对方慨然应允，但前提是缴纳400元的介绍费。在该中心的办公室内，十余部电话赫然在目，桌上散落的都是一些所谓“星级会员”资料，尽是身家百万、豪墅名车一应俱全的富豪、富婆。当记者提出能不能提供一些普通会员资料时，对方闪烁其辞。

　　用海口市工商局专业市场分局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有无营业执照已经不能成为区分是否黑婚介的标准，“一份营业执照都可以真假两个版本，真的应付主管部门，假的应付征婚者。”

　　2004年，海南省消协的年度消费投诉总结显示，这一年海南婚介投诉以近两倍的增长速度飙升，占去服务行业投诉总量的近三分之二。2005年初迄今，该协会仅发出两份消费警示，其中之一即为提防婚介诈骗。

　　“在海口，真要找一家信誉、服务有保障的婚介机构，难于上青天。”海南一位关注当地婚介行业多年的媒体记者，最后寻找到的是这么一个令他寒心的答案。

　　监管困局

　　2003年，海口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只身卧底黑婚介七天，撰文披露海口婚介内幕，这成为当年街头巷尾的谈资热点。当时的背景是，海口市工商、公安部门联合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婚介行业专向整顿行动。美缘婚介中心的老板吴小强记得，“当时取缔了好几家，但安分了不到几个月，又恢复了老样子。”

　　与其他省份的情况不同，海南的婚介行业一直以来归口工商系统管理，民政部门“历来不管，将来也不会管”。

　　海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一位负责同志详细地解释了海南省民政部门不管婚介局面形成的历史原因。

　　早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即下发文件《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婚介行业归口民政部门管理的要求。但海南作为当时的经济特区，却有着自己的特殊情况。此份文件下发的前夕，海南省刚刚修订新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除特殊行业外，毋需经业务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即可直接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而婚介行业并不在特殊行业范畴之内，这就意味着可以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手续。

　　依照当时的“谁批准，谁管理”的惯例，监管之责便更多地落在了工商部门身上。但显然，以工商部门一己之力，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发生在今年“3·15”期间的一起查处黑婚介的案例，可作为工商部门尴尬境地的佐证。当时受国家工商总局的委托，海口工商系统负责查处一起利用虚假信箱进行婚介诈骗的个案。当工商部门拿着受害者提供的邮箱资料和电话号码，前往市邮政部门和电信部门调取相关资料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人家抬出了邮政法，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为由拒绝配合，我们也没办法”，一场在当地媒体密切关注下的打假行动，却以无奈结局收场。

　　类似的遇阻事件不在少数，“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权力，不能随意搜查，不能破门而入，不能限制他人自由，有些时候，眼睁睁看着黑婚介分子从容逃离，也是毫无办法。”原专业市场分局的一位负责人满腹苦衷。

　　“根治婚介行业的混乱现状，最重要的是整治广告市场，但这些虚假征婚广告大多在异地期刊上刊登，超出了我们的监管范围。”据专业市场分局陈海山所长透露，2004年，该局也曾经尝试发函，请求异地工商部门配合查处虚假婚介广告，但石沉大海。

　　鉴于许多黑婚介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的犯罪嫌疑，工商系统的一致愿望是，公安部门也必须行动起来进行打击震慑，但海口市警方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桩投诉受骗金额才几百元，而且黑婚介身份隐密，流动性强，所用注册资料一般又多为虚假，打击起来相当困难，常常有大炮打蚊子之感。”海口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同志说。

　　2004年，该局一举摧毁了几起比较大的婚介诈骗团伙，但在后期取证、预审阶段，常有独力难支的感觉，“办案经费有限，打击这类案子，还得有成本考虑。有时花了半年卧底、侦查破了案，结果却因为向受害者取证的不易，无奈轻判了事。”

　　民政、工商、公安甚至妇联等相关部门，看似都牵扯其中，责无旁贷，但却又都没有一个明晰的责任界限，分工抑或联合，这无疑是海南省尤其海口市打击黑婚介、整顿婚介市场的一道不得不破的难题。

　　异地经验如何取舍

　　苟氏诈骗团伙昭示着海南婚介诈骗正在向科学化、智能化、集团化、跨国化发展的趋势，这是不能忽视的苗头。

　　随之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何以海南会成为黑婚介的扎堆之地，婚介诈骗现象的重灾区？

　　海口市公安局一领导认为，首先海南地处“天涯海角”，与内地隔着一道琼州海峡，受骗者往往不会为了几百块钱而舟车劳顿至海南来兴师问罪，“这是将地理劣势变为犯罪优势，也可以解释黑婚介内部为何不接本地电话的行规。”

　　其次，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向对于偏僻的内陆地区具有经济上的吸引力，以特区富商、海外华侨之身份行骗，更具名副其实的诱惑力。

　　而各方不愿被轻易提及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即是海南特区在个体经营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开放政策，当地人通常的说法是“先上车，后买票”，即登记注册在先，核资审查在后。记者曾就注册婚介机构向海口市工商部门咨询，得到的答复是，与其他行业登记一样，只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场地证明等简明手续，并无任何其他特殊要求。

　　这与上海、大连等婚介行业比较规范的城市存在一定的差别，比如在上海即由民政局颁发了《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由政府公布符合规定的40家正规婚姻介绍所从事婚介业务。而在广州，根据《广州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合法婚介机构应具有数十万注册资金，不少于60平方米的固定场所，必须拥有三名以上具有婚介从业资格的专职人员。大连市更是实行了征婚广告代理许可证制度，对征婚广告的措辞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于是有观点将海南不法婚介的猖獗行为部分归咎于“源头控制不严”，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从而主张学习内陆某些城市，由民政部门先行资格检查，再行登记注册。

　　但争议旋即而来。海南省民政厅一位领导认为，海南作为特区一直以来实行的登记注册制度，其实与国际惯例接轨，从宏观大局上讲，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如果仅因为某些行业的暂时不规范而再起政府层层审批之例，会得不偿失”。

　　他认为，婚介行业不规范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源头审批的问题，而在于事后配套的监管规范措施存在不足，“二者不可本末倒置”。

　　“当务之急应是，鼓励和扶持婚介行业实行自治管理，以行业协会形式颁布行业约束规范，而业务主管部门可实行指导作用。”他建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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