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商业银行治理的关键在公共治理(图)

王君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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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中国目前的银行治理，相当程度上受到公共治理的制约。一个本来由市场决定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决定，这样的土壤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金融家集体。问题的另外一面是，银行缺乏一个有切肤之痛的所有者。我们不得不做这样一个两难选择：长远来看，政府不是理想的和成功的所有者；但在中近期内，政府又必须承担起所有者的功能和责任。

　　商业银行的治理受公共治理水平的制约

　　有很多事情，都能经常触发我对商业银行治理与金融家精神塑造这个问题的思考。每当发生重大的丑闻案件，一次重大的注资，或一次重大的金融政策的宣布，都会引发这样的对根本问题的思考。

　　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特点。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进行公司治理改造，怎么样在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先例的一个事情。

　　国有银行在世界上是比较普遍的。前些年世界银行做了一项调查，按照资产规模看，国有银行占的平均比重是50%左右，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而中国的国有银行比例在百分之六七十左右。问题解决起来更不容易。

　　所谓金融家精神，显然是长期积淀的一个文化，一种结果，甚至需要上百年才能塑造出来的一种精神。但是当前很多政策、做法、制度上的安排，都会对这个精神的塑造产生影响。

　　银行治理的问题，在两三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蔡重直给我写的评论，当时的题目是“商业银行治理的关键在公共治理”，这样一个题目和内容在今天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银行的治理和企业的公司治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公共治理的制约，公共治理这个词，即“public governance”,其实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的关于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些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讲公共治理问题。这个提法的真正含义，是如何在公共领域解决好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平衡制约的问题，科学决策的问题。

　　公共治理如何影响银行公司治理？

　　那么，公共治理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从银行领域来说，我觉得影响无处不在。

　　比如人事任免问题，把一个本来由银行家金融家决策的专业的商业问题，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决定。这样就使得中国目前在银行领域工作的各级管理者，实际上具有非常复杂的身份和多重目的。显然，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政府官员，甚至很有政治头脑，人缘也很好，很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员关系、社会关系，但他未必是合格的银行家。从银行家精神角度来看的话，显然要把这个问题分清楚。真正具有银行家精神的人到了中国目前的银行体系里，可能一天都混不下去。因为中国的银行家，需要面对的是大约十余个有权决定他的命运的人，但是却没有人，或者很少能有人单独地决定他的升迁，以及成功与否。这样一来就造成所谓的“divided loyalty”,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该向谁效力，该对谁忠诚，该为谁负责。国有银行行长恐怕都摆脱不了这个命运。他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他必须研究对他仕途产生影响的这些人的偏好，包括业余爱好，文化生活上的需求等等。在这样的土壤上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金融家和一个金融家集体来的。

　　金融家精神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形成的，按照西方文明的历程来看，其实是血与火的提炼与考验。牺牲了很多人，包括被那些丑闻弄掉的人在内。有了来自正反两方面的反复的斗争，才提炼出来这样一种精神，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今天在中国，究竟有没有金融家，有没有银行家？显然有，只是还没有形成主流。从我做过银行监管者的经历来看，每当我进入到具体的一家商业银行，一进入大堂，上电梯，进入会议室、办公室乃至上厕所，面对面谈话，都能闻到、感觉到这种精神的存在。这位金融家的人格力量是否具有、这个银行家的专业专注程度是否很高，还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阿谀奉承之辈，一个小人，或者一个心思不在银行方面的人，这个东西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我们明天开会，就请了浙江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城市里的商业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CEO。这是我们无意之中发现的，我们觉得他们才像一个银行家，是具有真正现代商业银行意识的人。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银行家很难得到认识。其中的原因，其实都和公共治理有关。中国现有的国有银行除了政治化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年来缺乏商业化取向。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你再说商业化取向、商业化原则人们会觉得老生重谈，但是现在追溯我们很多问题都和缺乏商业化原则、商业化取向有密切关系。这就是说银行是要以赢利为目的的，而不要再跟他说支持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社会责任等等冠冕堂皇的话，以后凡政府官员和银行监管者，再听到银行家这种话就应该当场予以斥责，说这种与市场经济和上商业银行本质不搭界的话，与你的身份不符。

　　多年前我带队到中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现场稽核，其中有项贷款是贷给一家国有外贸公司的，本来明明已经拖欠很久了，信贷人员却将这笔贷款划分为正常类，而不是根据预期和损失程度划分为可疑类或损失类。信贷员的解释，说这是一家国有外贸公司，我要把他等级降下来，会影响这家国有外贸公司的对外形象。我说你是什么人？你这个话不是一个信贷员说的。作为信贷员，你的责任就是看好这笔贷款。由于我们常常把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和商业的问题混在一起，给一些不搞真正银行业务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甚至是搞邪门歪道的人提供了借口，这样对那些对真正要搞商业银行治理的人反而成为一种制约。

　　现在缺乏对国有银行利益有切肤之痛的所有者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和政府部门的诱导，公共治理的水平以及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在这些方面，不应该仅仅看到商业银行的自身公司治理的问题，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也都面临公共治理水平制约的问题。比方王松奇几次提到的国有银行重组，上市都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里面有一系列原则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其实在这些银行本来可以是可以建立起比较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实现潜在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是注资的问题。国有银行要不要注资，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如果不把国有银行从国家隐性担保的位置拿掉的话，注资是没有必要的。

　　第二，即使决定注资也有一个时机问题。我们的一个选择是在战略投资者已经表示出了投资的兴趣，通过尽职调查和会计审计， 对损失程度做出了一个可信的度量，这个时候发现有一个明确的资金漏洞需要填补。倘若不填补，人家就不进来。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是先注资进去，等战略投资者作完尽职调查和审计以后，发现这个洞比预计的还大，这时就非常可能不得不二次注资？这种二次注资的方法对于政府信誉是一个损失。因为此前已经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最后的晚餐了。我们所说的公司治理，公共治理，金融家精神，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可信度的问题，像人的信誉一样，政府的信誉是同样重要的。

　　再一个，王松奇说政府对于国有银行的资金扶持太慷慨是有道理的。不管国有银行还是其他银行，你要提高注资都是有条件的，资本应该是通过改善经营挣来的，而不是无条件要来的。比方我们五个人今天下午不在这儿调侃，而是决定办一家公司，我们拿了钱，一年以后发现这个钱没了，监管者说你们作为股东有股东的责任，我们五个人肯定不会说我们再拿出多少钱来，而是说谁把我们这个钱糟蹋了，首先要想尽办法把拆烂污的管理者惩治了，然后再考虑怎么选择一个真正能代表我们利益的人来经营公司。所以我们会委托一个真正的银行家去经营。现在缺一个像我刚才描述的这样一个有切肤之痛的所有者，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过国有银行的重组，注资得到解决，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地位和身份是不明确的。

　　现实要求政府担负起所有者的责任

　　在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地方，要想实现真正的商业化取向，不明确私人所有者的地位和身份，从长期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国有银行真正成功的极少。不是没有，有几家，比如德国就有。但绝大多数，90%的国有商业银行都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政治目标使他无法模仿纯粹市场的商业行为。

　　我还想说明的是另一点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不管你愿意与否，不管你是否决定商业化和私有化，在近期内政府都有责任担负起所有者的功能。当然从另一方面，从长期、根本上看，我们认为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近期你又不得不去做到这一点，因为这在现实中既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内在的悖论，一个两难的选择，现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困难也就在于此。

　　为什么这样说呢？拿现在国有银行来说，还是缺少一个真正强大有力的所有者。由这个所有者来帮助这些银行建立起真正的董事会，再由这个董事会开放地在全世界，至少在全中国范围招聘一流的银行家、职业经理人。把这个位置拿出来，并且让职业经理人接受竞争者的挑战，这样他就能被激励起来。所有这些问题归到根上，就是公共治理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有有一个强大的国有银行的所有者，才能通过他们确定银行的战略、方向、机制，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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