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圆明园防渗工程迟到的听证

　　新华网北京4月13日电 题：圆明园防渗工程：迟到的听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杨、周玮

　　在一片激烈的争议声中，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13日在北京如期举行。

　　与听证会热烈的辩论气氛形成反差的是，圆明园寂静的施工现场。

　　放眼望去，平坦的湖底已看不到防渗膜，几台挖掘机静静地“趴”在湖中一角。闲蹲在岸边的工人指着湖底松软的新土对记者说，“都铺好了，就在地面50公分下边。”

　　一切似乎都太晚了。

　　生态工程还是“生财”工程

　　尽管此前遭到猛烈抨击，但听证会上，圆明园管理处仍坚持表示，在湖底铺设防渗膜是一项改善生态环境的节水工程。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说，圆明园的环境用水始终没有列入政府的水指标计划。通过疏通，每年圆明园向水务部门申请到的环境用水大约150万立方米，与实际需水量900万立方米相差甚远。如不做湖底防渗，圆明园一年中将有7个月处于无水期。缺水已造成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

　　这种被管理处称为“生态保护”的做法，却被出席听证会的多数专家视为“生态灾难”。被称为“质疑防渗工程第一人”的兰州大学教授张正春再度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流水不腐，死水易臭”，防渗使湖水与地下水系相隔绝，产生大量腐败气体。

　　“防渗、固化是河道、湖泊整修之大忌。”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进一步阐述道，自然水系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一个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方能维持健康。防渗和固化之后，水系与土地及其他生物环境相分离，失去了自净能力，从而加剧了水污染程度。

　　事实上，记者了解到，固化河道的做法早在多年前就遭到生态专家激烈反对，以至于北京市水利局为顺应这一生态理念，于2002年公开承诺，北京水系改造不再搞“铜帮铁底”。

　　那么，什么原因使圆明园管理者在水务部门的明令禁止下铤而走险呢？

　　“圆明园有1700多名职工，”朱红说，“如不加强管理，职工工资都难以保证。”

　　朱红所说的“加强管理”指的是“开源节流”。记者了解到，去年8月1日前，北京市公园湖泊生态环境用水的收费标准是每立方米0．3元，在此之后，环境用水涨到了每立方米1．3元。按圆明园管理处“圆明园开放区湖底年渗漏量近700万立方米”的算法，如果每年要补充700万立方米的水，圆明园一年就得多花700万元。

　　记者此前在圆明园调查时发现，福海西岸正在兴建码头。现场指挥作业的工头告诉记者，蓄水后这里将开发游船等水上项目，为公园增加收益。“他们还是把遗产当成了摇钱树！”参加听证会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代表薛野说。

　　此专家质疑彼专家

　　圆明园管理者称，防渗工程上马前经过了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和北京市海淀区水利局十几位专家的论证。然而，当时的专家论证结果被这次听证会上相当一部分专家颠覆了。

　　“为什么当时的专家论证结果和现在的专家质疑声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位市民直言，“当时的专家论证会有走过场的嫌疑，参与论证的专家有被企业‘御用’的嫌疑。”

　　“要不是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的偶然发现，先前的专家论证结果恐怕就永无‘翻案’之日了。”北京大学教授李迪华反问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命运怎能系在“偶然发现”的“钢丝绳”上？

　　“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程序缺失是圆明园防渗工程合法性的“软肋”。圆明园管理处承认，防渗工程是作为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展开的，没有进行单独立项。3月31日，环保总局以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为由叫停这项工程。

　　周孝正说，在圆明园这样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一项耗资3000万元的“宏伟”工程，居然“疏忽”了报批手续，反映出管理者法制观念之淡薄。

　　管理处只是圆明园的“管家”，而非“主人”。正如清华大学一位经济学博士所言，在国家财政支持有限以及民间捐助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作为“国宝”代管者的圆明园管理处，为了解决1700人的“吃饭”问题把圆明园当成了一个赢利机构。管理处为追求自身小集体利益而搞的商业开发，与“国宝”的委托者——国家和公众要将其建成遗址公园的取向相背离。毕竟，圆明园不是管理处的圆明园。

　　遗产保护路在何方

　　事实上，从张家界装电梯，到武当山“太子养生堂”改宾馆……再到圆明园铺设湖底防渗膜，由于开发建设造成的遗产破坏现象近年屡屡发生。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指出，我国拥有29处世界遗产以及众多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遗产所承担的作用与普通公园或游乐园截然不同，其目的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开展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游览审美等精神文化活动。但目前，失控、超载的各种商业开发对遗产保护已造成严重威胁。

　　据了解，在遗产保护机构设置上，我国目前采取地方管理的方式。而在许多遗产保护富有经验的国家，遗产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例如，加拿大专门设有遗产部，美国的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

　　文物保护专家、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没有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很难对遗产实现有效的管理与保护。我国正处于转型期，体制尚未理顺，法制不够健全，经济发展速度又快，这一问题显得尤其迫切。罗哲文告诉记者，近20年来，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曾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遗产管理部，但目前尚未结果。

　　在现行体制下，如何走出遗产开发与保护的怪圈？北京大学专门从事遗产保护研究的李伟博士认为，美国《遗产合作伙伴法》提供了破解这一难题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的要点是，在遗产管理的问题上把纵向和横向的相关部门有机结合起来。而我国目前的遗产管理体制，是注重纵向、忽视横向的。

　　据介绍，美国这部仍处于立法进程中的法案规定，一些具有较高价值遗产的建设项目的实施，需要由环境部、相关专业协会，以及历史保护和研究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取得共识后方可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说，圆明园事件反映出遗产管理仍存在误区。他认为，遗产保护需要多学科参与。目前，与遗产保护相关的各个部门尚未建立沟通、合作机制，直接管理者、相关机构、专家以及公众之间没有形成运转良好、规范的沟通、合作渠道。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形成各个相关主体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只有这样，圆明园防渗事件才不会重演。

　　在一片争议声中召开的听证会又在争议声中结束。防渗膜是否拆除，圆明园防渗工程到底要交多少学费，这笔学费最终由谁“埋单”，迟到的听证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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