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方成幽默人生

　　以笔代枪，涉笔成趣，漫画家方成凭着自己对各种社会时弊的理解，绘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漫画作品，同时，亦痛快淋漓地成就了他的漫画人生。

　　丁聪、方成、缪印堂这三位中国漫画界的元老级大腕，于3月12日齐聚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拿着《我的漫画生活》系列丛书与读者见面，这套丛书主要收集了他们三人的漫画艺术与生活随笔。既算是一次艺术总结，又算是一次人生总结。

　　方成的《武大郎开店》、《神仙也有缺陷》等代表作以其深邃、独特、精巧的构思，使不少漫画爱好者争相临摹。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起了关于幽默的学问，并且，这一研究便是二十几年，一发不可收拾。方成甚至认为，他所完成的研究是“世界上还尚未有一人能做到的。”

　　可以说，在漫画领域，方成可谓样样皆精，除一般的讽刺漫画外，他对新闻漫画、漫画速写、漫画插图、人物漫像等同样游刃有余。尤其是他的人物漫画像，独特高妙，笔下的侯宝林，不但幅幅传神，甚至比照片更能反映出这位幽默大师的内心世界。对一般的漫画家来说，一幅人物漫像，能达到“形似”即可，但对方成这样的“漫画高手”来说，“形似”仅仅是最起码的条件。“我觉得他的漫画很有穿透力，而且是真正的幽默，我想，这反映了他开放、幽默的人品。”经常撰写美术评论的向隽说，他也常常临摹方成的漫画作品。

　　“我可不想当被天天供着的老人”

　　方成第一次接到约访的电话时便很直截了当地说“说什么呀？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不想再去重复了，一些事情老是讲来讲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我真的说烦了。”算起来，方成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这些年里，他不知接受了多少次记者的采访，况且自己每年还要出一两本书，确实该说的，想说的都已说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新鲜话题，他一般都婉言拒绝。

　　见到方成时，医生刚在家里检查完他的身体，临走前，让他多吃些蔬菜和营养品，少吃油腻食品，对于医生的嘱咐，他实实地答应着“好，好！一定，一定！”不过，看上去，方老的身体还很硬朗，走路的样子很稳健，也有劲儿，没有一般老人因身体发虚带来的颤颤巍巍。2002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除了耳朵有点聋，与人聊天须戴上助听器以外，身体其它部位都尚能正常运转，甚至，在必要时还能追上公共汽车。记者问他现在是否还有追公共汽车的劲头时，他回答是“照追不误！”。据说，他还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风驰电掣地狂奔，让很多人甚为惊讶，没有人把他与八十几岁的老头联系在一起。一位澳大利亚漫画家羡慕不已，十分真诚地向他讨教养生之道。他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忙。

　　他说：“头脑不动的人，容易患痴呆症，而忙于自己所爱，则利于养脑。”方成曾是一名资深“烟鬼”，早先，每天没有二十多支香烟，不能打发，可现在因忙于写文章、作画，一忙之后便把抽烟的事忘了。忙中偷闲时，一天抽上四五支烟就足矣。

　　除此之外，他还十分好酒，但每餐均把量控制在一杯以内，医生让他只饮绍兴黄酒，而且还是花雕加饭酒中最便宜的一种。他奉劝世人：如果万一想不开，千万别急着找上吊的绳子，只需几杯好酒便可解闷消气，酒能醉人，亦可养人。

　　与他聊天时，他总能突然冒出几句出其不意的幽默，把人逗得捧腹不已，还有那近乎于肆无忌惮的爽朗笑声，富有感染力，让人听起来既清爽，又解乏。怪不得有人评价他身上“有那么一股子文侠之气。”

　　有人问他为什么成天老是那么乐呵呵的，究竟里面有什么道道，他说，“幽默是一种出世之道，也是养生之道。”

　　“我才不愿意当那种天天被人供着的老人，我凭什么要把自己当成老人看待？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挺好的啊，每一年我还都要到处走走看看。”

　　“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进门寒暄了不久，方成看到了我赠送的报纸封面是孙中山，便打趣道：“这是我们老乡啊，孙先生回乡祭祖时，我的父亲还和他合过一张相呢。”

　　方成原名孙顺潮，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原香山县)的左步村，离孙中山的翠亨村不远。在不大的左步村里，住着欧、孙、阮三大姓氏，旁姓甚少。方成说：“在左步村里，出了两名文化人，一位是电影演员阮玲玉，另一个就是我。”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近代出的漫画家里，数中山籍的漫画家最多。老一代的有黄苗子、特伟，早已去世的女漫画家梁白波、江有生、方成。五十多岁的有方唐。当记者问方老说，你之所以成为漫画家，是不是与中山县的风水有关，方成神秘地微微一笑道：“我看不尽然”。

　　方成最早的梦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因考试时有一科“智力”课程不及格，被认为“智商不够”。高中时被学校逼着搞宣传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本功，所以才搞起了漫画。方成的漫画事业属“半道出家”，1942年他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助理研究员。在战事不断的年月里，能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实属不易。不过，方成仍迷恋于漫画创作，研究社显然让他没有机会发挥自己所长，加上当时情场失意，让方成的日子过得并不痛快。

　　1946年，他辞去了“黄海”的职务，只身闯荡大上海。“解放前，哪里都不能画讽刺漫画，只有上海能够画有鲜明政治主张的讽刺性漫画，因为上海有租界，所以比较开放。”这就是方成选择去上海的目的。在当时很多都市文化青年眼里，上海是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最佳去处。

　　方成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位名叫皮特的美国人给的。有了稳定工作，方成便可以大展拳脚，他当时在《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漫画作品。可两个月后，他因画了一副讽刺美国人的漫画，让美国老板甚为恼火，要把他的漫画撕掉，方成情急之下拿起酒瓶就冲上去抢，美国老板看到这阵势吓坏了，只好把漫画还给了他，但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又得到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时事杂志《观察》周刊主笔储安平的赏识，把他聘到《观察》周刊负责组建漫画版。几个月后，他便在大上海扎根立足。政治空气日益紧张，上海白色恐怖加剧，于是他又去了香港，加入了由共产党组织的“人间画会”，张光宇任会长，游允常、王琦、黄苗子、黄永玉、廖冰兄、丁聪等都是会员。

　　谈起时下很火的黄永玉时，方成说，“黄永玉啊，那是小朋友，小弟弟，他比我整整小六岁呢，他还到处跑，他的身体还可以。”在香港时，方成曾与黄永玉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的九华村一个农家小院里。同时，这个村子还住着黄薇夫妇、臧克家、李岳南、叶筠夫妇等人。方成说，“香港九华村的生活真有点像是世外桃源，故事多多，有趣得很。不过，在香港的那一帮内地人中很多都不在了。”往事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

　　香港长达三年的客居经历，岁月变迁，物是人非，但都尚存几丝旧时情怀。后来，方成也去过几次香港，那个曾经田园牧歌、炊烟袅袅的小村落，早已被摩登的高楼大厦替代，黄永玉之所以斥巨资在香港购买寓所，这与解放前的几年香港生活不无关系。

　　解放后，方成与许多内地文化名流一道回到内地，他先是到了《新民报》社(《北京日报》前身)任美术编辑，然后调到《人民日报》任美术编辑。经历了“文革”的岁月，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物欲横流的全球化时代。按方成的话就是“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幽默是源自对生活的热情

　　方成现在的新寓所在机械工业学院内的一栋30层高楼里，面积有一百多平米。几年前，他还住在一套面积不到五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十分拥挤。由于是单位统一盖的，既要是单位“位高权极”的“功臣”，还要能付得起一笔数额不菲的房款，这两条可把老爷子难住了，为此，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可能没有“资格”享受呢。后来，老家中山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到北京来拜访他时，一看他的住房条件艰苦，便主动出了一部分钱，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这下让方老乐得不行，他说自己现在住得比五星级酒店还舒服，并向我们开玩笑说，“进‘五星级酒店’就是麻烦，来来去去都得换鞋。”

　　其实，不管何时何地，幽默似乎贯穿了方成的整个生活细节。

　　谈起对幽默的理解，他说，一只猴子玩一个杯子，大家都笑了，那是滑稽。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皮球，正砸在这个人的脑袋上，人家看了都会笑，如果这个人再是个秃头，大家笑得就更厉害了，这也是滑稽。

　　幽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一个定义就能说清的，为此，他花了很大功夫去阅读许多研究幽默的经典著作。当然，把方成由一名单纯的漫画家引向对整个民族幽默文化研究的，主要源于他与好友侯宝林先生之间的一段故事。

　　有一天，侯宝林来，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方成一想，唉，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搞了一辈子幽默，还真不是特清楚幽默是什么。于是两人把李滨声约来，聊了一上午，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方成是个认真的人，从这以后就开始查阅国内外各种关于幽默的资料，这一查便发现了问题。他查了林语堂写的《论语》，包括鲁迅、郁达夫写的，但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于是又查了《辞海》，但其中说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方成一想，不对呀，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可是一个字没有，到哪里去修辞啊？再比如，侯宝林说的“一个自行车除了铃儿不响哪儿都响”，这也不是修辞呀？修辞是有格式的，有方法可以学，可幽默学不了啊！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去研究幽默？因为我觉得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文化，这种东西可以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甚至认为，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幽默感如何，是检验这个社会和谐程度的标准之一。

　　由于与侯宝林交情甚厚，他老爱拿侯宝林的幽默感举例子。

　　有一次，“造反派”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时，侯宝林先生也被揪到体育场。于是，他心里想，能和这些高级官员一道挨斗，机会难得。造反派开始对台上的周扬、田汉等人逐个地展开批斗，侯宝林一直耐心等着喊他的名字，没想到斗完了前几位后，斗争会结束了，于是侯先生便大声说：“嘿，我白等啦！”

　　这样的故事都是侯宝林先生给方成讲的。方成之所以孜孜不倦地用文章、口述等方式来传播这些幽默故事，一方面他欣赏侯宝林的人品，更重要的是他想通过它们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其实，‘文革’对不少人造成了伤害，但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幽默，就像我们没有办法不热爱生活一样。因为，幽默归根到底是源自对生活的热情。”

　　讽刺漫画一定是幽默的

　　漫画的讽刺性固然有疾恶如仇的一面，同时也更应有幽默含蓄的一面。在方成的漫画作品中，我们不难寻觅到这种痕迹。《传统表情》善意地告诫人们不能“重男轻女”，《天在哪里？》是一个极具哲理诗般的漫画；《新背心》调侃式地描写了生活的一隅；《六十年的变迁》从生活图景和人生的变化重现了人生世俗的演进；《壮志不已》则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充满生活情趣的老年生活……。方成认为，出色的漫画家应是有文化高度和思想高度的社会评论家，却时时不应忘记这“高度”正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深度，漫画家骨子里一定要有幽默感，有了幽默感，才能创作出让看客发笑的作品。而且，还要笑得很高级，因为笑声背后确是漫画家倾注的社会思考。

　　但是，毕竟时代变了，商业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社会理想，信仰、社会责任感统统敌不过时尚消费品的魅力。如今的都市青年成天沉溺于日本动漫等艺术的“舶来品”，朱德庸、蔡志忠、几米等青年漫画家成为了津津乐道的时尚谈资与偶像。

　　记者问方老，让他对自己的同行也是老乡的廖冰兄，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时，方成沉思片刻后说：“在中国所有的漫画家中，廖冰兄是最让我佩服的人，他的艺术才华与大公无私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不像有些人，说一套，做一套，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还说，“朱德庸的作品，也非常喜欢，觉得幽默，好。有时候累了，看看朱德庸的漫画，就不累了；有时候心烦睡不着，看看，就觉得心情舒畅了，一下能睡个好觉。”当记者问他知不知道周星驰时，他说不知道，但却对他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把他的电影买来看看，研究研究。

　　虽然口上说已不关心国家大事了，但是方成却常常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介来捕捉信息，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时不时发出一些零星的感慨：

　　“我记得上小学时，每天的活动多得不得了，我经常跑到市场看小说，听相声和说书，现在孩子可不能与我们那个时候比，不懂人情世故，什么都不知道，成天就是学习、死读书。身体也不行，一个个都戴眼镜。”

　　“我总感觉我们国家以后最大的问题都会出在教育上。” 本报记者 韩雨亭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