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1931年9月的中国

　　文/蔡伟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对于一本杂志而言，在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准备以系列报道的方式重访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难以承载的任务。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

则进行的是一次国民战。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

　　在6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全民族同仇敌忾反侵略的抗战时，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日本史料中，“战争”这个字眼，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展示了大量日本随军记者在侵华过程拍摄后出版的战绩画册，在所有此类日本当年的官方出版物上，满眼只有“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中国事变”、“日支冲突”这类的说法。60年后，日本仍认为战争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的，时间不过四载。近百年来屡次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在“九一八”延续对中国不宣而战的历史，试图否认对中国的侵略。

　　这似乎是一个“日本传统”: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不宣而战发动日俄战争，1931年不宣而战占领沈阳，1937年不宣而战进攻北平，1941年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1937年9月，陈独秀在获释后前往武汉华中大学演讲时，曾痛陈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开始到1928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先进的中国人的“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当1931年张学良在东北毅然“易帜”，让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多年的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时，日本终于在此发动“九一八”战争，再次将中国统一进步的成果打得粉碎。如同它在26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占领奉天一样。

　　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那天夜里，奉天城北柳条湖畔远比三年前皇姑屯小得多的一次自爆，引发了日本军队一系列的侵略行动，最终演变为策划者(花谷正)都认为“不可收拾的大规模战争”。在日本的蓄谋已久的策划以及不抵抗政策的双重牵引下，3000万中国人一夕之间成为亡国奴。这岂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甚至连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的离奇悲剧”？

　　直接策划了“九一八”侵华战争的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当年发动“九一八”战争，“无论就时机和方法来讲都是正确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九一八’事变如果按照我们当初的构想处理，历史发展的方向或许跟今日有所不同。”

　　无论是诸如币原外相和林久治郎那样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东北的“币原外交”，还是叫嚣通过全面战争征服中国的板垣征四郎等狂热派，抑或石原莞尔和花谷正这样“洞悉”到日本最佳利益是占领中国东北而非全境的“明智派”，所有这些侵略者的回忆中，对于74年前“九一八”之夜爆发的入侵之战，只有对当年“策略”失败的痛惜。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在接待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时曾经追问对方，日本战后为什么依旧这样不承认对外侵略？对方回答，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三个轴心国元首只有日本的天皇还保留，只要天皇还在，他不认罪，那谁能认罪呢？”为此，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在战后深感自己无法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只能以死结束对天皇的“责难”。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历任天皇的独裁和由天皇所确立的对外侵略国策，才是造成从1905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入侵战争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根源。

　　当记者前往沈阳追寻有关“九一八”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时，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崔俊国先生为代表，许多专家学者提醒记者，中国抗战的开始实际不应该是1937年7月7日开始，而应该是发端于“九一八”。在“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民众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悲壮的抗战，“难道东北不是中国的领土？难道东北3000万人不是中国人？”

　　答案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九一八”之后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中国，日本软硬兼施，胁迫大批中国人营造和平共荣的气氛。当时的历史见证人孙竟寰回忆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后，为了制造中国人欢迎的假象，每个人发一块钱，要去参加欢迎会。然而在东北爱国人士冒死提供材料的证实下，国联最终作出的报告中，指出“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前东北大学校长宁恩乘曾经讽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后寄希望于国联的政策是“膜拜泥菩萨政策”，但中国的普通民众，实际已经被“九一八”的炮声惊醒。

　　1931年10月10日，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后，发表宣言，决心抗战，在11月4日的江桥打响了东北正规军抗战的第一枪，取得了“江桥大捷”。虽然最终在日军的优势兵力下抵抗失败，但马占山的侄孙马耀东先生对本刊记者强调，这次军事价值有限的胜利，在当时极大鼓舞了全国人的抗日斗志，振奋了民族精神。

　　“九一八”时，公开身份为奉天民主人士的巩天民是当时中共在东北的第一批地下党人之一。巩天民的孙子巩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巩天民发动爱国人士收集日军侵占沈阳的证据，并最终冒着艰险将这些证据提供给国联调查团。为此他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遭受严刑拷打。“但是他坚守‘守土抗战’的决心，从‘九一八’爆发后直到抗战胜利，一步也没有离开东北。”

　　专门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海军创作室作家朱秀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给时常想念的人》，纪念在“九一八”东北沦陷后的坚持抵抗的杨靖宇等人。他向记者陈述“九一八”后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坚持抗战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这些人精神上的坚持。“当时的东北被日本经营多年，与关内彻底失去联系的抗日志士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日本人。但他们却毅然在绝望中抵抗，忍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悲壮，这正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传统，是‘田横五百士’的精神。他们是具燕赵古风、先秦风范的最伟大的中国人。”

　　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三联生活周刊》联合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通过对历史当事人的重访和大量第一手图文资料的搜集，将陆续以专辑形式，重新探寻14年伟大抗战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从淞沪抗战到平型关大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从南京的国耻到台儿庄大捷，还有国际抗战和孤岛中的抗战文化，抗战的光荣和悲壮自然是以后专辑中持续的主题，但在历史回顾中，60年后的我们最珍贵的记忆何在？

　　武汉大学教授许俊千回忆陈独秀于1937年在华中大学演讲后，手书对联相赠以鼓舞投身抗战的青年人:“行天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那些“身处艰难气若虹”的中国人，正是抗战胜利60周年中最为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今天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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