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华裔十年拍成纪录片揭露日军蹂躏妇女暴行

　　“这是一部讲述山西省某农村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而顽强抗争故事的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中的主人公是抗战时期山西当地一个村子里最漂亮的女人，因而被大家称为‘盖山西’。”班忠义语气凝重地向记者讲述着他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的片名的由来，“事情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盖山西积极协作并参加抗日，在被关进监牢后，尽管受尽磨难和凌辱，但她仍然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她的姐妹们。二战结束后，由于日军的摧残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受到周围的歧视，婚姻、家庭生活不理想，身体状况极为恶劣，最终，因承

受不了精神和病痛的多重折磨，盖山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1992年开始，长期旅日的班忠义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战后还幸存着的在中国的日本、韩国妇女以及当年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救助她们，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将这些不幸老人的境遇在日本通过各种媒介广为传播，号召民众捐资。1995年8月起，班忠义又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以山西省盂县的几位老人的经历为线索，终于在2004年完成了一部真实、感人的纪录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以下简称《盖》)。

　　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

　　2005年3月23日下午2时，这部纪录片在云南省图书馆1号放映厅进行了首映。让班忠义和所有工作人员没有想到的是，当130分钟的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们开始自发地进行捐款，他们被影片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争先向导演提问。“有些人会拿出一张折得小小的纸币，让人能看出他们自己其实也并不宽裕，但不管是几百、几十或是几块，都代表着每个观众的一片心意。”

　　“最初，我只是想通过文字来反映历史事实。”一开始，《盖》的拍摄并不在班忠义的计划之列。可当他意识到文字的说服力可能远达不到他所期望的效果时，他选择了能够真实记录人物的表情、话语的一种方式——拍纪录片。从1995年8月末起，班忠义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在2004年8月份完成了全部拍摄。

　　“当我赶赴到受害地区调查这一历史事件时，盖山西已经离开了人世。”班忠义告诉记者，最遗憾的是，没能亲眼见过盖山西。但在采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讲到她。“因此，我通过和盖山西一起经受过磨难的姐妹们的回忆，以及当地其他老人和日本老兵的证词，以盖山西这个人物为主线，借此向观众展开一幅沉重的历史画面。”

　　“当然，这部片子的拍摄只是集中选取了当时山西省盂县进圭炮台这样一个地方，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一个炮楼就有几十个受害者，仅山西省盂县就有二十个炮楼，进而从全省乃至全国的范围来看，受害人的数量就远远无法计算得清了。”班忠义说，他在拍摄的过程中，把当时所有相关的中国、日本的背景情况都了解得非常详细，依据那些受害老太太对那些日军的形象特征的描述，再从其他一些当时的老地下党员等人口中了解到日本兵的真实姓名，进而查阅大量的中日历史资料，最终他把当时山西盂县整个地方的情况都全部了解清楚了，包括当时所在这个地方的部队、番号，直至中队、小队甚至每一个人名。“尽管老太太们都不知道那些日本兵的名字，但她们会以‘獠牙’、‘红脸’这样的名词来描绘。”最后，班忠义在采访的二十余名受害者中，集中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五个人，依据她们对所受深重灾难的深刻回忆，拍成了这部长达130分钟的片子。“之所以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那些详细的情况，以及之所以最后选取了影片中的那几个人物，我只是想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让观众被影片中每个人的遭遇所触动。”

　　《盖》从最初的筹划到最后完成基本上都是由班忠义一个人来操作的。除了前期两位朋友有限的帮助之外，剩下的都是由班忠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整个拍摄过程中，班忠义都是在日本和中国两地来回奔波，每年至少去做一次采访，这样坚持着才终于完成。班忠义告诉记者：“由最初的索尼的HI8摄像带，到最后开始编辑的时候，为了补镜头从日本的一个电影公司那里借的一个专业DVCOM摄像机，其间共换了五个拍摄机器。”拍摄的艰辛可见一斑。

　　“作为拍摄对象的老人们多半生活在各地的农村，说话带有浓重的方言口音。在片子拍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我们交流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她们看来，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她们不愿对我多说些什么。”之后，随着班忠义到那边看望老太太的次数多了，也给她们捐了一些钱物，那些老大娘和他熟悉起来，工作进行得也就比较容易了。当然，从陌生到熟悉，这是任何一个采访过程必不可少的，但班忠义在他的拍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困难。他回忆道：“那些老大娘在说起曾经的遭遇时，不仅把头上、脸上的伤指给别人看，还常常会要把衣服脱下来让人看她们身上的伤痕，有的人是腰骨折，就会让人看她的腰，甚至把衣服一脱，就倒在一边的台上。她们就是希望能够让日本人看到这些记录，用这些事实去控诉当年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我明白她们的本意，但是作为男性，我有时仍然会觉得不好意思去拍摄那些镜头。何况以目前国内电影的尺度来看，这样的镜头也并不是很能被接受。”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中，班忠义在拍摄过程中只能尽量拍摄那些受害者的言语表情，尽量不拍她们身上的伤痕。当老人们坚持要他去看、去拍时，班忠义只好对她们说：“嗯，可以了，我知道了。”尽管在最后剪辑的时候，这些镜头基本上没有采用，但是作为历史资料，却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采访那些日本老兵也曾是令我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很担心他们不愿接受采访。”班忠义找到了一个可以迂回的方法，许多人实在不愿说的时候，他就跟老兵们拉家常，然后再引着他们说些曾经的事情，当说到他们不愿回忆的地方，又帮着他们回到现实状况，就这样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拉锯”式地谈。用班忠义自己的话，就是“那都是在很紧张状态下拍的东西”。

　　“这些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那些践踏人性的暴力，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消失了，它们一直延续到今天，给那些受害者留有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痕。战后至今，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愈合心灵的创伤，以至于许多人最终都是采取了自己结束自己生命这种方式。”在班忠义的眼里，他所能做的，“都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这部片子在初编的过程中，在日本的大学里放映过。由于日本在进行历史教育时并没有让学生接触到这方面的史实，当时许多学生在观后产生了一种震撼，他们惊讶于“竟然有这种事情”。

　　旅日学生与“慰安妇”结下不解之缘

　　班忠义，1958年生于辽宁抚顺。“文革”时期，班忠义的一个姐姐在抚顺市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插队。由于无法正常到学校读书学习，他经常在星期天去看姐姐。在村头，他看到一栋小木屋前孤零零地呆坐着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太太。后来村里人告诉他，那个被人叫做曾大妈的老太太，是个日本人，来中国30多年了，几次嫁人终未获得幸福。孤苦的老人引起了班忠义的注意和同情，以后每次来看姐姐，他都要到曾大妈的小屋坐坐。闲来无事，班忠义便跟着曾大妈学起了日语。曾大妈也给他讲述了自己不幸的一生：当年日本占据东北一些地方，把那些村子里的中国人都赶出去，然后让日本的一些贫苦农民到那里开荒种地，并定居。她作为家属随日军开拓团来到东北。战后，丈夫先撤回日本，而她却无法回去，只能继续待在村子里，便成了“残留妇女”。日本政府也不愿接受这些“残留妇女”回国，还借口说她们“是为了爱情要留在中国”。

　　1978年，高考制度已经恢复，班忠义考上了黑龙江大学日语专业。1987年，他踏上了自费去日本留学的征程。在日本，他先在上智大学攻读了新闻学的硕士，之后又到东京大学主修宗教。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我始终忘不了生活在东北农村的那位时常遥望自己的祖国默默流泪的曾大妈。”班忠义曾替大妈打听家人的下落，并帮助老人回到了日本探亲。然而，当年的丈夫早已结婚生子，新的家庭不能接纳她，亲友们也不愿收留她。“曾大妈是流着泪离开日本的！”班忠义动情地说。

　　后来班忠义写下《曾大妈的海》，描述了一个被战争和亲人抛弃在异国他乡的不幸女性的人生经历，成为首获日本文学大奖的华人作品。日本的一个企业家带着这本书飞到辽宁抚顺，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大妈，并带她回到日本。在许多善良的热心人士的帮助下，曾大妈终于叶落归根，定居大阪。

　　1991年，班忠义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日本成了一名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之后，他三次回国，根据线索寻访了10余名有着和曾大妈一样命运的日本妇女，这些老人被班忠义通过日本新闻媒体介绍后都找到了亲人并先后回到了咫尺天涯的祖国。为此，日本政府后来专门颁布了接纳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的妇女法。

　　1992年12月，班忠义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一个“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听证会”。在这次会上，一位来自中国山西的老人以她三次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血泪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当老人讲到当年她被日军灭绝人性地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的时候，老人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这无比悲惨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义的心。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起“慰安妇”的遭遇，并开始了对她们的救援行动。

　　“日本把那些去日本控诉的性暴力受害者都说成是‘慰安妇’，而事实上并不如此。那些妇女从来没有如日本人所说的是收了钱的，她们完全都是受日军摧残的受害者。”班忠义说，他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妇女在国内都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她们中一半以上都有妇女病，许多人生病也没有钱去求医问药，没有人帮助他们，几乎就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

　　1995年秋天，班忠义踏上了回国调查的旅途。为期1个月的采访中所见的老人们贫病交加的惨状，令班忠义的心沉痛不已。回到日本后，他决定搞社会募捐救助这些老人，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第一次募捐就募得了十多万元人民币。班忠义把这些钱全都亲自送到了每一个老人的手上。

　　“一个人真是力不从心”

　　2002年的冬天，班忠义带着山西盂县的四个老太太到太原去看病。那一次的经历让他觉得“一个人真是力不从心”。

　　“当时有两个老人先看完了病可以回家了，还有两个仍要在医院里等着，我一个人无法照顾过来，只好让司机先把两个老太太送回家，自己则留在医院里陪另外两位老人等着看病。”

　　那天下着雪，高速公路已经关闭了，年轻的司机就只能从山道上走。没过一会儿，班忠义接到了个电话，告诉他车在半路上翻了。班忠义听了吓坏了，立马赶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里检查，万幸的是，老太太只是手臂上擦破了一点皮，并无大碍。

　　班忠义至今回忆起那次的事情，还心有愧疚：“幸亏当时老太太安然无恙，如果出了点差错，我真的是不知会怎样。本来想做点好事帮助她们的，若好事成了坏事，我可真不能安心。”

　　这件事情，也让班忠义感觉到：“只有我一个人做事，根本忙不过来。顾东不顾西的，实在是很有局限性。”班忠义一直希望能够有其他的人来帮助或代替他做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让他有时间去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在拍《盖》的时候，刚开始也有两个朋友帮过忙，其中一个是来自北京的徐瑛，但因为毕竟作为男性，在采访那些老太太的时候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也因为后来又有了其他工作需要去做，因而就作罢了。班忠义就觉得最好能由一位女性来从事这项工作，这样可以更方便与那些老太太进行交流。

　　当然，现在也有些其他人士或团体会去关心老太太们，但他们大多是不定期的。还有些人会带些记者去拍照，然后拍完就一溜烟走了，跟“游击队”似的。甚至有些人为了金钱或其他的目的，拉着老太太们去做宣传，说是资助她们，却只给老太太发几瓶酸奶完事，还不会送到老太太家里，让她们自己去领。班忠义提起这些，就有些气愤地说道：“他们这种做法无疑只是在那些老人的伤口上撒盐。”在班忠义看来，照顾这些老人一定不能带半点个人目的。“她们需要些什么我们就怎么做，一定不能让那些老人们有负担。”

　　班忠义背后的支持者

　　自从班忠义开始从事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援工作后，辞去了在日本都算得上是收入丰厚的职位。而他每年至少要回到中国一次，每次回国就要呆上两个月左右，这样的工作方式又使得他不可能到某个公司里去谋得一个固定工作，如今他就在日本工业大学里任汉语代课老师。当年和班忠义一道来日本的同学，八九年后大多在东京混得很不错，都有了自己的洋楼、小车、理想职业和家庭，有的还当上了什么课长、社长的。每当同学聚会，就有人说他傻，不好好挣钱，去管什么“残留妇女”、“慰安妇”！也有人说：老班，咱们合伙吧，凭你的名气，干点啥不行呢？

　　班忠义这时总是淡淡一笑，他不是没有大把大把地挣过钱，但是全都花在自费回国采访、帮助那些不幸妇女的身上。而他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只要至少有一个人能理解就行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

　　2000年，班忠义被邀请到日本一个学校里讲课。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现在的妻子高桥敬子。高桥敬子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对物质看得很轻，比较关心一些社会问题，愿意帮助别人。2000年4月，班忠义的一部讲述他帮助在湖南的一位韩国老太太找寻故乡并帮助其回国的过程的纪录片——《王母郑氏》在日本上映。他邀请高桥敬子到日本小电影院里去观看了影片。看了那部纪录片，高桥敬子十分感动，而班忠义也向她表明了自己的心迹。2000年底，两个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就在班忠义和敬子定下婚期，准备接自己母亲到日本来的时候，母亲突发脑溢血离开了人世。班忠义说，这是自己一生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我救了那么多老人，惟独没把自己的母亲送进医院呀！”

　　如今，班忠义和高桥敬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在日本的家是在离东京约五十公里的龙崎。其实，在班忠义看来，他们的家庭就是一个“流动家庭”，如果他回国内的时间长的话，妻子和孩子也会跟着一起回国。

　　当被问到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时，班忠义很无奈地说道：“现在捐款资助老太太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她们的状况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本报记者 张 辰 本报实习记者 仓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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