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怀在江海，结想上云天：纪念罗荣渠教授

　　作者：庄礼伟

　　今年4月，是知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逝世9周年。罗先生因研究现代化而声望卓著，但研究中的艰辛和彷徨，可能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时光如梭，当学界中许多人把“现代化”还原成一个历史学课题并把目光聚焦于“发展”，当中国城市的领导们屡屡以“现代化”来包装自己的政纲，当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把中美现代化

差距校准到“100年”的时候，罗先生离这一切都很远很远了。其实，以“现代化”为角度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充满彷徨、艰辛、热望、浮梦的心路，倒是一个好题目；把“现代化”当作一个有趣或沉重的“话语”来作话语研究，也是不错的。如此一来，罗先生本人和他的现代化研究，都可以作为被研究的题材。

　　1996年罗先生去世后，学界陆续有一些追思文章和评论文章，对罗先生的学术贡献作出了详细的评价，然而看起来大多只是在罗先生的“乾坤袋”里摸索移步而已，并没有跳起来俯瞰一下“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之中的人与国、语与境。其实对于大师、先贤们，仰望和俯瞰都是可以的，后现代的双重解读策略虽然不客气，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诸多大师、先贤们的“乾坤袋”中凿出些光亮来。

　　而以研究现代化闻名的罗先生，偏偏又是一个品味高古、古意盎然的人，他呼吁国家要向前、要现代化，自己内心却总是逆流而上，潜心于古人世界，给那些钻进“现代化”“乾坤袋”的人，留下一个戏谑的、古怪的笑容。

　　笔者在京读书期间，曾去罗先生寓所拜访过几次。寓所被主人命名为“上下求索书屋”，房内陈设简朴而拥挤，饭桌和木凳皆笨拙粗陋不上漆，仿佛是先生故里四川的农家之物。书房是最体面的一间房，除了累累书籍之外，还有许多书画卷轴，墨香浮动，让人觉得在“现代化”之外，还别有洞天。

　　1998年笔者参加北大历史系与荷兰国际亚洲研究院合办的“亚洲与中国的现代化：1860─1960”研讨会，获《求索斋书法──罗荣渠遗墨选》一册(罗先生曾任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得以进一步了解罗先生的内心世界。书家选择某家某诗某句或某段自家文字，都有讲究，而以抒怀为第一要旨。先生遗墨中，既有屈子之离骚，陶潜之“一日难再晨”和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心中执著不解之结，也有诸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等句。诗句是别人的，心境却是先生自己的。

　　先生亦能诗，如赠友人诗：

　　洪都共砚未能忘，犹忆鱼洲茅草房。一路风尘君仍健，几回笑说蠢周郎。冬夜冰雪惊凉梦，春宵寒雨暖华章。何处南园好种树，古今上下任飞翔。

　　读罗先生高远挥洒的遗墨，心中叹道：为学者如能学问、风骨、灵性俱全，该是一种多么理想的境界。

　　1995年春节前，我去医院探访住院的罗先生。先生穿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身材高大而消瘦，远远地看他在医院楼道中走动的背影，一缕阳光追在身后，这时候的老罗，就像一位宽袍大袖飘然化外的古时高士。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在交谈中我们谈起他的《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刊于《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文中论及诸多不平之事。先生还提及史学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我安慰先生说：烹调、赚钱、休闲、言情、传奇等等流行书籍，是给一般人看的，读者自然众多；而史家之书，历来是给王者和有抱负者看的，用一句自由派人士不高兴的话来讲，这就是“王者书”，读者自然稀少，但读者是精英级的，数量不多没关系。这番歪论先生听完，仍有不平之色。

　　此时的罗先生，与当年那位“书阁空谈匡时策，生雏展翅出夔门”(罗先生《返乡吟》)的少年是多么相似。“老来仍做少年梦”(《返乡吟》)的罗先生，忧思满腹，壮心不已，只可惜天不假年。去世前的几个月，尽管身体已相当不好，但他还是忙于学术思考与写作，1996年初他规定自己“平均每个月要写一篇论文或文章”，但他这一年只写了3篇。1996年4月4日，先生因长期过度劳累，突发疾病辞世，享年68岁。

　　罗先生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学者，一直走在学科的前沿，他在为学、办事的效率方面也堪称现代人。但在他意境幽远的遗墨中，也屡屡有康有为的“放怀在江海，结想上云天”和曹雪芹的“不求邀众赏，潇洒作顽仙”这类前现代或后现代总之很不现代的诗句。罗先生当年在北大，做的是最时尚的课题，同时他又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批读书人之一。他求索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路向，又情系诗经楚辞的年代，是严谨的学者，也有灵逸的诗家胸怀。

　　他真的是那种能畅游上下古今的人。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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