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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一个特殊的俱乐部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8日12:37 央视共同关注

  共同关注播出节目一个特殊的俱乐部,以下为节目内容。

  在这个月的月初,有一篇报道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我国第一位通过公证捐献遗体的老人曾文甫去世了,按照老先生的遗嘱,他的遗体被送往四川大学人体解剖学的教研室,遗体进行处理后,将作为一次性的标本供学生们解剖研究。人们在为曾老生的举动深表敬意的同时,也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到了遗体捐献这件事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为您介绍辽
宁沈阳的几位老人,他们不但一直关注着遗体捐献这件事,前不久还专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都是些什么人,这些老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阳光很好,但寒潮的到来,还是让沈阳的气温陡降了好几度。老金今天五点钟起床,七点不到就骑车来到了他所在的俱乐部。

  记者:你们平常都是几点上班?

  老金:一般都是八点钟,今天我们是去有点事,要上捐献者家里看看去。

  这是一栋50年代修建的苏式老楼,像这样的居民楼,在沈阳的老工业区随处可见,但是这一间却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老金:这是我们俱乐部的综合办公室,这是“自愿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我们之所以没有把牌子挂出去,主要是怕扰民,怕别人不理解。

  这个“自愿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是在去年的12月16日成立的,由于它现在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确认,因此不敢对外挂牌,这一点虽然让俱乐部的成员有些遗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瞧,这个俱乐部麻雀虽小,可是五脏俱全,除了义务担任法律顾问和名誉主任的三位同志,剩下的六位俱乐部专职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位和官衔:主任杨东文、副主任兼咨询部部长于佐良、组织部部长田辅桁、宣传部部长王世杰、通联部部长金诚和副部长吴梅辰。

  记者:您底下管几个人?

  老金:我就管我自己,我是跑腿的。

  老金说,现在俱乐部成员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宣传和动员志愿者捐赠遗体,并接受他们的电话或上门咨询,随着俱乐部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重,一个人忙不过来,六个人就轮番上阵。有时候遇上情况特殊或者行动不便的志愿者,他们还亲自上门服务,并帮助办理相关手续。

  老金:生为祖国作贡献,死为科学再捐躯,这是我们的口号。

  这些成员中,老于是最早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他也被当地媒体称为“沈阳市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早在1958年,他从报纸上得知我国一些医疗机构缺少遗体进行医学研究的消息后,就动了要捐献遗体的心思,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倡捐献遗体,而且捐赠手续也十分繁琐,老于最终未能如愿。一直到了2000年,彻底退休闲下来的老于,带着家人定居沈阳,办理遗体捐献公证的手续才被正式提上日程。但是,当她在家里正式提出这个决定时,儿子却成了他最大的阻力。

  老于:儿子说,爸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这人家多笑话啊,咱们没钱,就少花钱呢,咱们能花那么多吗,为什么你就这样呢,我的亲戚朋友都笑啊我啊。我说,爸这一辈子就求你做过什么,我就求你这个事,你就不批准我啊,我说别的事行就,这这个事不批不行,绝对不行,不批也得批,今儿你无论如何也得给我签字。

  软硬兼施,老于终于哄着儿子为自己签了字,随后他立即赶到中国医科大学办理了相关手续。但是,在办完手续回家的路上,老于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老于:走路我就想一个人献遗体,力量太小,你说中国这么大,学医的这个得需要多少遗体啊,他们见不到事物,将来他出去,对医疗也是水平低,会误诊,就是默默的想,做这项工作。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的行列中来,老于决定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发展。因为他是辽宁省红十字会老年自行车宣传队的成员,这样一来,宣传队的队友们就成了老于首先攻克的对象。

  我们02年到过中国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我们参观过,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但是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执着的来为这项工作,而且自己也把捐献书给填上了,这是在于老的带动下。

  记者:您去解剖教研室去参观过?

  老金:参观过。

  记者:您觉得看到那些东西之后您觉得恐惧吗?

  老金:不恐惧,因为我看到那些标本,特别是的那些血管、神经、各组织,各方面,我觉得确实对教学很有帮助,对学生很有用。

  现在俱乐部的另外五位成员,都是在老于的带动和组织下办理了遗体捐献公证手续的,如今,他们都成了老于最得力的伙伴,并决定要和老于一起将这个神圣的事业进行到底。然而和这五位老人相比,更多的人对老于的这种做法都还不太理解,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有些残忍,说他残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儿病重期间,做了一件让大家想不到的事。

  2002年11月,我这个女儿突然得了肺癌,我就问大夫,我说我女儿现在什么程度,怎么样,他说恶化不得了。

  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身为父亲的老于,居然会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向她提出了捐献遗体的建议。

  老于:我说你遗体怎么办,她说爸那还是说吗,我献遗体呗,我连角膜都献,一定给盲人重见光明,爸你赶紧够我办,一块石头落地了。

  2002年12月1日,老于的大女儿因病情恶化过世。第二天,老于亲手将女儿的遗体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虽然女儿生前一直支持父亲做的这件事,但邻居们的闲言闲语还是随之而来。

  老于:很多老同志谴责说,没有对自己女儿那么残忍的,这怎么行呢,社会怎么看你,这个事情觉得你个人是挺进步的,挺什么的,但是你女儿,你这样做太无情了,不少老同志都是因为我这个年纪,有的明说,有的暗示。

  老于说,他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议论。但是大女儿去世之后,由于相关医生没能在八个小时内到场,取走眼角膜,女儿捐献角膜的心愿最终落了空,这件事让他直到现在都有一种负罪感。但同时,对女儿的这份愧疚,也更加坚定了他把遗体捐献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信念。

  老于:不少人都觉得,你们还是有企图,包括我们宣传对内的人,他不太了解的,他恐怕也产生这个想法,认为我们还是有点什么企图。

  记者:真的什么都不图?

  老于:我们任何不图,我们就图这项工作在市内,咱们能够推动一点就好得多,我们这样做使更多的人能认识,能更多的加入我们队伍,能够献遗体。

  去60公里外的辽中县探望刘老汉,是老金和老于一直在心里盘算的。去年,俱乐部刚成立那会儿,这位刘老汉就多次打电话来咨询,表达了要捐献自己遗体的愿望。得知刘老汉家里还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老伴,他自己又是脑血栓患者,行动不便,俱乐部的成员们开会一商量,最后决定派老金和老于上门帮助他办手续,在出发前,他们还特意打了个电话,询问刘老汉的儿子是否同意他把遗体捐出来。

  老金:我们问他,我说你做好你儿子的工作了吗?

  老于:正好腊月23,22的时候,他来电话了,说你能不能来啊,我儿子都同意了,我说行。

  得到肯定答复后,老金和老于出发了。从沈阳市区到辽中县得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再倒当地的小公共,每个人往返需要车费14元。

  老于:腊月23,小年那天去的,天特别冷,零下24度左右,上车以后,就在西站上车,上车以后,金老就穿一个运动鞋,我冻脚了,我穿皮面鞋冻脚了,我说金哥你冻脚吗,他说冻麻了以后就没什么感觉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刘老汉家,家里人却告知,老人在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下老金和老于彻底懵了。

  老于:我说这可糟了,怎么昨天还打电话,怎么就死一年了,我说不对啊。金老他有手机,拿手机又给刘星汉打电话,接电话了,我说这有门了。

  原来,这个镇子上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刘老汉,两个老刘的家相距七、八里地,而老于他们找的这一家并不是要捐赠遗体的那个,得知实情后,老金和老于又步行来到了这个刘老汉家,刘老汉也很快填完了老于带去的申请表,按照程序,接下来要打电话找他的儿子回来签字,但没成想,刘老汉的孩子回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老金:他儿子说,爸,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现在社会上骗子挺多,他们是骗你,他们从中得利啊?

  这一次,手续没能最终办成,两位老人还被毫不客气地请出了家门。

  如今,近两个月过去了,中间虽然与刘老汉通过两次电话,但老于和老金始终惦记着刘老汉那个未了的心愿,为此,俩人决定再去探望一次。他们还特意买了点水果。

  这一次,老于和老金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对此,两位老人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下了车,老于和老金一致认定这就是刘老汉住的村子。可毕竟是上了年纪,俩人这次怎么都想不起刘老汉家的具体位置。没办法,先打个电话吧。可是却没人接听。

  问个老大爷试试,老大爷告诉他们没有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

  老于:就是这儿啦,金哥,百分百,没错,就是这儿啦。但这怎么锁上了……?

  后来,有邻居告诉老于,刘老汉和老伴被儿子接到镇里去了。

  很快,刘老汉的儿子听见动静,从里屋出来了,这一次他仍然对此表示不解。

  刘老汉儿子:你们再这样骚扰我们,我就报警了……

  老于:这一次就是看看,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说心里话,你得体谅你爸爸的心情,但他有病。

  刘老汉儿子:我不会同意的。我当儿子的,在社会上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我作为家庭来说,我是一个儿子,所以现在说,我必须这么说,维护我父亲,他糊涂我没有糊涂。如果我不去这样做,我家人怎么看我,怎么理解我,自己也内疚。我们今天到此完事,我没有那个精力,有没有那个义务,没有这个必要去解答你一些什么。还是这些话,以后这件事,打消这个念头,停,是不是,别再骚扰我们好不好。

  记者:您都已经81岁了,您上门去做工作的时候,人家这样说您的话,您自己心里怎么想?

  老金: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你一下子想象让人家接受能行吗,您想做这个工作,有一些非议,那你就得耐心的说,是不是。要说受一点挫折我们就不干了,我们成立俱乐部的初衷就失去了,是不是?所以咱们就得细致的、耐心的去做这项工作。

  每天都在遭遇着各种各样的不理解,但俱乐部的六位成员还是坚持要把遗体捐献这见工作做到底,而且老金说,随着他们对于遗体捐献知识了解得越多越深入,越感觉到这项工作的紧迫和非比寻常。

  老金:日本现在最低是4个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自解剖,而且解剖完了之后,像给治患者一样,按照程序缝合,缝合完了这才算解剖程序结束。而我们目前从国内来看,没有达到这个情况,就拿我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上解剖课,老师做解剖,学生在那儿听,在那儿看,过去有句老话就是说:看十遍不如自己亲手做一遍。我们捐献的目的也是在方面,为了提高医学学生对今后的病理、解剖各方面的提高捐献我们的躯体。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的遗体捐赠现状不容乐观,仅以我国最先开展遗体捐赠工作的上海市为例,现在每年的遗体捐赠是也只有300具左右,这个数字距离当地医学教研每年700具的需求量相比还是相去甚远。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形势则更为严峻,正是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几位老人才感受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意义。但是,并不是单有了坚强的信念就能够战胜一切的,很多问题,也会让老人们力不从心,一方面,俱乐部目前只是得到了省红十字会的口头支持,还没有在民政部门获得它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觉得,虽然遗体捐献工作在辽宁的推进需要他们的一份力,但单靠他们是远不能成功的。

  老于:你私自聚会能行吗,那吓都都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那这个事情得干啊。我女儿送了一具尸体,我还没死了,我死了以后,送去才两具,那么社会需要多少具啊,千千万万啊。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从目前的情况看,辽宁这项工作现在还处在一种很原始的,或者是自发的,或者用我们的话说,还是一个很无奈的状态。

  记者:那你怎么评价俱乐部的工作,那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意义是肯定的,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光靠这种原始民间的这种良好愿望,我觉得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刘琳娜此前就曾多次向相关部门提交关于加强遗体捐献工作的提案,对于老于等几位老人目前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刘琳娜一直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她认为,老于等人的遗体捐献工作可以在宣传上做得更好些。另外,她认为目前遗体捐献的接收机构和接收程序还不规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家捐赠遗体的热情。而这一切,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国家尽快出台一部可以依照的法律。

  刘琳娜(十字会副会长):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立法,因为遗体他在法律说来讲,是一个特殊的物,涉及这样一个特殊物这样一项工作,要有一个立法程序,要有一个法律完善,规范这项工作,现在从全国来看,没有一个统一的立法,还局限在某一个省份。

  老于:我开始做那天,我就很渴望,我们省人大出立法,这样对我们宣传工作力度比较大,因为没有立法,有一些老百姓,有一些政府,都不敢操作,只有我们这个自愿者敢操作,所以这范围特别小。

  记者:每个人生活花销得要多少?

  老王:一个人20多块钱吧,就中午这一顿饭,都比较简单,出去买点馒头、买点白菜,干豆腐什么,炖一下,热乎热乎。

  今天的这顿饭同样很简单。老于说,为了不落下一个热线电话,不错过一个有意捐献遗体的人,俱乐部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中午不回家的习惯。老于还说,为了扩大工作的影响,俱乐部的几位老人每周末都会集体骑自行车外出宣传,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相关情况:俱乐部目前有志愿者130人,通过俱乐部办理遗体捐献手续的有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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