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末代港督彭定康又牛了

　　提起彭定康的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他是英国保守党前主席，1993年，48岁的彭定康被派往香港担任末代港督，亲眼见证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旗帜在东方明珠降落。

　　从1997年彭定康离开香港到如今，8年过去了，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以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彭定康在回到英国后，担任过欧盟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2004年，在角逐欧盟委员会主席失败后，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读论语和读圣经一样多

　　时代人物周报：彭定康先生，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香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彭定康：在香港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5年。港督职位，从政治上来说很辛苦，但我爱那个城市，我爱她的中国味，爱她的中西融合，我爱她的活力、她的繁华。我喜欢她文化中的很多方面，我喜欢那里的饮食。在那里，我对中国音乐产生了兴趣，也读了很多中国历史，我读论语和读圣经新约一样多。我爱那个地方，我的家人们也爱那个地方。

　　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很多中国的高级公务员，他们都是最棒的。

　　当人们想起我的时候，即便他们不同意我的政见，他们也会记得我爱香港。那里总有我的牵挂。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评价香港现在的发展？

　　彭定康：香港成功地度过了1997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经济仍然保持了很好的面貌，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我更加相信，香港人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香港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个重要部分，是一颗明珠。

　　时代人物周报：如果你在担任港督期间有任何遗憾的话，是什么？

　　彭定康：我所遗憾的是，当时我觉得我必须为了香港和中国官员们进行争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我所尊敬的，自从我离开香港之后，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很好。我想，中国官员把我看作是欧盟负责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委员，我努力改善中国和欧洲的关系。现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在按照我期望的步骤前进。

　　中国是一列快车

　　离开香港后，1999年，彭定康被任命为欧盟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上任后，他力主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为促进中欧关系数次访华，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发展中欧关系如此重要？

　　彭定康：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合作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有建设性，更加有国际地位。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看来，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彭定康：我认为，外面的世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时候不够理性，原因在于中国的面积和潜在的经济重要性。这是一个人们从马可波罗时代就犯的错误，人们，尤其是商人有时可能会忘记，要在中国发展好就必须遵守某种约束，这和在美国或欧洲发展是一样的。目前，有时对于中国问题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夸大。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发展得极其迅猛，中国经济像火车一样向前飞驰，而且是快车。

　　即使她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机构仍然有理由估计，她将保持7.5% - 8%的增长率。中国的增长是基于制造和销售，而美国的增长是基于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如今，美国是在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钱买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能持久的。

　　管理大学就像“赶猫”

　　2003年，彭定康接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第294任校长，并将终身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这个职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收入，却能让他享有极高的声望。在就职仪式上，他说必须以“商业方式”来管理牛津，这样才能跟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学竞争。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和牛津之间，是谁选择了谁，是你寻求到了这个职位，还是他们找到了你？

　　彭定康：我没有寻求这个职位，我也没有想到会担任这个职务。前任校长詹金斯去世的时候，牛津大学的一些教授找到我，还有牛津大学一些学院的院长，他们希望得到我的允许把我的名字纳入候选人名单当中。这是一种比较古怪的、英国式的行事方法，而且只会在牛津大学发生。

　　在欧洲所有的学校当中，只有牛津大学会有这种选举。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投票，所以投票的有数千人。我必须说，我对教育非常感兴趣，我早就说过，大学之间是研究和竞争的关系。

　　时代人物周报：政治和教育之间有什么区别？

　　彭定康：有些时候我在想，最错综复杂的政治就存在于大学和教育当中。基辛格博士曾经被问到，他是如何在华盛顿和政客们周旋的，当时他是美国的国务卿，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他说，他训练有素，因为他在哈佛大学治学期间已经被迫处理了很多政治问题。大学里面有真正的政治，这样说是不过分的。

　　时代人物周报：你是指在校园里吗？

　　彭定康：就是指在校园里。按照政治家的方式去想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只是苍白地重现了校园里的事。虽然学校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开会去决定事情，但我想在任何学校里都有相当多的政治。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你的政治经历会帮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牛津大学校长吗？

　　彭定康：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够使我成为好的校长，能够把人们管理好。虽然在真正的大学管理中，按照规定我的角色是个独裁者，像所有的前任校长一样，是董事长而不是首席执行官。但在任何学校里，让人们合作都有点像是要把猫赶到一起。对于我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经历，我的“赶猫技术”已经很专业了。

　　“要保持现状，就必须多方改变”

　　牛津大学成立于1214年，是英国乃至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但从资产上比较，牛津大学不仅落后于英国的剑桥大学，更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著名大学。作为牛津大学的新任校长，彭定康面临着新的挑战。

　　时代人物周报：在作为牛津大学校长的工作中，什么对你最具有挑战性呢？

　　彭定康：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任何优秀的大学保持其地位都是很难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中，私营企业和就业都受到影响，同时全球化对大学也有影响。我们在和美国的大学竞争，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等。

　　我们在为了优秀的生源和优秀的研究人员，坦白地说还有资金，而展开竞争。我们需要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不会落后于比我们更有钱的大学。

　　时代人物周报：未来的牛津和过去的牛津会有哪些不同？

　　彭定康：每个大学都需要变化，而这里也蕴涵着一个矛盾。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讲的是一个19世纪的西西里贵族，这本小说的名字叫《豹》，作者是意大利诗人朗坡杜萨。书里的主人公说：“如果希望保持现状，我们就必须多方改变。”这是非常深刻的真理。

　　牛津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品牌效应的学校，一部分原因是她的赛艇运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牛津大学。

　　时代人物周报：一部分原因是你是校长。

　　彭定康：这我可不敢当，你太客气了。如果你和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进行访谈，他也会说即使哈佛大学拥有丰富的资源也要保持革新，否则就会被落在后面。要保持革新和传统的平衡，这是必须的。

　　幸运的政治家

　　彭定康1944年5月12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1966年，彭定康大学毕业后立即加入了英国保守党的阵营，由于在牛津所受的专业训练，几年之内，他便成为保守党政策咨询的头号专家。1990年到1992年，彭定康担任了英国保守党主席。

　　时代人物周报：最初走进政坛的时候，你的志向是什么？

　　彭定康：说起我的志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回答是在假装神圣，也不要觉得我在隐藏真正的野心。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通过自己做的事情而获得尊敬，我想当一个好的发言人、好的政治写手、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国会成员。不论我做任何一个工作，我有多么喜欢它，我都希望我能做好并获得升迁。

　　整体上来说我很幸运，我当过内阁部长，当过欧盟委员，我主持了北爱尔兰和平谈判时期的警察行动，我当过殖民地总督、最后一位殖民地管辖者，还当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校长，所以我的人生很幸运。

　　时代人物周报：对你来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政治家？

　　彭定康：我想完美的政治家应该是透明和坚韧的综合体，要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发言的能力、要向人们解释你在做什么。在我的理想世界里，我喜欢用非凡的智慧来处理事情。

　　美国前总统里根不是学者，但他很聪明，善于沟通。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不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她都非常善于和人沟通，沟通她正在做的或者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对撒切尔夫人有任何怀疑，也没有人会说“我对她没有评价”。人们要么爱她，要么完全讨厌她。

　　我想透明和坚韧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有能力开发思想的政治家，他们用智力来总结过去，通过这些总结来折射现在或未来。我还喜欢诚实。

　　个人生活和家庭

　　在过去的岁月中，彭定康有过风光和荣誉，也有过失败和心酸。1992年，彭定康作为英国保守党主席，领导保守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但自己却输掉了议员席位。作为安慰，英国政府派他到香港担任了末代港督。2004年6月竞选欧盟主席时，他以失败告终，从此离开政治舞台。

　　在多年起起伏伏的政治生涯中，彭定康一直都有家人在鼎立支持。

　　时代人物周报：彭定康先生，我们来谈谈你的个人生活。你有三个女儿，我们相信你的夫人和女儿在很多方面支持你，哪个方面最多？

　　彭定康：我非常顾家，对我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我的家庭和我的宗教信仰。我的家人关系很紧密，彼此之间互相支持，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有两个女儿都结婚了，都离开家了。她们各自的生活都很好也经常回家，我们家经常有家庭宴会。

　　至于她们是如何支持我的，首先她们给了我稳定的生活。政治生涯是很不稳定的，而她们对我离开伦敦去香港都很支持。我的小女儿在香港完成了她的中学学业，不管我的事业中有什么变化她们都支持我。

　　我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家庭型男人，我不能想象假如没有愉快的家庭，我在有压力的公众生活中会怎样。

　　时代人物周报：所以说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没有成为对你的挑战。

　　彭定康：有过一次。我举一个例子，我夫人曾经是个律师，当我去香港的时候，她放弃了事业，这对一个职业女性来说是很难的。她现在是一个调停人，基本上是个志愿者，她帮助正要离婚的人们尽量避免过多地互相伤害，或者伤害他们的孩子和财产。她为了我放弃了她的事业，这都因为我是个政治人物。

　　这个国家的媒体对个人和私生活干扰得很厉害，在欧洲其他地方要好一些。我的小女儿是个好演员，有很多好作品，当她接受一个报纸采访的时候他们却总是谈关于我的事情，并不是谈关于她的事情。这让她很生气。我想对于家庭生活的干扰可能是欧洲公众人物生活中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因素。

　　时代人物周报：你的夫人为了你牺牲了事业，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家庭和事业之间的选择，结果如何？

　　彭定康：我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那种痛苦的抉择。我想如果我更有野心更加锋芒毕露的话，我的家庭可能会承受更多。但我不会有那样的行为，因为我的遗传不是那样的，那不是我。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的印象中，你有没有什么缺点？

　　彭定康：哦，有的，我对别人不够宽容，我的评价太严格太苛刻。有时候我对政治中的一些粗俗问题表现得很轻蔑，而这些都是政治中很正常的问题。可能我太强调事情中的智力因素，我觉得我的主要缺点是太喜欢批判，有时候太喜欢装神圣。

　　时代人物周报：怎样才能当一个完美的丈夫？

　　彭定康：完美的丈夫应该知道，婚姻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事情。而我作为一个丈夫，被妻子帮助的时候比我帮助妻子的时候多。当我看到我的女婿们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现在的婚姻都好比是合资企业，双方都是平等的。现在的年轻夫妇都轮流看家、购物、看孩子，我觉得这种发展方向是好的。 特约撰稿 潘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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