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暗中执法该不该 自愿秩序优于强制

　　本报连续报道引发深入思考。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接受本报采访表示——

　　交警“暗中执法”该不该？ 自愿秩序优于强制

　　人民网记者 李章军

　　“暗中执法”该不该设，要不要改？

　　“暗中执法”备受关注说明了什么？

　　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共管理提出了哪些新课题？

　　从结果的角度看，支持和反对“暗中执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毛寿龙教授说，暗中执法的确有利于威慑心存侥幸的违法司机，让他们做到警察在与不在一个样。但暗中执法也的确让人感到不舒服，让人交了罚款，还需要付出心理恐惧成本。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有些人是遵警不遵法，但绝大多数人遵守交通规则并不是因为服从警察，也不是惧怕警察，而是出于对公共交通秩序的尊重，出于对自己的安全和他人行车安全的基本考虑。

　　“如果大家遵守交通规则皆出于对交警执法的恐惧，要解决问题也就只有靠交警加强执法力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毛寿龙说，如果交警无限制地强化执法，提高威慑力度，驾驶员侥幸心理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违反交通规则但未被抓住处罚时感到无比的兴奋。这种兴奋，会让驾驶员倾向于犯法，而不是去守法。

　　毛寿龙说，暗中执法正反两种效应都的确存在，这是大家对这一执法方式存在不同看法的原因所在。

　　强制秩序具有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直到强制达到最高水平失去效率为止

　　毛寿龙说，如果从结果的角度大家无法对暗中执法作出取舍，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从秩序的角度看，公共秩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强制秩序，二是自愿秩序。”毛寿龙认为，强制的秩序，往往依赖强制力来规范每一个人，尤其是依靠惩罚让大家遵守秩序。强制往往导致威慑和恐惧。驾驶员一见到警察，过去警察不敬礼，会感到不舒服，现在警察敬礼了，礼貌执法，但驾驶员还是感到不舒服。在这样的关系中，警察和驾驶员还会发生另外的关系：如果是朋友、亲戚或者有利益交换关系，警察往往放驾驶员一马，驾驶员见到警察不再恐惧；而没有关系的驾驶员，则往往通过警察不在的时候违法来宣泄恐惧。

　　“一旦强制成为秩序的基本价值，对强制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一是处罚力度升级；二是发明各种各样的制度来约束警察徇私枉法；三是发明各种办法，如暗中执法来让驾驶员没有机会宣泄恐惧情绪。因此，强制的秩序具有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一直到强制达到最高水平而失去效率为止。”

　　强制秩序与自愿秩序明显不同，前者令人厌恶，后者让人身心舒畅

　　毛寿龙说，与强制秩序相反，自愿秩序认为，人们遵守交通规则不是出于恐惧，人们见到警察，想到的是公共秩序的辅助者，而不是惩罚和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和驾驶员就会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警察不敬礼，驾驶员不感到难受，警察敬礼了，驾驶员会感到是真正在敬礼。如果强制和惩罚只是一种公共交通秩序的辅助性手段，而不是基本的警民关系准则，警察就会倾向于公正地去执法，驾驶员也不会执著地寻找机会来宣泄恐惧。

　　“在自愿秩序中，孩子哭的时候父母就会说，孩子不哭，有事情找警察，在强制秩序中他们则说，不许哭，再哭，警察来抓你。”毛寿龙说。

　　毛寿龙认为，以惩罚为本的强制秩序和以人为本的自愿秩序，前者令人厌恶，让人往往以敢于违反交通法规并且不受处罚为乐；后者文明而体面，让人身心舒畅，更加乐于遵守交通秩序。

　　“所以，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们对暗中执法依然难以取舍的话，从秩序的角度出发，人们显然会选择文明而体面的自愿秩序。”

　　从“以管为本”走向“以人为本”，意味着公共管理将更多的依靠公民的自觉

　　对于暗中执法引发热议，毛寿龙教授认为，暗中执法是否妥当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标志着今天社会公众更加关注个人的体面和权利，而不仅仅关注管理的效率；同时标志着政府管理正处于方式变革的关键时期，公共事务管理正在从“以管为本”走向“以人为本”，正在从强制管理向人性化管理迈进。

　　毛寿龙认为，政府公共管理从“以管为本”走向“以人为本”，意味着公共管理中人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意味着强制将逐渐转变为辅助性的手段，公共管理更多的依靠公民的自觉。“即使要执法，也是人性化执法，也应采取以人为本的执法，而不是以可能伤害公民个人权益的方式执法。”

　　4月15日，北京市交管部门公开表态：北京交警不会取消且将继续加强暗中执法。这之后的第三天，即4月18日，南昌市交通管理局恢复了暂停29天的对道路违法违章行为拍摄。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则向社会公布，交警在依法执法的前提下，要遵循“不准躲在暗处执法”等“四不准”规则，并公布了该支队的业务咨询电话，以便社会监督。该支队负责人表示，交警不躲在暗处执法，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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